国史氏说：我读西方的历史而感叹公党对于国家的好处，是那样伟大。我读国史到宋、明两朝，而感叹私党对国家的毒害，是那样猛烈。那些私党，论他们的品性不一定是小人，君子也有很多。他们的目的也不一定是寻求禄位，而以辞去禄位为目的的也有，他们所争的，也不一定是政治问题，然而无论从哪种问题出发，而最终都要牵连到政治上来。他们的党徒也不一定是有意识的结合，然而一旦遇到事，就会兴风作浪，前面有一个对着影子叫的，后面就有跟着声音叫的。总而言之一句话，意气用事而已。意气胜了，国家的利害就可以置之不顾，这种风气起于王安石执政之前，成于王安石执政之时，而它的高潮是在王安石罢政之后，宋代是因此而亡的，而它的流毒到了另一个朝代也没有停止。分析它的性质，那么当时新法被阻挠和破坏的原因，就可以看到了。
王安石才执政的时候，第一个弹劾他的实际上是吕诲，那是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的事。现在录下吕诲的上疏来分辨一番：
臣认为大奸似乎是忠良，大诈似乎是诚实，只是要看用他的时机对不对。如少正卯这样的才能，说谎话而坚持是事实，行为怪诞，不接受劝告，自己的错误，却把它粉饰为好事，记忆力强，学问也渊博，但所知皆丑陋，如果不是孔子圣明，谁能除掉他呢？唐代的卢杞，天下称他为奸邪，唐德宗却不知，最终成为大患。所以说了解人难，尧舜都受过害。陛下才即位时，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不久召为学士，官吏们都欢庆陛下的明察，提拔有能力的人做他适合做的事。等他坐到高位，众人就议论不允许，放在秤上，谁也不能以轻重来欺骗。古人说“朝廷上，不是草民百姓能说话的”，说的正是这个。我看参知政事王安石，外表淳朴，内中藏有巧诈，对上傲慢，阴险残忍，这是人们都知道的。我略说十件事，都是看到的实事，希望皇上从被蒙蔽中醒悟。这里有一句诬陷，万死不避。王安石过去在嘉祐中判纠察刑狱，因为开封府争鹌鹑公事，理由不当，予以驳回，御史台稍一发文催促，谢恩的话倨傲不恭。之后到仁宗皇帝时，不久王安石丁忧，这事就算罢了。王安石丁忧丧服满，托病不起，多次诏令他不来，整个英宗朝不做官。就算他有病，陛下即位，也应来朝廷一见，才算稍有一些人臣的礼节。等被任命为江宁府，因为对他自己方便，才从命，慢上无礼，这是第一件事。王安石任小官，每一次迁转，就不停地躲避不从，在知江宁府时被授予翰林学士，坚决辞谢。先帝临朝，他就有在山林中隐居的想法，等陛下即位，才有在金銮殿上侍奉皇上的兴致。他为什么前面那么怠慢，而后面那么恭敬呢？见利忘义，难道是他的心思吗？好名想高升，这是他的第二件事。皇上引见赐对经术之士，讲解先王之道，设置侍讲侍读这样的职位，执经在皇上面前，是为皇上述说，并不是传道。王安石在这个职位，于是坐着讲说，使皇上的万乘之尊屈于下，而他摆出师长的架子，真是不识上下的礼仪，君臣的名分，何况他本应该明白道德而辅助别人的呢？只是要挟君王自取声名而已，这是他的第三件事。王安石自从执政，事情无论大小，与同列大臣商议，有时因奏对，自己单独去见皇上，多次求得御批，自己下发，以阻塞同列的议论，正确的都揽在自己身上，错误的使怨恨指向皇上，感情用事不公道，这是他的第四件事。王安石在纠察司，驳回别人的理由多数不合情理，与法官争论刑名不统一，常怀有怨愤。昨许遵误断谋杀一案，极力为他主张，妻子谋杀丈夫，审问后意欲为这种罪减刑，挟持感情而损坏法令，用以报私怨。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决定事情，只听到相勾结的声音。中书省和枢密院研究事情，也都害怕他。徇私报怨，这是他的第五件事。王安石初入翰林，没有听说他举荐过一个人，翰林中的同列，他最赞赏他弟弟王安国的才能。朝廷给他状元的待遇，王安石还说太薄。主试官判卷时不给王安国优，就被中伤。小恩惠必答谢，一点点私仇也要报复。等他执政，才半年，恃势弄权，无所不至。从此害怕他的人都曲意听从，依附他的人出卖自己希图仕进，奔走于他的门下，惟恐落后。他个人的死党，现在已经很多了。怙势弄权，这是他的第六件事。他做宰相没几天，官职的任命就自己做主，凡是被逐放到外地做官的，都是不依附自己的人，还妄言是皇上的意思。