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妓，从辞义来讲，娼，专指经营卖淫行业的人，即俗语所谓“龟公”、龟婆”之类；妓，原指“女乐”，后专指被迫出卖肉体的妇女。娼妓制度在我国已延续几千年，民国时期仍兴盛不衰。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遂使一批批走投无路的妇女被迫卖淫；由于列强入侵，租界成为藏污纳垢之地，对卖淫之风起着示范和保护作用；更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大批党政要员以妓院作为“销金窟”、“娱乐场”，并把征收“花捐”作为重要财源之一，遂使卖淫公开化、合法化。
于是，清末以来，娼妓之业日兴，卖淫之风日炽。从繁华都市到乡间城镇，从东南沿海到边远省份，到处是艳帜高张，妓院林立。一位国民党大员甚至说：“没有娼妓还成什么城市！”
真个是：“无妓不成市”了。
北京的“八大胡同”
北京前门外韩家潭一带，是解放前北京妓院密集的地区，俗称“八大胡同”，主要有韩家潭、百顺胡同、石头胡同、小李纱帽胡同、朱家胡同、朱茅胡同、博兴胡同、王广福斜街等处。到解放初北京市封闭妓院时，妓女总数达1316名。年龄最小的13岁，最大的52岁。
其中半数以上是18岁至25岁的青年妇女。接客最早的从9岁开始，有的“混事”达20年之久。北京妓院共分四等：
一、二等妓院内陈设豪华，妓女比较年轻漂亮。为了哄骗妓女多接客、多挣钱，领家、老鸨对她们多用软的手腕，给她们吃好穿好些，打骂也少些。可一旦年老色衰，门前冷落，悲惨命运便立刻降临。
三、四等妓院，房屋摆设较差，妓女长相也较一般，年龄也大些。领家、老鸨常用毒打等手段，逼她们接客挣钱。在封闭的224家妓院中，头等的只有21家，绝大多数属三、四等。妓女和妓院的关系有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卖给领家和妓院，挣的钱都归老板，其中有的有一定年限，有的则终身失去自由。
另一种是“自混”的，即没有写卖身契的妓女，她们一般不遭毒打，但挣的钱老板要批帐，妓女所得极少。三、四等妓院妓女最苦，白天黑夜都要接客，挨鞭子、跪搓板、饿肚子是家常便饭。领家打她们时，口里还念叨：“妓女是摇钱树，不打不落钱。”
此外，北京还有一种“土娼”，大都隐蔽于胡同深处，门前挂有“某某某寓”四字招牌，仿佛寻常寓所，但内行人自能识得标帜，大体是窗户上密贴剪纸，进门左边或右边，设一方桌，壁上贴有大红神马，上书“某某正神”，神马左右，设金花一对，前面供一香炉。桌旁或设椅座，或设条凳，有一手持短竹烟杆的中年妇女或老妪，坐在那里。若有人过其门而向里张望，那妇女或老妪就会笑容可掬地迎上来，招呼道：“来玩耍！”
这便是土娼的鸨母。
土娼有三类，一类是鸨母的女儿或媳妇，此辈既无家产，又无正当营业，生计日绌，遂出卖肉体，任人玩弄，博几吊微利以糊口。二类是住家妓，门前无特别标帜，家中无鸨母管束，平日搽脂抹粉，坐立门前做手工，身边多有小儿女。有经过她面前向她注目者，她便对小儿女道：“你的爷爷来了！”
