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帮会，在各种大小头目的控制下，聚众结伙，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他们一不做工，二不务农，三不从事正当的经商活动，却常常日进斗金，挥金如土，有一批头目成了百万巨富，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
那么，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的生财之道，便是经营各种不法的“特种事业”，主要有：烟毒保险、贩卖人口、占地为霸、庇护私商、包揽事件、绑架勒索、开码头、包做人等等，这里一一加以揭露，以见“黑社会”之“黑”，“恶势力”之“恶”。
烟毒“保险”
民国时期的鸦片，流毒全国。而上海又是当时全国贩运鸦片的主要集散地之一。一大批青红帮头目及其控制下的流氓组织，靠运销从国外和西南、西北、东北各地军阀贩运到上海来的鸦片和其他毒品，而大发横财。其中获利最大的要数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合开的上海垄断性大土行——三鑫公司。
谈到三鑫公司的由来，得从上海的“水老虫”说起。
旧上海贩卖鸦片的生意，原以广东潮州帮为主，靠贩卖鸦片起家的大商号有郑洽记、郭源茂、同昌等。那时码头上的流氓众多，其中有一批叫“水老虫”，为首的叫范高头。
这批流氓专靠在水中偷盗为生，每当英国轮船装运成千上万箱鸦片驶进上海港口时，因为黄浦江水浅，轮船无法靠近码头，必须用小划子从轮船上将货物驳运，当轮船上一箱箱鸦片装进小划子向码头行驶时，常常会发生翻船事件，使鸦片沉入江底，这就是“水老虫”作怪。他们把小划子弄翻，然后又将沉在水中的鸦片箱捞起，用小划子偷走，有时运到码头上的鸦片也会被窃。
杜月笙做鸦片生意的早期就曾干过这种勾当。他不仅运销毒品，还派他的手下去查夺别人的“私土”。
1923年的《时报》，就登载过这样一段新闻：“有土贩由汉口夹带川土一万余两，分装两个大皮箱，及其他行李一件，附搭日清公司（日商）岳阳丸轮船来沪，停泊浦东张家浜码头。当由该处湖北人雷鸿见担任保价运送。
不料事被当地土匪帮杜某等得悉，向雷争夺保险未遂，突于是夜4时许，纠集党徒10余人，各执斧棍，乘坐划船，在浦江守候。雷等未及预防，冒然登轮提土，再经运上划船，即被杜某等拦住，所有私土，悉遭劫夺无遗。雷以势力不敌，又无力赔偿，不得已于昨日向警厅告发，当经侦缉队长派队士吴荣福等渡浦，按名拘拿，若辈已杳然无踪迹，仅获划船夫一名带厅押候审讯。”
同年，《时报》还刊载，杜的徒弟曾持械至大通路李家，劫去价值2.4万元的烟土数箱，装汽车而逃。
这些盗窃勾当使郑洽记等黑货商号大伤脑筋，租界捕房虽然指派巡捕白天黑夜巡逻看守，但无济于事，甚至连巡捕也常告失踪，第二天发现尸体浮在黄浦江面。
后来，法租界捕房的头头法国人沙利，指定黄金荣设法破案，实际上这些事都是他的狐群狗党、徒子徒孙干的，黄金荣只能拖延敷衍。但终非久计，于是和杜月笙、张啸林、范回春等商量，决定组织一个公司，像保险公司那样收保险费。
做鸦片生意的商号将烟土向公司保险后，由公司发给盖有印戳的保险凭证，如被盗窃即由公司赔偿。所定保险费为鸦片价值的10％，每箱鸦片价值数千元就得付数百元的保险费。这样一来，这个公司就成了总揽租界里鸦片运销的总公司，而潮州帮的十大烟商，以及非潮州帮的十家大土行，实际上成了它的“子公司”。
这个总公司便是臭名昭著的“三鑫公司”。三鑫者，取义于“三大闻人”合资而“日进斗金”也。当时《民国日报》曾译载英文报纸的一段消息报道了这一事件：“据可靠消息，沪上潮州帮土商，乘工潮澎湃（即“五卅”惨案激起的罢工浪潮）之际，已联合约二十家，组织一大公司，专贩烟土，资本银二百七十万元，设总机关于某租界，其运土等事，由警察及海陆军保护，每箱烟纳贿甚巨云。”
报道中说“由警察保护”，确系事实。当时黄金荣打着三鑫公司的旗号，安排捕房派几百名安南巡捕，开出警备车，声势浩大地到处巡逻，公开到码头上保护和押运鸦片进入库房。这几百名安南巡捕的费用，由黄金荣从保险费中开支。