如果是这样，就不应是王安石报怨的人。丞相不写敕令，这是本朝的惯例，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做的。他的用意是显示自己的威风，以惊动朝廷，而现在执政的同列都依顺他，重臣们都回避他，于是他就可以专横地做任何事。专威害政，这是他的第七件事。凡是在皇上面前奏对，总是放肆强辩。曾经与唐介争论有关谋杀的刑名，导致喧哗，大家否定王安石而肯定唐介。唐介是忠诚刚直的人，顾大局，不能在口舌上占上风，不幸愤懑，发病而死。从此同列尤其害怕他，即使是丞相也不敢和他较真。任性地评判是非，欺辱同僚，这是他的第八件事。陛下正要效法唐尧，与九族亲善，奉养亲人关心兄弟，以影响天下风俗。而小人章辟光提出建议要使岐王迁居到外地，这是离间的罪名，一定是罪不容诛的。皇上有旨意送到中书省，想要判他的罪，王安石坚决抗拒不服从，还进危言以迷惑皇上，他就是想要离间，于是真造成了那样的结果。他结朋为奸的事已经很明确，这是他的第九件事。现在国家经费方面的会计事务，都在三司，王安石执政，与知枢密的人一起制置三司条例，军事和财政他都管，所掌握权力的轻重就可以知道了。又举荐三人做事，八人到各路巡行，虽然名为商榷财利，其实是动摇天下。我没有见到它的利处，先见到了它的害处，这是他的第十件事。我所举的这些猥琐之事，污浊了皇上的耳目，确实害怕皇上欣赏他的才辩，长久倚重亲近，分不清真假，辨不清邪正，大奸得到势力，那么贤者就会离去，败乱由此而生。我推究王安石的作为，本来没有长远打算，只是务求改革，与人不同。只是修饰自己的言辞，掩饰过失，蒙蔽皇上欺瞒下面，我很担忧，误天下苍生的，必定是这个人！希望陛下治理天下的大事，还要和众人商议。现在天灾多次出现，人情不和，只有澄清才行，不应当搅浊。像王安石这样的人久居朝廷，天下肯定没有安定的道理，臣之所以竭诚而言，不考虑横祸，是希望感动皇上，望能判别真伪；况且陛下刚毅果断，对隐藏的一切都有察觉，应当和贤士们的说法相质对，就知道我所说是否中肯。然而诋毁大臣的罪，我不敢逃避。孤立危险的情况下，我写下这些，是因为职分所在，不说心里难安。回复奏章，请回避怨敌。
吕诲是什么人？就是治平年间（公元1064年~1067年）因濮议弹劾韩琦、欧阳修，请求杀欧阳修以谢祖宗的那个人。欧阳修所著濮议，对于他的语言、状貌、心术，都刻画无余。欧阳修所说扬君之恶以显示自己的善，还不足，何况是以恶名诬陷君子而获取虚名呢？当时的言官们，大都这样认为，而吕诲是他们的代表。现在就按他所弹劾王安石的话来辩解：吕诲一开始就把卢杞比为王安石，然后才说所疏的十件事，很有点不得已才这样说的意思，而第一件举的是争鹌鹑这一案。当时王安石所判是否得当，现在全案在史书上查不到，已经无法考证。即使所判不当，也是法官解释法文的错误。法文已经很详细了，况且事情在嘉祐末年，至此已经六七年了，这难道还不能过去吗？他的第一第二件事，都说王安石养望名声，实际上是怀有营谋官职之心，这本是一件事，而强分为二，目的是要凑够十件事的数目，已经是很可笑。按他所弹劾的，来看一下事实，考证治平二年七月，王安石丧服满，英宗召他到朝廷，以至于催了两三次，王安石也有三篇辞谢赴京的三个状，都收在他集中，只是说抱病日久，经不起跋涉，等稍能支持，再任凭官府驱使，还乞求了一个分司官在江宁府居住，以便休养调理，三个状的意思一样，何尝隐居不出仕呢？因此就说他慢上无礼，吕诲不许人得病吗？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闰三月任命王安石知江宁府，还有辞江宁府的状在他的集中，因为病还没有痊愈，何尝有不屑于事英宗而只想事神宗的意思呢？王安石自成年到中年，都是因为贫而做官，不认为小官卑贱，所谓隐居山林的想法，他在晚年确实是有，而在此之前不曾有，就是他生平交游往来的书信中，也不曾流露，更不要说对皇上了。在此之前辞去试馆职，辞集贤校理，辞同修起居注，都有原因，都可在他的集中看到，都能得到考证。到治平四年九月授予翰林学士，从此不再辞谢，是因为没有必要再推辞了。这之前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授予知制造，本来也没有推辞。知制造与翰林学士，相差有多少？