说罢，向来人嫣然一笑，频送秋波。倘是好色之徒，尽可昂然而入，出几个造孽钱，便可同圆鸳鸯梦了。第三类是仿女学生装束，携一小婢或老妪，流连于市场，游玩于公园。如有人对她注目，便启其樱桃小口，对婢或妪道：“我喝水去。”
抽身先行，婢或妪在后。来者若果垂涎其姿色，便向婢或妪问明住址，约好时间，届时而往，无论昼夜，听客所为，当然银钱是不可少的。
南京的秦淮妓院
提起秦淮妓女，人们大约总会想起《桃花扇》李香君的故事。李香君为明末名妓之一，娇小玲珑，人呼为“香扇坠”，侠而慧，识贤奸，与侯方域有白首之盟，劝侯方域不要接近权奸。后来因抗拒权贵，血溅桃花。清孔尚任撰《桃花扇》，写的就是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故事。于此也可见明代秦淮妓女之盛。
明初建都南京，曾建花月、春风等十四楼为官妓之所，由国家教坊司管理。明太祖对待犯罪大臣，除本人服刑外，其妻、女及婢女一律打入教坊司，所以明代妓女，不少出自仕宦之家。明朝永乐之后，妓风日盛，妓院日增。秦河两岸，河房林立，珠帘点翠，庭院飘香。
客至，门环半启，珠箔低垂，假母肃迎，丫环伴艳而出，广筵长席，日费千金。春夏之交，河心游艇，最宜避暑，清歌一曲，倩影摇摇。堕足其间者，一旦裘敝金尽，每每落得薄幸下场，甚至沦为乞丐。
入清以后，明代妓院渐成废圃。昔日盛况，已成黄花。太平天国败后，曾国藩到过夫子庙，提出筹办花船以兴市。于是市容恢复繁荣，妓院亦随之兴盛。有客游夫子庙曾题诗一首：“茶蘼开罢绽红榴，底事秦淮作盛游。两岸河房添好景，石栏杆外竞龙舟。”
入民国后，行禁娼令，妓女一变而为歌女，来源分苏帮、扬帮、本帮三类。苏帮居首，过往客大都腰缠巨资，场面堂皇，挥霍亦大，扬帮、本帮难与匹敌。北伐定都南京，随着政治转移，经济上也大大活跃了南京市场，夫子庙也更加热闹。不少歌妓放弃琵琶，改操皮黄，应运而生的叫戏茶厅。
华灯初上，歌妓盛装登场，按次轮唱，可以点戏，另收点费。这样，妓女公开露面，易为听客熟知，可免嫖客上门问津之劳。当时，名牌竞起，各树艳帜，陆艳秋、曹俊佩、陈怡红、王熙春号称“秦淮四小名妓”。
妓风之坏，以汪伪时期为最。妓寓集中在三处：钓鱼巷，稍高级一点；东关头一带次之；最差的有三条巷子：白塔巷、高家巷和管家巷。入夜，跨过白鹭桥就有一批带客婆娘前来引路，送进娼家，即升堂入室，看货拍板，当场成交，先前的那种“艺术气氛”，已不见一丝踪影了。
秦淮一带，名妓住所叫“香巢”，进出都是衣冠人物，寻欢作乐，一掷千金。每逢农历新春，妓院大门贴上“日进斗金”四个大字，大放鞭炮，通宵达旦，叫做“接财神”。活财神到了，无非是花天酒地，任情挥霍，终至倾家荡产，流落街头。而一般妓女白天鸠形垢面，入夜则粉装打扮，倚门卖笑，三天不开张，老鸨打骂即至。待到年老色衰，无人问津，死运就来临了。上海的野鸡。
上海繁华，甲于全国。妓分长三、么二、野鸡三等。最上等为长三，因每叫一局需银三元，故以此名。次之为么二，意为出局需付银币二元。如要留宿，则要付银币六元，故有“六跌倒”之说，意即给六块大洋，就可使其身体倒下，任人玩弄。若论人数之众，地盘之广，则首推野鸡。