开始时，法租界捕房名义上派出500名安南巡捕去保护码头，每月开支数万元，实际上由于法捕房头头沙利等都吃空额，并不足500人数。后来鸦片运进越多，法捕房头头也水涨船高，吃空额由500到一两千，每月开支从数万元增加到一二十万元。
但这并没有使黄金荣等为难，因为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三鑫公司收取的保险费出在贩卖鸦片的那20来家大土行身上，而鸦片商人付出的保险费就出在吸鸦片的人身上。三鑫公司每年的收入，总在数千万元之巨，按大三股、中六股、小八股分赃。大三股就是杜、黄、张，中六股是他们的六个合伙者，小八股是杜、黄的几个大徒弟。除此之外，当然要分一大部分给法租界的外国官员，分一部分给上海的官员们。另外，还要分给他们的徒子徒孙以及在帮的新闻记者一杯羹。
三鑫公司除了收取巨额保险费外，还用其他方法对鸦片商人进行敲诈。
公司总经理杜月笙每逢一年三节，照例要把潮州帮的十家老板找来，开口要一笔钱。那些大烟商就互相商量了凑够给他送去。谁也不敢讨价还价，更不敢说半个不字。他要的这个数，也是经过调查研究的，既要得多，又让这些人拿得出，还给他们留下相当厚利。杜月笙也懂得，对大烟商们不能杀鸡取卵。
尽管三鑫公司索价甚巨，鸦片商人还是视之为保护伞。当时，三鑫公司收取保险费不但由公司盖上条戳，而且有法租界捕房开出的收条，并加盖戳记。这样一来，鸦片买卖就由秘密转向公开化、合法化了。大土行有大批货物到埠，可以放心派车公开去运。
这些车辆，租界的巡捕都是熟悉的，不但不会拦阻检查，还加以保护。这样果然避免了鸦片失窃事件，收到了保险的效果，而烟毒也就迅速传播开来。上海鸦片烟馆一度遍地林立，在法租界地区的每条里弄，差不多都有售吸所（俗称“燕子窝”）。于是，该公司又乘机巧立名目，收取烟枪捐，每支烟枪收取执照费每月几角钱，后来涨至几块钱。
那时一个烟馆至少有十几支烟枪，大的烟馆有几十支，仅法租界内就有烟馆一两万家，每月收入就有几十万元。各处烟馆大都少报烟枪数，而三鑫公司则用几百名检查员，专门到各烟馆检查烟枪执照，实点烟枪数目，发现少报隐瞒，轻则罚款，重则吊销执照，停止营业。
迷信诈财
在各地帮会的形形色色的“特种事业”中，利用迷信手段诈取钱财，可谓历史最久的“传统经营”。民国时期，南方的“江相派”集团，北方的“一贯道”，都是为害尤烈者。
“江相派”是旧时广州语系地区内的一个以迷信诈财为职业的秘密集团。这个集团自号为“江相”，意为江湖上的宰相。其成份非常复杂，既有相命先生、神棍、庙祝、道士、僧尼，也有江湖贩药者、骗子、流氓、小偷等。这个集团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洪门会的会员，构成集团核心的头子，即所谓“师爸”、“大师爸”等，都是洪门会的所谓“大学士”、“状元”、“进士”等等。
所以，“江相派”的迷信诈财活动，实际上也就成了洪门的一种“营业”了。这个集团在旧中国存在200多年之久，而且代代的大师爸们都是有“法”有“术”的大相士、大神棍，他们凭借师门传下的“法”和“术”，更运用帮会组织的力量，不断舞神弄鬼，制造“奇迹”，以欺骗和愚弄群众，诈取钱财。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真实的事情：广州市东水关濠畔从前有座仙童庙，祀奉的是和、合二仙童，相传是南极仙翁的两个徒弟。由于年深日久，早已破落不堪，很少有人来参神了。忽然有一天上午，有一队抬着粉亭、供奉香烛和三牲的仪仗队，鸣金奏乐的走来，仪仗队后边，还有一大群手捧戒香、口诵经文的信男信女。
这伙人到达仙童庙前，就停了下来，引得当地的住民都跑出来看热闹。那仪仗队为首的一人向群众宣传道：“我姓冯，是个神功会的案首。前10多天的晚上，我忽然梦见有两个仙童打扮的孩子，一个穿红，一个穿绿，都头梳双丫角髻，吩咐我说：某月某日午时是我们升天的日子，你可到东水关仙童庙前来迎接，不得有误。我初时还半信半疑，把这个梦对道友们说了，不料有两个道友做了同样的梦，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前来迎接仙童。”