这里说他先前怠慢，而后恭敬，见利忘义，这文字也太苛刻了吧！他的第三件事因为王安石坐讲，而说他要挟君王而自取名，古代的三公，坐而论道，从汉代到唐代，没有废除过。自从宋太祖篡夺了周的天下，而范质因为是周的旧相，自己怕有嫌疑，不敢就座，从此沿习为成例。皇上面前，不再有臣下的座位，臣子们开始以奴隶自居，而忘记了是和天子一同供任天职的。王安石请求恢复坐讲，不只是效法古代，是确实合于道理。像这样就说是要挟君主博取声名，那么唐代以前就没有一个真正的臣子了。考证叶梦得《石林燕语》，说熙宁初传讲官建议恢复坐而讲道，吕申公、王荆公、吴冲卿，同时韩持国、刁景纯、胡宇夫都赞同申公等言。苏子容、龚鼎臣、周孟阳、王汾、刘攽、韩忠彦认为讲读官应该为侍，是侍候天子，并不是皇上要向他学习，申公等人的建议就被搁置了。主讲的并不是一个人，为什么只王安石一个被弹劾呢？况且那事情已经搁置，为什么还要说他罪不可逃呢？之后的元祐初，程颐为崇政殿讲书，极力请求在殿上坐讲。当时的给事中顾临认为不行，程颐之后就给皇上和太后上书，说顾临所做不正确，以至有一千五百余字之多。这与王安石前后如出一辙，王安石是要挟君王以取声名，那么程颐难道不是要挟君王自取声名吗？后来《通鉴纲目》，只记载程颐经筵讲读疏，说是豫养君德，而不提坐讲一事，难道是因为原来吕诲攻击王安石太过，不得不为程颐隐讳吗？况且从此后讲学的人，也没有人再以坐讲来议论王安石了，难道是因为避程颐的讳，才使王安石免去了罪名吗？宋人对待是非太没有原则了！第四件事是说正确的都揽在自己身上，错误的就把怨恨都推到君王身上等等，自从新法施行，整个朝廷都把过错归到王安石身上，有恶而无美，有错误而没有正确，如果说把美名都揽到自己身上，不知这时有什么美可以揽的，吕诲能说出王安石揽得的美名吗？如果说他把怨恨都推在皇帝身上，那么众人所攻击的是新法，所怨恨的是王安石，不知还有什么过失可以使人们怨恨皇帝的，吕诲也能指出具体的事吗？他的第五件事是登州阿芸的狱案，是从许遵开始议，王安石主持的。即使其中不免有过失，根据他这过错就知道他仁慈，而却说王安石徇私报怨。试问案中的人，哪一个是王安石所私厚的，谁又是王安石所怨恨的？况且这事是很琐碎的，却叫嚷不停，怎么不怕厌烦呢！第六件事是把王安国的及第作为王安石的罪责，考证王家人登上进士榜的，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有王贯之，是王安石的从祖；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有王益，是王安石的父亲；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是王安石；庆历六年有王沆，是王安石的从弟；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有王安仁，是王安石的兄长；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有王安礼，是王安石的弟弟；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有王雱，是王安石的儿子。六十年中，祖孙父子兄弟共有七位进士，那么科名也是他家所固有的，这算什么事，难道必须暗中帮助才能得到吗？王安石的兄弟，在当世都有声名，而王安国与王安石齐名。之前有吴孝宗《上张江东书》，称道王安国的贤德，想荐举他的人很多。而嘉祐五年，欧阳修有《送平甫下第》诗中有：“自惭知子不能荐，白首胡为侍从官。”则王安国之贤德是可以知道的了。熙宁元年，王安国由韩绛、邵亢所推荐，召试赐进士及第，与王安石有什么关系，还因此被诬呢？幸亏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先一年成为进士，否则又将为吕诲的弹劾奏章增加一条资料了！第七件事说王安石专权，真如他所说，似乎有可谈论的地方，然而从宋史中考证，说当时中书授予官职的文书，数日决定下来，皇帝就问王安石，然而这是出于神宗的意思，不可用“专”来说他。第八件事说唐介被气死的事，考证《宋史》唐介传，说唐介多次与王安石争论，王安石强辩，而皇上支持他，唐介不胜愤怒，背上长疽而死，年六十岁。