上海野鸡来源甚杂，以苏州、扬州稍占多数。野鸡妓院大者蓄“鸡”10余人，小者三五人。其中又分套人、包帐、伙计、自家身四种。将身体卖与妓院者为套人，以身抵押、期满后仍得恢复自由者为包帐，因负债而由妓院老板贷银偿还者为伙计，自家身则一切均属自由，他人不得干涉。
此四种野鸡之中，伙计的待遇较套人、包帐为优。除正帐，即所得茶会及夜度资等，与老板四六或三七分成，其余小费，即嫖客额外赠送的银钱或首饰，老板不得沾手。套人及包帐则不然，无论是正帐或小费，凡有所得，一律交与老板，即使一时隐匿，终必被搜索而去。且每日晚均须外出接客，非重病不得休养。营业发达时，每晚接客竟有三四人之多。
野鸡又有住家及普通之分。住家野鸡通常是熟客自己上门，晚间无须出外接客。倘是生客，则须由熟客介绍，否则不得其门而入。普通野鸡是须出门接客的，或于日落后到热闹马路兜圈子，得客就相随而归；或则立于街头巷口，见有相当之人，即娇声喊道：“来呵，来呵！”
甚或动手拖拉。倘若夜深人静，仍然无人光顾，老鸨就要迁怒于野鸡，高坐堂屋，痛加鞭挞，哀泣之声响彻邻舍，惨不可闻。施刑已毕，鸨母必严加训诫：“若向客人诉苦，立刻要你的命！”
还有些未成年妓女，也被强令接客。春风一度，每每数月不能举步。
上海乃是帮匪流氓之辈丛生之地，凡野鸡妓院要能立足，必须在帮会流氓或军警头目中，找到一个有权势、有面子的后台以作护符。若有乱人闹事，后台可派人弹压：在途拉客有违禁令，例须拘入捕房，罚款后才能获释，但若有了大牌头做后台，则又作别论。
广州的“老举寨”
广东人称妓女为“老举”，故妓院得名为“。老举寨”。最豪华的一类，称为“大寨”；其次为半私明（俗称半掩门）；下等的为二四寨、打炮寨等。清末，老举寨多集中于谷埠一地。当时，广州尚未有碾米厂，各乡谷米，多用船运至广州，集中在谷埠停泊，故此地商贾云集，妓院亦生意兴隆。
当时，谷埠的大寨都是极豪华的大舫。后来几经变迁，各大寨陆续弃舟登岸，一部分设妓寨于东堤沿江一带的“鬼楼”内，一部分在陈塘另树一帜，建立了八间大寨，成了花街柳巷、温柔堕落之乡。每当夜幕低垂、路灯微亮之时，莅临陈塘“开筵坐花，飞觞醉月”的人物，便乘汽车连翩而至。
拉开车门，扑落一群衣冠楚楚的嫖客，多属军阀、官僚、豪绅、巨贾、状师讼棍之流。这时在巷口鹄候迎客的妓院龟爪立即欢腾起来，一面趋前恭迎，一面引喉高唱：“某官人到，某公子到，某酒家、某妓院准备款接贵客光临！”
一站又一站接声播送，由巷口掠过妓院和民居，直达花筵酒家。于是一队队嫖客在这种声势和气氛中鱼贯而入闾巷，抵达各自预定的酒家。沿途，隐藏于纱窗帘栊间偷窥嫖客的一双双眼睛，放射出流萤般的“冷光”，当时曾有人低吟：“花街红粉女，争看绿衣郎”，足见当时妓业之盛。
花筵酒家，不同于一般酒家。开筵坐花，飞觞醉月，花笺发出，妓女徐来，乃花筵酒家所独具的引人之处。开筵时间到，主队人招呼饮友入席。随见一云鬓花颜的歌妓来到饮厅，展开乐器，自弹自唱。接着，应召的妓群连翩而来，各自对号坐于饮客身后。于是，群客举杯欢迎，众妓举杯回礼。
红袖添酒，饮客衔杯，呢喃燕语，不知何辞。经过一番热哄之后，侑酒的妓女便举杯告辞，秋波送媚，笑声吃吃而去。客则饮食谈笑自娱，直至杯盘狼藉而散。其中一些嫖客在席间曾与妓女相约者，便挽着一二好友转移阵地，到妓院香巢“打茶围”。