这个人说犹未了，便跟着来了第二、第三、第四队，都说是来迎接仙童，侍候他们升天的。而且他们之间，又说是互不相识，其中有一队人，还自称是来自南海县的。这一来，就传播开去了，弄得东关一带的信男信女，都纷纷携香备烛前来迎接仙童。是日正午时分，当人们等得焦急的时候，“奇迹”出现了。
那是旧历初七、八时分，正是水退的时候，突然在东关濠水面上，不知从何处漂来两具童尸，年纪都在十一二岁左右，一具身着大红色缎衣，束带、黄绸裤，一具着深绿色缎衣，束带，白绸裤，都头梳双丫角髻，脚踏新麻鞋，打扮活像画里所绘的和、合二仙一般。最奇怪的，就是这两具童尸，不是顺流漂下，而是双双并在一起，不先不后，不快不慢，齐齐逆着水流，向着仙童庙这边浮过来。就在此时，神功道友中有人喊：“仙童来了！逆水浮尸，仙家才是这样呵！”
于是，姓冯的道首立即命人鸣鼓奏乐，焚香放炮来迎接仙童，跟着又叫几个熟水性的道友跳下濠去，把这两具童尸捞起来，立即焚化，着匠工把“仙体”的骨灰掺入陶土里，重新塑造两具仙童神像；一边又发起募捐，重修仙童庙，冯姓和几个道友自当庙祝。
这样一来，“仙童升天”的神话不胫而走，两三天内就传遍广州及其附近的乡村。许多愚夫愚妇争着前来膜拜，有时一天多达五六千人。单是香油钱的收入，每天也有三、两百两银子，而神签费、卖香烛的收入也相当可观。不到两个月，那几个庙祝就已各捞了一大笔。同时，重修仙童庙的捐款也募集到了。
不久，就修建成一座宽阔壮观的新庙。许多知名人士、富商巨贾都送来匾额、楹联祝贺，更增加了庙宇的声价，这新庙又出现了几宗“奇迹”，成了庙祝们诈钱的工具。不仅那些迷信的人们齐声称颂仙童的灵验，还有些好事的文人把此事写进自己的著述中。
那么，所谓“仙童显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说穿了一文不值。原来，那个冯道首乃是江相派的“大师爸”之一。他们在外地收买了两个10岁左右的小乞儿，养了几个月，在“升天”前两天带到广州来打扮好了，活活淹死在水里，用铁锚和绳子把尸首系着，沉在仙童庙下游不远的地方，上面盖着一只大船，另叫助手在上游停泊两只小艇，从艇头放下两很蔑缆，末端系以重物，不使浮出。
宣传仙童升天那日，大船上的人拉开锚绳，浮起尸身，小艇上的人暗将蔑缆绞入一拉，尸身便逆流而上了。轰动一时的“奇迹”，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江相派”用迷信诈财之“事业”，于此可见一斑。
北方的“一贯道”诈财手法，与“江相派”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基本手段有两种：一是“仙佛降笔”，又名“扶乩”、“扶鸾”。就是借口“仙佛”附在“乩手”的身上，借“乩手”的手所写的训示。“乩乎”又名“三才”，即“天才”、“地才”、“人才”。“三才”要经过长期的严格训练和秘密演习，以掌握那套骗人手法，认为合格后，就当众举行“扶乩”。
“扶乩”前，由点传师告诉“天才”开坛的目的，“天才”根据其意图，事前编好辞句，届时在沙盘上写出，是为“坛训”或“神训”，道徒应绝对服从，骗财的目的就可以借助“神训”而实现。
另一种手段叫“仙佛借窍”。所谓“借窍”，就是伪装仙佛附在“天才”身上，用“天才”的嘴说话，用“天才”的手打入或表演魔术。表演“借窍”的时候，“天才”突然伪装倒地，昏迷不醒，数分钟后，从地上爬起来，根据仙佛身份的不同，表演不同的角色。如果张飞临坛，就气势汹汹，举止粗暴；观音临坛，就一副慈祥面容；济公临坛，就变成疯颠模样。手拿木棍或藤条，训戒道徒，或斥责，或表扬，或考问道徒如何行动、立愿、渡人、办道等等。凡遇“借窍”的时候，道徒十分紧张，稍有随便或对答不上，就要挨“天才”毒打。在北京的精化坛和道化坛举办的仙佛班中，假“借窍”手段用藤条打死的道徒，仅知的就有5人。道徒们为免遭毒打，表示诚意，纷纷捐献财物或立愿办道，这样道会头子诈取财物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贩卖人口