而吕诲说曾与唐介争论刑名，而又是为阿芸的事来说的。人死于病疽，是很平常的；唐介六十而死，尤其平常。唐介曾经和文彦博因为灯笼锦的事在皇帝面上争论，以至遭到放逐，而没有死；而死于争论有关一个妇人重罪轻判的事，如果确实是这样，则可以说是轻如鸿毛了。因同僚中死了一人而列为罪状，那谁能没有罪呢？第九件事说章辟光请岐王居于外等等，自古专制的国家，因兄弟争皇位而导致国家变乱的，史上不断出现，因此后世诸王分封，必定使诸王到外地去，以为与其离得近而苦苦相逼，不如离得远一些而常保无事。岐王和嘉王，是神宗同母的兄弟，没有比他们更亲热的了。熙宁初，著作佐郎章辟光请求使他们迁居到外地，这与阴邪小人私下的离间是不同的。神宗想加罪给章辟光，爱自己的亲人理当如此，王安石独自违背众人的看法，不想给章辟光加重罪，关键他是作为大臣为国家所谋划；况且岐王和嘉王都是贤王，熙宁以来，岐王多次请求到外地住，表章呈上就被推却，这是岐王以礼要求自己。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有病。之前二王每天都来问起居，等到降制立延安郡王佣为太子，就不让二王随便进入了。凭宣仁太后的母子至亲，神宗二十年的友爱，会有什么嫌疑？然而仍然这样，是宣仁皇后以礼来对待二王的。元祐初年，才赐颢亲贤坊与弟对门住，并且下制说：“先皇帝忠实于兄弟的友情，以恩胜义，不许二王出居在外，如同武王待周公的用意。太皇太后严格遵守朝廷的礼制，以义约束恩，才听从他们的请求，出居于外宅，使有孔子远其子的用意。二圣不同，而做事的道理相同。”由此来说，章辟光的请求，符合同归于道的主旨，不能加以重罪的道理就更明确了，而王安石就更没有罪了。他的第十件事是攻击三司条例，开始议论到新法。当时的财政，不能不整理，而整理财政，必须有一个机关，则条例司就不能不成立，前面已经详细论述过了；至于派遣使者巡行各路，是先行调查，才立法制，是遵守了为政的次序。他所派遣的八人中，有像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当时号称为贤者的都在，当初的用心，难道是有意任用小人以败坏天下大事吗？当时均输、保甲、青苗、免役诸法，还没有施行，荆公之怀抱，尚没有一试，而吕诲凭什么就见到他是误天下苍生的人呢？考证《宋史》吕诲传中说：章辟光上奏说岐王应迁居外宅，皇太后怒，皇帝下令治章辟光离间之罪，王安石说无罪，吕诲请求将章辟光交给狱吏，没有被允许，于是上疏弹劾王安石。吕诲实际上是因为争章辟光的事没有达到目的，激于意气，而不惜以很严重的言辞来诬告王安石，与之前因争濮仪不随己意，激于意气而不惜去诬告韩琦、欧阳修的事如出一辙。像这样的人，就算是宽大对待他们，也不免要像孔子那样说他爱好直率却不知礼数，如果严格要求他们，必得像尧帝所说，他的谗巧之说断绝了君子之行，震惊了我们。史书上说吕诲将要上朝回答皇上的话，司马光在朝房遇到他，悄悄问他“今天要说的是什么事”，吕诲说：“袖中的参文，是新写的。”司马光惊讶地问：“这是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人，为什么要评论他呢？”从这里可见当时的贤士大夫，没有一人不相信王安石的为人的，诋毁到王安石私德的，只有吕诲一个人罢了。这与蒋之奇、彭思永的用帷薄之事诬陷欧阳修没有什么区别，后人没有人能为他申明这一点，我因此不怕费笔墨，辩解如上所述（以上所辩的，一半采自蔡上翔的言论，再加上自己的内容，因此不再注明，蔡上翔的名字附于此）。
（考异十三）《宋史·吕诲传》又说：章辟光的这一奏章，本是王安石、吕惠卿所引导，章辟光扬言，朝廷如果加罪给我，我就不放过这两个人。据此来说，则王安石和吕惠卿实际是这一案的罪魁祸首，而且章辟光又扬言于外，吕诲肯定已经听说，不难根据情况指出实情，而他在弹劾时为什么不说呢？难道是吕诲对王安石有所爱吗？这肯定是后来恨王安石的人，根据吕诲的话而增加的内容，而史书上还采用了，以至于和原来的奏疏全然对不上，这也是一项欺骗啊。
现在将当时因争议新法而辞去官职的，列举在下面：
熙宁二年五月翰林学士权开封府郑獬因断谋杀狱，不依新法，出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诰钱公辅都因与安石议新法不合，拱辰出判应天府，公辅出知江宁府。