“打茶围”，起因于花筵间妓女对饮客的私约。饮客如约而至，妓即迎入香闺，献茶奉烟，款待殷勤，嫖客即以30元港币压于碟底，叫碟底钱。于是，即与妓女缩坐一隅，喃喃燕语。片刻，便向鸨母交纳外游费，外出租用一辆汽车，环市兜风。途中，自然免不了上演一番狂热丑剧。
“打茶围”外，还有所谓“煀房”。“煀”字何义，已难确考。总之是嫖客向鸨母交足了钱，妓女接客度宿。中午前后，煀房的嫖客约同友好三数人，适时来到香闺，交费后，妓女便春风满面，殷勤待客。随开麻将一局，供客消遣。也会设鸦片烟局于卧榻，供嫖客抽吸，以壮神气。
晚宴上，妓亦入席，红袖浅斟劝客畅饮。入夜，陪客告辞，妓女含笑送出，道声“后会有期，再见”而别，嫖客独留，欢度良宵。其中也有嫖客遭受意外的，因在紧要关头，妓女勒索，相持不下，妓即愤离香巢，一去不返。嫖客只好孤枕独眠，天明离开妓院。妓院中人称该妓叫“走鸡”，该客叫做“吃了独睡丸”。以上是“大寨”概况，至于二四寨和打炮寨等低级妓院，可就寒酸了。
一般以中下层社会的嫖客为营业对象，没有花筵酒家那样的排场，一经付钱即可与妓女发生性关系，因此妓女们日夜均须接客。有些妓女在一昼夜中，被迫接客达二三十人之多。到这些妓寨去的嫖客，俗称“捐灯笼底”，因为这些妓寨门前都悬有一个敬神的大灯笼，进门时须从灯笼下经过。
妓女日夜并排坐在妓寨当门大厅的板凳上，任嫖客挑选，称为“坐灯”。嫖客去“捐灯笼底”时，往往先挨家挨户看去，相中了哪一个寨的哪一个妓女，然后入门上楼，对“客嫂”说明看中了谁，“客嫂”于是凭栏高呼：“某某，有客叫！”
妓女便应声来到嫖客房间，以下便一切如常，不必细表。
界首镇的“书寓”
界首镇是豫皖北部交界处的一个小镇，自不可与京沪宁穗同日而语。我们所以书它一笔，乃是为了让读者了解此类小城镇的娼妓概况。
界首的妓女分江苏班与河南班，来自江苏沦陷区和豫东黄泛区。按摆设、穿戴、容貌，又分甲、乙、丙三等。妓院有个美名，叫“书寓”，如“同乐书寓”、“会友书寓”、“天香书寓”等等。1942年夏以前，界首挂牌的妓女就有1000多人。后因生活贫困，大批流亡到外埠，但到抗战末期，仍有明娼355人，其中甲、乙等妓女共258人。
“书寓”里有“上盘子”、“出条子”、“住局”等项目。
“上盘子”就是每日下午4时至夜晚12时，嫖客到“书寓”内挑选妓女，选上哪一个，就在那个妓女房间里端上盘子。盘内有香烟、瓜子、糖果，另有茶水招待嫖客。妓女则陪嫖客谈笑，供其玩弄。“上盘子”有时是几个嫖客同去，但其中只有一个为主的可以动手玩弄妓女，其他同去的为“朋友”，只能与妓女谈笑，不能动手。
一个嫖客在一个“书寓”里，只许挑一个妓女，不能挑第二个。同去的“朋友”可以在“书寓”里挑选其他妓女，但不能选“朋友”嫖过的妓女，这是为防争风吃醋而立下的“寓规”。“出条子”是嫖客招妓女到旅社去，陪其谈笑、饮乐，叫做“时条”；叫妓女到外面去同床过夜，叫“夜条”。
嫖客在“书寓”里与妓女同床过夜，叫“住局”。丙等“书寓”为了多作生意，还有“关门”与“拉铺”的规定，白天嫖客与妓女在“书寓”中临时关门苟合一次，叫“关门”；白天与妓女临时同床一小时，叫“拉铺”。每天自下午4时起，妓女们便艳装浓抹，鹄立街头，莺声燕语，招引嫖客。“书寓”内则吹奏弹拉，歌声四起，深夜还灯明如昼。