贩卖人口，在旧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江湖黑话，称专贩男孩，叫“搬石头”；专贩女孩，叫“摘桑叶”；贩卖妇女，叫“开石头条子”；贩卖华工出洋，叫“贩猪仔”。民国时期，帮会流氓大批加入这项“特种事业”，遂使贩卖人口的活动达到空前猖獗的程度。
在上海，专贩男孩的后台是虹口捕房刑事股探长尚武，此人身在青红两帮，与虹口吴淤路广东潮州帮三合会的一部分人勾结，贩卖人口。当时广东的一些富商大贾包括华侨，除自己养的儿子外，还领养一些男孩，给予读书教育，将来看哪一个聪明能干，就把事业的大权给他继承，故绝大多数男孩均被贩往广东。
尚武在解放后被处以极刑。专贩女孩的后台是尤阿根，当过旧上海公共租界的老闸捕房刑事股探长，也身在青红两帮。他将在上海拐到的女孩，大部分卖到北方地区，也有一部分卖给福州路的一些妓院。尤阿根本是公共租界的一个小流氓，由于贩运人口获得巨利，进入捕房当巡捕，后来又攫升为总探长。
法租界方面还有一个贩卖女孩的总头目，即法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任文桢，此人是杜月笙的学生，收门徒1000多人，他的后台则是法国巴黎警察局便衣警探出身、当时任法捕房刑事科长的苍郎打。这些被贩卖的女子大都是苏北籍。具体进行这项勾当的流氓头目是顾竹轩的徒弟王兴高等。他们把拐到的女孩大部卖给上海的一些妓院，其中有不少人被卖给专门接待外国水兵的下等妓院，充当“咸水妹”。
还有一些帮会头子专门从事“贩猪仔”的勾当。他们与华侨中的极少数贩类相勾结，与外国在华招收华工的一些专门机构合谋，宣称如愿到外国做工者，每月可得工资若干，安家费若干，临行时又可预支薪金若干。工作限期满后，尚有若干个月工资作为酬劳，以充回国之盘川云云，吹得天花乱坠。不少人信以为真，纷纷报名应募。
岂知临时各人净得者仅仅百元。但因各人先期领得的定洋早已用光，这时虽想不去，已不可能，只得立下契约：“某某家贫，得雇主预付资助金若干，自愿订立条约，执行佣工义务若干年”，云云。“猪仔”签“十”字，押手印，从此便沦入不能解脱之苦难，而从事贩运猪仔勾当的帮会头目则获巨资。
例如广东汕头帮流氓，通过三合会曾于1930年至1936年间，贩运5万多男女青年至南美巴拉圭、乌拉圭两国开垦原始荒地，一切费用由该两国政府负担，对汕头流氓每诱出一个劳动力，则付给100美元的报酬，这伙流氓累计共得美金500万！
此外，还有一种变相贩卖人口去国外者，称“国际护照贩”。当时，旧中国在反动派统治下，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浙江温州、青田一带，有不少青年农民男的擅长石刻，女的缠足，他们被用“贩黄鱼”的方法，通过澳门葡籍流氓，诱骗到葡萄牙，再转往法国。男的被迫干石刻劳动，女的被带到马赛等地表演“扭跳小脚舞”。所谓“贩黄鱼”，因中国人属黄种，在运葡途中，万一死在船上，即被扔入大海，如扔死鱼一般，因此贩卖中国人被称为“贩黄鱼”。
当时，干这种勾当有个极为神通广大者叫陈鹤鸣，此人是温州人，杜月笙的门徒。他勾结青田县政府、上海南市警察总局护照股及法、意两国邮船公司买办，并在国外勾结葡、法两国贩卖人口的流氓，和旧中国派驻这两国公使馆中的败类，诱骗中国青年出国，从中渔利。
其方式是，凡被骗者，每人发旧西服一套，但要付给陈鹤鸣旅费法币450—500元（当时值黄金数两），由陈统购船票。实际上，陈并不购买船票，而是勾通船上人员，把人藏在货舱里，每次每船最多20多人。船抵马赛港，由法国流氓接待，可定居3个月。男的由当地流氓介绍，用青田石代人刻印章或人像，每枚可赚5—25法郎不等。3个月中，除一切简单生活开支外，每人平均可余5000法郎。女的扭跳小脚舞，3个月约可余8000至1万法郎。3个月期满回葡都里斯本，每人向中国使馆交纳1500法郎，称“树上开花”。
这样来去循环不已，轮番前往法国，陈鹤鸣从中赚得巨利，而当时中国政府驻葡使馆人员，因政府经常欠付使馆经费，故亦赖此维持生计。
这种变相贩运人口的活动造成很大危害。有些青年农民因为贪图出国谋生，交不出旅费，被迫出卖房地产，甚至把妻子“出租”；女的要接受黄色动作的训练，被迫兼卖中国古装春宫照片。再者，因上船后不买票，被迫藏于煤堆中。如遇法国海关人员搜查货船时间过长，常有窒息致死者，尸体即抛入海中。