六月御史中丞吕诲弹劾王安石，皇帝发还他的奏章，吕诲于是请求离开，出知邓州。
八月，知谏院范纯仁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聚敛财利，民心不宁，皇帝不听。范纯仁极力请求离开，出知河中府。不久转为成都转运使，因新法不便，告诫州县不得马上施行，王安石对他的阻挠感到愤怒，贬他知和州。
同月，侍御史刘述、刘琦、钱接连弹劾王安石，贬刘述知江州，刘琦监处州盐酒务，钱监衢州盐税。
同月，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因与吕惠卿论新法不合，贬为河南推官。
十月，同平章事富弼称有疾病求退，出判亳州。
三年，正月，判尚书省张方平极言新法的危害，力求离开，出判应天府。
二月，河北安抚使韩琦因论青苗意见不被听从，上疏请辞去安抚使，只领大名府路，皇上批准。
（考异十四）史书上称王安石痛骂韩琦、富弼，说富弼罪恶滔天，又说依附韩琦是欧阳修的罪，又说他的儿子王雱说将韩琦、富弼枭首于市，新法就可施行等等，种种诬陷之词不一而足。假如王安石果然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丧心病狂也不过分。然而从《临川集》中看，恰恰与之相反。集中有《赐允富弼辞免左仆射诏》，其中说道：“你辅佐我的祖父，功劳施于当时，身有善德，始终如一。忠良贤德，体恤国家，实在应该留下。如果国家有大的疑难，或许要求助于你”等等。（后略）还有《赐允韩琦乞州诏》中说：“你以公师的身份，将相的地位，统管四路，守卫一方，责任重大，郡臣都无法相比。虽然患病，希望早日痊愈。你频频发来奏章，以病相告。朝中的宗师元老，对你有特殊的看待。恩情和礼义之间，怎么会对你薄情。违背你的意愿，姑且就这样便利安适。”又有《贺韩魏公启》中说：“（前略）您做官是受了天命，作为当世的人臣之极，真是节操被当世所推重，德行名望可以作为当代的表率。您掌握着朝廷的机密，揽有中枢的大权，毁誉之言多不胜数，平安和惊险往往在一念之间，因此天下的民众把您的被重用与否作为国家安危的表现。（中略）像您这样进退以仁义为标准，行动时机恰当，实在是太完美了。我长久地承受您的庇护和收留。我身为近臣，想达到人臣的节义；世道正逢大好的机会，我心中怀有不如您的想法。我自己与高大无缘，不敢忘记旧时的有德之人。（后略）”由此来看，王安石对于韩琦、富弼二人，实在有不胜向往的诚意。而韩、富二人与王安石，虽然论新法不合，而私交始终没有改变。他多次乞求休息，也确实是因为老病，未必是因为王安石专于新法的缘故。而史书上所说王安石用难听的话诽谤韩琦和富弼的说法，必定是欺骗，这是无疑的。
同月，授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固辞不拜。
三月，知审官院孙觉，因论青苗法不便，出知广德军。四月，御史中丞吕公著因论青苗法，出知颍州。同月，参知政事赵汙恳求离位，出知杭州。同月，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弹劾安石罪状，不报。三人也没有被罢免和责斥。同月，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御史王子韶，上奏说新法不便，各请求离官。贬程颢为京西路提刑，贬张戬知公安县；贬子韶知上元县，贬常通判滑州。七月，枢密使吕公弼因弹劾王安石，被贬知太原府。九月，翰林学士司马光，多次请求离去，留他不从，贬为知永兴军。十月，翰林学士范镇弹劾王安石，以户部侍郎辞职。四年三月，下诏察奉行新法不称职者。先是知山阴县陈舜俞，不散青苗钱，知长葛县乐京、知湖阳县刘蒙，不奉行募役法，都被罢官。到此，有了这诏书，知陈留县姜潜到官数月，青苗令下，潜就把它贴在县门三日，无人至，遂撤榜给了小吏说：“民不愿这样做啊。”就很快离开了。四月，监官告院苏轼上疏极力评论新法，皇上不听。乞求外任，贬为杭州通判。五月，知开封府韩维，因论保甲法不合，极力请求到外郡去，没有挽留成，贬为知襄州。六月，知蔡州欧阳修因老病辞职。