“书寓”里都供佛像，每天给佛爷烧香叩头，求佛爷保佑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如果哪一天有某个妓女未“上盘”也无“住局”，第二天早上拜佛时，全体妓女都得跪搓板，这叫“满堂警”，老板的目的是在妓女之间制造矛盾，迫使她们不顾一切去拉客。
生意好了，个个都“高朋满座”，也得罚跪，这叫“满堂红”。老板的理由是生意所以如此兴隆，是因为“闺女们”对嫖客过份殷勤，“不打不成材，天生的贱骨头”。这样，上客少了要罚“满堂警”，上客多了要罚“满堂红”，弄得“闺女”们时刻提心吊胆，横竖都逃不了挨罚。
边远内地的花花世界
沿海繁华之地，自有温柔堕落之乡；边远内地的情况又当如何呢？虽然比不上沿海都市的发达，但却也不甘寂寞，且有一定的规模和特色。
就说大西南的广西吧，娼妓业也可谓历史悠久。早在光绪年间，梧州就有了公娼。当地人把向娼妓征税，称为“花捐”；在妓院饮宴，称为“吃花酒”；出榜品评妓女的高下，称为“花榜”；称妓院为烟花场，妓女为“一盆花”，性病为“花柳病”。总而言之，这些边远地区别有一番“花花世界”。
民国时期，梧州公娼营业地区，是在五显码头河下一带。妓女分为两种，一种称“老举”，一种称“琵琶仔”。“老举”年岁较长，一般在16岁以上，除应酒局外，并应大局（陪宿）。“琵琶仔”则是15岁以下的小女孩，因年龄小，只应酒局。到了适当年龄，鸨母必为之觅一“恩客”叫首次大局，此恩客必大花其钱，请客，打首饰，制衣履，首次大局之后，“琵琶仔”即成“老举”了。
“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娼妓业也很发达。清末，凡娼妓住宅，于门牌上加“备查”二字，故有“备查馆”之称。民国期间，妓院集中在秀水塘一带营业，称“特别区”。民国21年改称特察里，内中酒楼林立，每一鸨母，领有若干妓女，自成一家，每一妓女，独有一房。
民国五六年间，桂林始有“堂班”。“堂班”是妓院的另一派别，由湖南发展而来。每一鸨母，率领若干妓女，自成一班，为某某堂，赁大公馆，自有乐师厨师为嫖客服务。每一妓女，各有一房，陈设华丽，嫖客专为某妓女捧场，则在她房内摆酒，如大闹阔气，则在厅堂摆酒。
堂班常故意抬高身价，只陪酒唱曲，不伴宿，如要伴宿，则要求客人“铺堂”。铺堂客人在事前言定送鸨母现金若干，送妓女金珠首饰若干，请客若干席，诸事办齐，至期大张筵席，这一闹非花数百元不可。大约在民国十四五年，城内堂班也一律迁往特别区营业。
大西南如此，大西北亦然。姑以宁夏为例。民国初年，宁夏银川开始有了妓女。民国6年，余鼎铭任宁夏知县任内，在新华街七真观（今新华照相馆）对面的空地上，修建了一所妓女院，名曰“平康里”，周围建起了一些配套设施如饭馆、戏院等，新华街从此热闹起来。
民国20年左右，由私人在七真观东面空地上修了一个大四合院，专住下等妓女，名曰“大乐院”。随后，由京、津、沪流来的人贩子，拐骗穷乡僻壤的贫女，又在平康里西边一带租用民房，开设“江苏书寓”、“萃华班”，称之为头等班子；午康里为二等窑子；“大院”则为三等。银川妓女之多，达300余人。