当时，日本新闻记者专摄中国小脚妇女跳舞照片，刊于日本报刊以污辱中国。那时史量才先生主办的《申报》曾对此事进行揭发，引起法国当局注意，上海法租界捕房政治部奉令彻查，在南市将陈鹤鸣逮捕，后判刑5年，上海整个有关组织也彻底破获。从1936年起，这种有辱国格之事才告终止。
占码头
帮会经营之不法事业，虽然名目繁多，大而分之，则不外乎两大类：流动派和固定派。走私贩运、兜跑底子、开放码头等，皆为流动派；占据码头、划地为霸等，是为固定派。
长江中下游各省，大至都市，小至乡镇，凡市面稍稍繁盛一点的，大多为帮会势力所及。他们分疆划界，各不相犯，每一码头必有一帮会头目为首。凡此势力区域内种种不法营业，莫不为他们所包揽，从而坐享厚利，此为“占码头”。这些占码头的帮会头目就成了各种流氓恶霸。
例如，当时的上海就有这样一些“霸”：赌场霸。20年代中期，黄金荣、杜月笙等，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在法租界公开设立一种“俱乐部”，实为变相赌场。那时最著名的俱乐部有福熙路180号、同半路181号等。都派有专人携带手枪担任保护。赌场内，中西赌具一应俱全，赌面相当大，一次输赢都是几百到上万元。
赌场除了靠赢钱外，还用见十抽一的方法来抽头。杜月笙每月从一个赌场就可以拿到三四万元。码头霸。上海开辟租界后，沿黄浦江建立了许多外轮、沿海及内河轮船装卸货物的码头，码头上雇佣了许多“码头小工”搬运货物。这些码头多由外商经营，他们为了便于管理，指派一些人做包工头。
包工头本身都是流氓，多以洪帮为主，他们即码头霸主。每件货物从船上搬至码头，或进仓库，轻者200斤，重则600斤，每件运费霸头抽取60％，而卖苦力的搬运工只得40％，实际上还要支付种种开销，逢年过节，或把头婚丧喜庆，都要工人分摊送礼。这些码头霸同属帮会，互通声气，某个码头工人只要一个码头霸主不用他，则其他码头也难进门。
一个码头，忙时雇一两百人，把头的收入就相当可观。他们又雇用小工头，对工人严加监督，层层剥削。解放前，最大的码头霸主有：沈关生，杜月笙的同门兄弟，又身在洪帮；李茂龄，顾竹轩的徒弟；张春宝，苏州河内河码头霸主。他们都以码头恶霸起家，大发其财，在上海置有大批房地产。
粪霸。旧上海有卫生设备的房屋比较少，多数家庭均用马桶，不论雨雪阴晴，专门有人拉粪车到里弄挨户代倒马桶，每月收费两角。粪车装满后，拉到粪码头，把一车粪加水分成两车，出售给农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有粪霸即包粪头，向租界当局承包，付规定的承包金。法租界历年的粪包头是黄金荣的姘妇叫阿贵姐，共有粪车400辆，付给粪车夫每人每月拉车费8元，另给法捕房与卫生处有关人员小费6000元外，每月可净赚1万到1.2万元左右。除了每晨派一人在码头登记出售给农民的粪车数外，不参加任何劳动，坐收其利。
扒窃霸。这是一种专事扒窃的秘密组织，有500多人，分细窃与粗窃两种。细窃是特等扒手，七岁起即开始训练，超级能手称“小山爷”。该组织内的纪律很严，加入后不能退出，违者即遭杀害。这个扒窃组织还与租界捕房相勾结。1934年春，公共租界捕房在一家居民中搜出一张名单，发现公共租界捕房有65人，法租界捕房有17人，都与扒窃犯有牵连，每人每月领取非法津贴，以上82人后全被开革。
此外，还有渔市霸、菜场霸、走私霸、黄包车霸等各种霸头。以上各霸都是以业为霸，一业一霸，姑名之曰“专业霸”。还有一种是以地为霸，一地一霸，姑名之曰“地方霸”。某地若被某帮中头目霸占之后，即独揽其中一切不正当营业之经济收入，一码头不得有二人同占，严然有“国无二主”之概。因此，与占码头相伴随的，是互相残杀的争码头的惨剧。
上海浦东地区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红帮头目丁某与孙某因占码头之事暗中争斗。两人表面互相谦让，不露痕迹，而内里各怀你死我活之决心。因此，双方平时出入都要带上五六个或10来个亲信随行保护，互相戒备。