（考异十五）《纲目》中有：欧阳修以风骨节操自持，既已经连连被污蔑，年六十，就乞求辞去职位。在守青州时，上疏请求停止散青苗钱，皇帝想再召他回来执政，王安石极力诋毁他，于是把他迁官到蔡州，这时他请求辞职的心思更为迫切，冯京请求留下他，王安石说：“欧阳修依附韩琦，认为韩琦是社稷之臣，这些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他有什么用？”于是让他以太子少师的身份离开了职位。蔡上翔辨析说：自宋代的天圣、明道以来，欧阳修以文章风骨操守被天下予以重望。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曾巩给欧阳修的信中说：“王安石虽然已经得到科名，他很自重，不愿被别人知道，认为不是欧阳修不足以了解我。”这时王安石二十四岁。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欧阳修才第一次见王安石。从此书信往来都见之于奏章中的，相互称赞，无与伦比，欧阳修的全书中，可以看到这些。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欧阳修论青苗法不便，并且又擅自不让发青苗钱，这些也只是论国家大事，希望有益于国家和百姓而已，哪里曾斥责为奸邪，狠如仇人，有如吕诲等人那样过分的言辞呢？而世人传王安石做丞相后，曾痛骂欧阳修。考证欧阳修擅自不放青苗钱在熙宁三年夏天，到十二月，王安石同平章事，第二年春，欧阳修有《贺王相公拜相启》，其中说道：“高步儒林，成就三朝非常重的威望；晚年登上朝堂，受天子非常的礼遇。”像欧阳修这样正直的人，假如在王安石参政时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而在他做丞相后又去献言阿谀，难道是欧阳修的所作所为吗？后来欧阳修去世，而王安石写文章祭奠他，对于欧阳修的做人和做文章，他在朝中的大节，他坎坷困顿的生活经历，与他生平的知己之情，死后对他的想念之情，全都显露出来。凭王安石得到皇上的如此专宠，施行新法如此果决，有什么需要畏忌欧阳修的，而非要把人排挤走呢？于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把他骂为天下的恶人，而死后又把他誉为天下不可多得的人，这难道是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吗？考证欧阳修在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因濮议被吕诲、彭思永所攻击，四年，因流言被彭思永、蒋之奇诋毁，从此极力请求到外郡，于是去知亳州、知青州、知蔡州，以至于死，那么在熙宁的四年中，欧阳修一天都没有在朝廷上待过，而成年告病，尤其在王安石没有执政之前，这与王安石有什么关系呢？“在一国则乱一国”这些话，出自杨中立的《神宗日录辩》，这时污蔑之辞已经显而易见，后人以这作为王安石的罪过，而两人的全集中都没有看到这样的话，是为什么呢？现在按蔡氏的文章，辨证已经很确凿，不用再增加了，欧阳修的离职，不是因为王安石，而在这里叙说，只是要辨析一下说王安石排斥忠良的污蔑之辞。欧阳修是这样，那么凡是杂史所写王安石诋毁他人的话，又怎么能都信呢？王安石祭欧阳修的文，实在是中国数得着的文字，录入在本书第二十章，可参看。
七月，御史中丞杨绘、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上疏论免役法之害，贬杨绘知郑州，刘挚监衡州盐仓。五年三月，判汝州富弼上书，言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授司空武宁节度使任职。六年四月，枢密使文彦博请求离开，授司空河东节度使，判河阳。七年二月，监安上门郑侠进献流民图，说大旱是新法所导致，不久以擅自发马递罪交给御史审查处理。八年正月，放逐到英州。
