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闻有请以人家赤金济银之不足，并申金器首饰之禁者，尚未知部议如何，余谓银虽不足而金则如故，若并此而括索之，藏富于民之谓何？且今日之漏卮，病在通银于夷，然其事未尝不繁重难行，若变为通金于夷，则简便莫过于此，其势将有莫之能御者矣。于是又有以开矿为生财之源者，又有以行贝为助银之用者，而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无已，则不如请行钞法之为便。行大钱有利而不能无弊，行钞法亦有利而不能无弊，而集事之易，钞法较胜于大钱。
忆余官京师时，闻蔡生甫学士以奏请行钞镌秩，尝惜其不知本朝故事。伏查皇朝《三通》中，备载顺治八年曾造钞十二万有奇，至十八年因国用充裕而止，学士不知考此，而但泛引明制，于议实疏然。即前明十便之说，未始不“犁然有当于人心”：一曰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途广，三曰赍之也轻，四曰藏之也简，五曰无成色之好丑，六曰无称兑之轻重，七曰无工匠之奸偷，八曰无盗贼之窥伺，九曰不用钱，用钞，则铜悉可以铸军器，十曰钞法行，则民间贸易不用银，天下之银可尽入内库。真乃十全善法，何不可行？
语云：“穷则变，变则通。”
或变为大钱，或变为钞法，实为今日之亟务，皆足以充财用而致富强，若长守而不变，则不但不能通，且恐不知所届矣。近在江南读王亮生学博所撰《钱币刍言》，至详且确，谢默卿郡丞又稳括为《钞贯说》，至简而明，皆可坐而言、起而行者。成书具在，毋庸赘述，惟近许辛木农部又著《钞币论》以辟之，则不过斗妍骋巧于文字间，不得谓后起者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