一日，丁某忽邀孙某至某处赴宴，孙明知对方不怀好意，但又不肯示弱，遂带上吃斗兄弟20余人，各各暗藏武器，应邀赴会。丁某亲自出迎，请孙上坐。酒至半酣，忽有五六十人突然闯入，各举武器。孙某知道不妙，飞起一足踢翻桌椅，同来兄弟也各出武器准备迎敌。
这时，丁某说道：“孙大哥今日屈驾光临，已为瓮中之鳖。但因我众你寡，杀掉你不为本事。我今要向大哥告借一物，如蒙允许，我当送大哥出险。”
孙某道：“好，请说吧。”
丁某道：“欲向老哥借用枣子一双（红帮称眼珠叫“枣子”），请老哥自己取下为妙，免得弟兄们动手。”
孙某应道：“兄弟从命，但恳请丁大哥，能否给我暂留一只呢？”
丁某也答应了。说罢，孙某立即举刀自取右眼一珠，掷于桌上，但已痛极而晕倒。他带来的弟兄在旁只好相顾无言。丁某道：“好，另一只眼暂借与你，去罢。”
言毕，率领徒众一哄而散。孙某醒来后，同行弟兄同声问道：“老大何不让我们与他拚个你死我活？”
孙某答道：“你们懂得什么！今天我牺牲的，只是一只眼珠罢了。如果与他们打起来，他人多，我人少，他为主，我为客，我们20余人，恐怕一个也不能活着出去。何不暂留一目，以待后用？”
自此之后，丁某即于该码头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以为孙某从此再不能与他相争了。然而事有不测。起初，孙某果然退避三舍，而实际上却在暗中积蓄势力。半年之后的一天午夜，丁某突然与孙某的徒众遇于途中，而被活捉捆绑，带到船上，扬帆启航至一村庄。那少掉一只眼睛的孙某开言道：“大哥到这里来做什么哉？难道半年前一目之赠尚未使你满意，还要来第二次‘借枣’吗？”
丁某道：“不要废话了，既已至此，一切唯命是从，即使要我再加一枣，还你双倍利息，也无不可。”
孙某道：“好来！”
两旁即有武装少年数人，拔刀而出，猛地向丁某肩膀两腿等处连戳数十下，一时尚不致死。丁某受此巨创，刀孔密若蜂窝，但咬牙忍受，不作半句求饶的话。但已血流满地，呼吸如丝，半晌方醒。孙某问道：“我今天放你回去，你还想报仇吗？”
丁某道：“如得生还，誓必报仇，还请你杀我为是！”
孙某张开他的一只眼微笑道：“誓必报仇，好呵！我今天本想杀了你，但因你尚要报仇，故不杀你，倒要看看你日后复仇的手段，你快去吧！”
丁某回家后，请名医治疗，三月后痊愈。而独眼龙孙某虽当时自充好汉，放丁回家，实口硬心虚。后来听说丁果然未死，怕他来报复。便在风头最紧之时，每夜迁移住宿的地方。如此冤冤相报，闹得沸沸扬扬。后来此事为上海流氓头子范高头所知，便出面约定日期，为双方讲和，帮中人名曰“叫开”。叫开之后，双方订立攻守盟约，分领浦东一带各码头，互相策应。至此，孙、丁二人争码头一案才算了结。
浦东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争码头案：该地有两个著名的洪帮恶棍，一个浑名“小铁墩”，一个绰号“小黄牛”，二人为争码头斗得不可开交。有一天，黄牛一人在茶馆吃茶，小铁墩突然纠集一帮人找来。黄牛明知狭路相逢，寡不敌众，然而躲避又以为不齿，便坦然而出与铁墩相见。铁墩一声令下，铁棍、铁尺如雨点般打将下来，数分钟便打得黄牛体无完肤。后经多人劝解，未伤性命。但已当街横卧，不能行动。稍息片刻，只得手脚并用，爬到茅厕坑，饱饮小便一顿，而后仰卧坑旁，等人来救。不多时，地保赶来问道：“不碍事吗？”
黄牛答道：“不妨不妨，自家人互相耍耍儿戏罢了。”
又问道：“打你的人你认识吗？要不要为你禀官查办？”
黄牛忿然答道：“倚官仗势，假公报私，黄牛不做这样的事。”
地保送他回家之后，事隔三月，黄牛又强壮如初。铁墩得知以后，害怕今后会冤冤相报，便邀请了几个著名的帮会头目来“叫开”。黄牛说道：“我们本是一家人，请诸位老哥不必干预此事。而且我与铁墩既属同门，又共过患难，以前他打我想必是受了坏人愚弄。所幸的是他尚未置我死地，足见我们是患难弟兄，并没有不共戴天之仇。当时他若要取我性命，易如拾芥。我有今天，都是铁墩所惠赐，哪里还敢存报复之心呢？”
讲话时显得很诚恳的样子。来人见黄牛并无报复之意，便据实告诉铁墩，铁墩就一笑置之，不以为意了。哪里知道黄牛存心刻毒呢。只不过因为势力不足，暂时不敢发作罢了。从此以后，黄牛带领亲信弟兄匿居他处，潜养势力。有一天，铁墩正到某码头收陋规，正巧黄牛住在那里，而铁墩却不知道。