以上所述，都是当时阻挠新政的大概情形。德高望重的元老们，在朝堂上作梗；盛气凌人的言官们，在下面起哄。而王安石孑然一身，挺立于他们中间，天下的艰难危险，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王安石在熙宁三年有《答手诏慰抚札子》，其中说：“窃观天赐陛下聪明智慧，确实不难以复兴尧舜的大治，因此不量才力和时事是否适宜，敢以没有什么才能的之身，任天下怨恨诽谤，想以侍奉圣上的意志。自从参与政中以来，已经有一年了，没能有所作为，而内外勾结，合起来阻挠，一心要欺蒙百姓来迷惑皇上，流俗如波荡起，以至于如此。陛下又如何不被迷惑，恐怕我太渺小，最终不能获胜。”他危难困苦之情，百世之后读者仍将为他哀痛。如果不是王安石那样坚韧不拔，那成就什么事呢？后世那些恨王安石的人，就不必再说了；那些欣赏王安石的人，也不免因为任用小人而为他可惜。王安石所任用的人，果真都是小人吗？我将另外论述；而当时阻挠新政的人，难道不是世人所称为君子的吗？如程明道，如苏子由，都是王安石最初提拔为僚佐的。其余韩、富、文、吕诸元老，与王安石共事的，有的一年，有的二三年，有的四五年，王安石从什么时候开始排挤他们的呢？而这些贤人动不动就以离职来争论新法，王安石能因为要慰留僚友的原因而改变自己的志向吗？还是要发挥自己的学施行自己的志愿而得罪自己的僚友呢？二者不得不选择其一。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三年，曾上疏请求罢政事，也因为自己的志向既然不能施行，就奉身以退。而神宗既然信任他越来越深，任用他越来越专，皇帝这样，王安石怎么忍心相负呢？就鞠躬尽瘁，以求大业能够成功。那些贤人既然不肯苟同，发誓不与他同立于朝廷，也只有听从他们离开了。我们生在今天，为王安石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能不能有个方法得以两方面都保全的呢？王安石当时所立的法，并不是不好；他所革除的弊端，也都是这些贤人们所指出过的。变法后所取得的成绩，可能不如当初所期望的，则也是因为奉行者没有找到合适的人的缘故。假使这些贤人们能和王安石和衷共济，时常帮助而防止过分的行动，怎么能看不到更显著的效果呢？而事实却是不问是非，凡是新法，必死力攻击。明知攻击它并不能改变皇上的志向，就呈递弹劾自己的状文离去从而成就自己的名声。甚至有的身为地方官，不允许州县奉行朝廷的法令。这些人既然都是大户，被士庶们所瞭望，于是凡不利于新法的人，都依附到他们这里来，以鼓动天下的耳目，使人民无所适从，比如一只手画圆，十只手画方，虽然有好的法令，而最终也无法推行，这是必然的。然而使新法的利处不能补偿它的弊端的，是谁的罪过呢？逼迫王安石不得不使用小人的，是谁的罪过呢？即使这样，王安石对待异己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对那些元老，都自己请求居于外地，仍然再三挽留，不同意然后才允许他们的。对那些小臣，也不过降职或补缺，没有一人被彻底免官的，而治罪就更没有了。这中间只有郑侠一人，被驱逐流放，还是王安石罢相回到江宁那一年间的事（王安石在熙宁七年六月罢相，在八年二月复相，而郑侠被放逐英州是在熙宁八年正月间的事）。知道子产、商鞅是怎样对待贵族的吗？知道张江陵是怎样对待言官们的吗？我的朋友南海潘氏博曾论说王安石，说可惜他纯用儒术，而缺乏法家的精神，可以说评论得很确切。而世上的评论者，都说王安石行申、商之术，用严峻的法律来束缚百僚，这与当时的情形怎么那么相反呢？王安石对士大夫们是以礼相待，即使他的新法因为这些人而不能全部施行，然而他的度量，足以成为千古的模范，而元祐间的那些贤人们对待熙宁、元丰间的大臣又是怎样的呢？我论说到这里不禁有茫然之感。
章衮在《王临川文集序》中说：