马鸿逵统治时期，为了标榜其施行“仁政”，曾下令“禁妓”，把银川市的四大妓院统统封闭，将300多名妓女集中起来，由警察看管。并将妓女分等论价，头等300大洋，二等200大洋，三等100大洋，按“从良”处理，任人挑选。挑中者，一手交钱，一手领人。老鸨则处以罚金，多则2000，少则1000，名曰“赎罪钱”。
可是，公开的妓院没有了，暗娼却活跃起来。马鸿逵又下令警察局征暗娼捐，名曰“上捐”。凡上捐纳税者，则不加干涉。于是，妓风未能禁绝，马鸿逵却因此捞了一笔巨款。
租界的淫窟
民国时期，许多都市妓风日盛，一个重要原因，是受了租界的影响与保护。藏污纳垢的租界，到处是荒淫和堕落。天津租界的淫窟，便是一个缩影。在天津强占租界的，有九国之多。其中妓风最盛的是法租界、日租界。
法国对祖界的经营，力求使之成为巴黎式的花花世界。初期，法租界当局在三义里及大庆里开辟娼寅区，设妓院百余家，并划定大庆里妓院专门接待中国嫖客，三义里妓院专门接待外国兵。当时，驻在天津的外国乒，除日本兵外，法、美、英、意的兵卒都来此寻欢取乐，他们惯于酗酒斗殴，打骂妓女，有时嫖后还下给钱。
由于各国兵卒经常在此发生斗殴纠纷，租界工部局穷于应付，于1926年取消娼素区，妓院有的被驱入日租界富贵胡同，有的迁到美国兵营附近，分别流为暗娼。
但这样一来，租界当局就减少了一大笔收入。为了弥补这笔损失，法租界后来又出现了变相妓院——“饭店小姐”。起因是上海有些妓女来此营生，一时无落脚之地，便在法租界国民饭店暂时往下，并以某“小姐”名义登记于旅客簿上。起初未敢公开做生意，不久便露出妓女真面目。
此风一开，旅馆顿时生意兴旺，旅馆老板因此大发其财。所以，宁肯拒正式旅客于门外，也要把房间留给妓女。一时间，法租界的国民、交通、惠中、北辰、颐和园、中国等各旅馆都住满妓女。后来陆续建造的世界、巴黎、孚中、伦敦等饭店，也都成为妓女天下。据统计，至1943年10月，法租界领取执照的此等妓女已达2667人。初期，“饭店小姐”自抬身价，很讲“派头”和“排场”。但后来妓女越聚越多，都抢着做生意，就同妓院的妓女没有什么两样了。
随着日本势力在天津扩张，日本妓女陆续来天津。日租界当局特划出曙街（今嫩江路）一带为“游廊地”，作为日本妓院及酒店开设之地。后因日本妓女日增，又扩展到浪速街（今四平道）、松岛街（今哈密道）、蓬莱街（今沈阳道）。
中国人开设的妓院多分布在旭街两侧。根据1936年的统计，日租界内领有营业执照的妓院达200余家，正式上捐的妓女（包括中、日等国籍）达千人以上。1936年的妓女征税总额为25392元。这是公开的纳税，至于巡捕、宪兵、特务向妓院的勒索，则无从计算。此外，日租界还有大量的暗娼。
沙俄在天津开辟祖界以后，为了扩大税收，在西区邻近车站的项家胡同，准许一些地痞流氓开设烟馆、赌局和妓院等，美其名曰“开心胡同”。车站附近有些旅店，如俄国饭店、迎宾楼旅馆等，在俄国人纵容下，不但设有淫窟，而且实施拐骗，被你为“野鸡旅馆”。民国时期，白俄妓女在天津卖淫者仍不在少数。在谦德庄一带还有低级的白俄娟窑，在小白楼和今南昌路一带还有不少白俄暗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