铁墩带领三五兄弟沿街勒索，被黄牛兄弟所见，急忙返回报告。黄牛立时传知众兄弟密议，大家听说铁墩到此，无不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将铁墩处死。黄牛却说道：“弟兄们的热心，我很感激。只是本处为县治之地，倘若大庭广众之中将他放倒，事关人命，必然获罪。我们还是稍等几天，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良机方可下手。”
次日，铁墩收陋规完毕，带领四五个弟兄径出北门，打算一路敲诈而去。行不数里，忽见密林深处跳出大汉10余人，或持短棍，或握利刃，拦住去路，大呼“留下买路钱来！”
铁墩举目一一辨认，竟无一个认识的人，不禁狂笑道：“这真是强盗遇贼了！快去罢，某山某堂某老大铁墩在此，谁敢胡闹？”
话犹未毕，左边林中又冲出一个人来，对襟褂裤，手持单刀，几步跃至铁墩面前。铁墩一看，见是黄牛，不觉大吃一惊，急欲转身逃跑，已无退路。黄牛大声喊道：“铁墩大哥，黄牛恭候已久了！”
铁墩闻言，自知难以逃脱，只得应道：“黄牛哥别来无恙？”
黄牛道：“承蒙您铁尺教训以来，贱体反而日益强壮，实在是老哥所赐。今天老哥既到此地，不可没有东西孝敬，敢请老哥饱饮一顿清水，以报昔日之恩，如何？”
铁墩举目向左一看，但见银涛滚滚，波浪滔滔，黄浦江奔腾而去，听得“饱饮清水”一语，知道黄牛必要把他送到海龙王宫中，求也无益，只得应道：“悉听牛哥尊命！”
当时铁墩同来的徒众，一齐为铁墩乞怜，无奈黄牛心坚如铁。即命部下将铁墩绑缚于一大石上，连人带石，抛入黄浦江中去了。这铁墩占码头逞强半世，遂被黄牛“种荷花”（红帮中人将活人投于江中，称为“种荷花”）了事。
开码头
占码头是帮会固定“经营”，开码头则为帮会之流动“事业”。诸如演戏法、卖拳头以及巫医、相命等一切走江湖之辈，帮会中皆谓之开码头，一般地说，此辈虽难免有不轨举动，但强诈勒索尚不多见。而独有“收丐捐”一幕，堪称“开码头”中的奇观，不可不多花费点笔墨。
每年旧历二、八两月，总有一批批乞丐结队成群，纷纷至各内地乡镇，向各店铺强打秋风，勒索商民，帮中谓之“收丐捐”。奇怪的是，当时政府对此辈非但不加过问，还实行保护政策，许多县都设有“丐头”一职，由当地有面子的帮会头目充任，特许其每年收丐捐两次。凡纳了捐的店铺，丐头就发给红纸黑字的“丐条”一张，各自粘贴于大门之上。若问这丐条有何用处？用处大着呢！凡门上贴有丐条的，每逢二、八两月，管保没有强叫花子上门勒索钱财，真像贴了门神一样灵验。
收丐捐之时，各地丐头公然带了伙计，各各肩背钱袋，挨家逐户收取。
交了钱，随时即换贴新的丐条，大有一番“新桃换旧符”的气象。若遇一时无钱交纳的，也可以通融欠帐，约期付款，先贴丐条。但如果遇到有意取巧不付的人家，他们决不肯善罢甘休。待到二、八两月，乞丐们陆续而来，络绎不绝，丐头必指使他们终日登门，强索硬要，务使你家宅不安，鸡犬不宁，最后解围之法，还得请求丐头帮忙。
这下好机会来了，丐头必181然乘机敲诈，特别“开讲”，比原定要交的丐捐数目，要高出好几倍，方肯挥令让乞丐们退去，否则就推托不管。大凡商铺住家，经过这番骚扰和损失，下次收丐捐时，自然唯命是从，左邻右舍亦必引以为戒，再不敢取巧了。因此凡城镇中等以上人家，没有人敢不纳丐捐的。这一来可把各地的丐头们养肥啦。
即使有一两户未交的，也很难侥幸漏网，因为逃过初一，逃不过月半，下次收丐捐时，帮徒们必先将大街小巷巡视一遍，看看各家大门上有无丐条。若没有，勒索的机会又来了。或则以铁镖飞掷至店家柜台上，声称“过路镖客，流落贵地”；或以刀枪剑戟等诸般武器列于商店门前，逐一使弄；或则口唱京调昆曲，高拉胡琴，请主人聆听其雅奏。戏演完，即伸手要钱若干，且须立付。
如有拖延，即口出恶声，并加倍勒索。若有某店主就是顶住不给，能奈我何，他们也有办法。
因为他们人多，第一批刚走，第二批又来，第三、四批复至，可聚到数十人之众，环绕门外，闹闹嚷嚷，在商家则生意停顿，在居户则惊恐万端。相持有时，最终获胜的，还是这些蛮横的丐头。广州有个著名的乞丐集团，叫“关帝厅人马”，势力最大时发展到5万多人，总头目叫陈起凤，就是靠收丐捐起家的。