（前略）熙宁的新政，君主以尧舜对待百姓的心意，坚决主持于上；臣子如对待尧舜的心意对待君主，在下极力拥护；关键是都是为天下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大臣们如果能推究它本来的心意来议论新法，依靠新法的所得来救助它的过失，推广来以探究未明的大义，减少或增加，以矫正那种要胜过对方的偏激情绪，务求同心同德，寻求贤才以施行新法，对宋室未必不能有利。而竟然是一条令才下，诽谤就跟着来了，今天哄然而攻击的，是王安石，明天哗然而议论的，是新法。言官们借此来获取敢言的名声，公卿们借此来博得体恤民情的声誉。远方的小官吏，随声附和，以使自己列入朝廷中的某一党，而讨论政事的朝堂，成了相互憎恨仇视的地方。而当时下面还没有不法之徒，借新法作为变乱的发端，远处也没有二虏的来使，因新法而说出不敬的言语，而这些大臣们，自己先开始相互攻击和诬陷，像决堤的河水那样来势凶猛，如狂人怀着必胜的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全都认为是好的，果真都是好的吗？新创立的法令，都诋毁为恶的，果真都是恶的吗？还有在他们议论时，出于一人之口的，也自相矛盾，如苏颖滨曾说官府自己办借贷的便利，而他却极力诋毁青苗钱，司马光在英宗时，曾说农民赋税之外，应当不再有事，衙前这些职位也不用募民来做，而却极力诋毁雇役法。苏东坡曾说不取灵武，就无法通西域，西域不通，则契丹的强大就不能阻止，而他却极力诋毁熙河之役，又如他说已经不能施行雇役了，而改天又力争说雇役不可罢之类就是这样。还有很多事相类似，自己去做就认为是对的，王安石去做就认为是错的，如河北弓箭社，实际上与保甲法相表里，苏东坡请求增修弓箭社的社约，并加以照顾，而单单深恨保甲法就是这类。（中略）像这样的，既不是知是非的定论，也没有周到详尽分析利弊得失之后的宏大计划，所以王安石把这些一概看做是平庸之辈的议论，而主张新法更为坚定，施行更为有力。一时的议论，也就如此了。而左右记史的官吏，后世那些写书记事的人，又都务求用不符合事实的话进行诋毁，甚至有的分离开文义，单独拿出几句话来夸大其词。然而当时攻击新法的人，并不是真要攻击新法，是因为攻击王安石而才攻他的法。（略）管仲、子产、商鞅这几个人，是诸侯的贵臣罢了，然而都凭他们谋略周密详尽，果敢坚忍，才能在他们的国中得以施展才华。而王安石以世不常有的奇材，在天下统一之日，君臣相互投合，有如鱼水，而却这样的不顺利，是因为时势不同了，而遭众人嫉妒的缘故。国内多事，四境多敌，就像那河流中的船，不知去向哪里，这时有才智的人，众人必定归向他，这就是管仲这些人得志的原因。宋代的体制，本来就是宽和温厚的，真宗、仁宗以下，这种风气更为强盛。士大夫们竟然把含糊当做宽厚，把因循当做老成，又有的高谈雅望，不肯删除繁杂、解决疑难以求取功名。而小人们则悠闲地如同养在厩里的马，即使有时饲料不足也不会有事，一旦养马的人要给他们整理和擦拭，必然会用蹄子踢，用嘴来咬。在这时想立刻改变原来的轨道而施行新法，他们惊骇和诽谤就没有什么疑惑的了。王安石之所以不被舆论所理解，这就是其中的原因。贾谊年少美才，以疏远大臣的身份，慨然想为国家改制立法，当时周勃、灌婴这些人，虽想害他，也没有那么去做。是因为贾谊未曾有执政的机会，而汉文帝只以对待众人一样来对待他。现在王安石的声誉倾一世之高，既然已经被人所忌恨，再加上南方人骤然富贵，父子兄弟相继来到皇上近旁，神宗又动不动就把他看做圣人，而把他看做心腹，等非议峰起时，王安石又悍然自己担起天下人的怨恨，极力与反对者相抗而不顾，王安石之所以不被舆论所理解，这又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后略）
章氏的这番议论，讲王安石之所以被阻挠的缘故，可以说是洞见其中的症结。他说到南人骤贵，嫉妒者众，尤其说到点子上。唉！凭王安石洁白的品质，广阔的胸怀，如凤凰飞翔于千仞高空，哪里会顾得上下面有鹓雏吓腐鼠的事呢？而王安石的失败，竟然是因为这啊。庄子说：“中原的人，在礼义上明白，而在人心上糊涂。”又说：“人心比山川还险，了解它比了解天意还难。”王安石只是糊涂于知人心了，因此遇到世上所谓的小人就会失败，遇到世上所谓的君子也失败。如果论说王安石的缺点，大概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即使这样，假如使王安石明于知人心，他就会随波起伏，众人找不出他的错误，拿不住他的把柄，不仅一时间会得到别人的曲意逢迎，而且还将有传于后世的美好名声，而又怎么肯因为国家的缘故而牺牲自己的安乐和名誉，被众人诽谤而不悔呢。唉！我中国数千年来的士君子，其中明于知人心的很多，而糊涂的有几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