过去广州民家对于红白喜事的“喜钱”（即丐捐），懂事的人家，是在事先送到关帝厅的丐头处去，领回一张写着“附城花子陈起凤”的丐条归来贴在门口，借以避免乞丐们滋扰。至于丐捐的数量，富户大约四五元，中等人家约二三元，贫苦的也要交一块数角。
如果不懂事，等到丐头亲自上门来“恭喜”时，可就麻烦了，他认为“唔俾面”（不赏脸的意思），就会加倍勒索，若不能如愿以偿，他们就会纠集群丐来闹个没完没了。有一次，广州河南有家富户，因办丧事时未能满足“关帝厅”的要求，在一个晚上陈起凤就传令集合起二三千人马，在事主门口捣乱生事，警察没有办法制伏，官厅也一时干涉不了，结果事主还是给钱道歉了事。根据关帝厅的惯例，收来的丐捐分作五份：丐头占一份，群丐占三份，其余一份归当时的那个段警。在你办事期间如有外人来干扰，他们就会代你赶跑，保证无事故发生。其他各地丐捐都有其一定的分法，不再赘述。
帮会中收丐捐者势力之大，踪迹之广，遍及许多省市。江、浙两省100多个州县中，几乎无一县不见他们的踪迹，无一县不发生上述之怪状。在一县中又不限于一乡一镇，凡乡村中稍有市面的，都有他们的“分丐头”。相当于县丐头派出的驻外伙计。凡有收丐捐的帮徒惠顾，由他们负责招待食宿。故每当二、八月开码头之时，各帮徒众逢镇过村蜂拥结队而来，其声势之壮观，宛如乞丐大游行。
虽然如此，各帮徒众开码头并不乱跑，各有一定的地点。甲帮所跑的码头，乙帮不得再跑；乙帮所跑的码头，丙帮也不得插足。因此，某县、某乡、某镇应到若干组，均有一定界限，并不互相干扰。而跑码头的帮徒，对于他所跑之码头，不啻视为自己的不动产，其保管码头的办法非常严格。如有他人私自乱跑，则必立即驱逐，甚或置之死地。如同占码头的帮徒经常争码头一样，开码头的帮徒也经常演出争码头的闹剧。
苏南某镇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帮私跑码头的徒众五六人沿街勒索，已经交纳了丐捐的各户还要再交一遍。他们既至东村，复到西镇，商民们被扰乱得没有办法，只得向县丐头救援。县丐头来到镇上，得知是一伙私跑码头者，就命令他们离开此地。谁料那伙人竟置若罔闻，挥之不去，依然沿街纷扰不休。县丐头见丐法不行，武力又不敌，只好听其胡闹。
当时全镇商民哗然，以为此次丐头威令不行，面子大丢。次日，天尚未明，忽听外面“救命”之声大作，商民们挑灯起视，只见有五六人一丝不挂地被绑缚着，为10多人簇拥向东市而去。过了片刻，天已大亮，又见昨天来镇的那个县丐头率领了一大群乞丐，耀武扬威地由东向西而去。有人大着胆子问县丐头发生了什么事，丐头说，昨天私跑码头、违抗命令的一批强叫花子，今早被“活种”了！
何谓“活种”？原来此辈将生人沉入河中叫“种荷花”，活埋土里叫“活种”。商民们听说那五六个叫花子都被“活种”了，个个吓得说不出话来。
那丐头越发自鸣得意，详述了事情的经过：“昨天那几个私跑码头的乞丐，被驱之后理应到别处去，怎奈他们不畏丐法。我只好回到县里找各处过境的兄弟商量，大家都说，要保镇上安宁，并杜绝私跑现象，除活种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于是我连夜带领20多个兄弟带绳索、铁锹来此，到各个客栈把几个私跑码头的一一绑缚起来，送到镇东的一块墓地，挖了两三个地穴，逐一把他们活埋了完事，我这就要回县报告帮中的老大去。”
商民听罢，莫不大惊失色。有几个胆子大的，跑到东市，想看个究竟，果然于累累荒草野冢之中，又添儿处新坟！
收陋规
凡一码头上种种不法事业，如抽头聚赌、贩卖鸦片、秘密卖淫、拐卖人口等，若为帮徒所经营，自然受到帮会组织的庇护；若为帮外流氓无赖所经营，也必须借重帮会中有面子的头目做靠山，以求保险。不用说，那是要交一笔数目可观的保险费为代价的，帮中人称之为“收陋规”。
比如说，有一个帮外流氓某甲打算邀集赌客抽头聚赌，他就必须在事前将聚赌的地点选定了，先到占码头的帮会头目那里挂号，交上一笔挂号费。挂号之后，帮中就派一个善于说话应对的门徒到该赌场去作为常驻代表，专门负责应付外来“寻铜钱”的流氓（帮中把拆赌场之梢称为寻铜钱），复派“吃得做得打得死得”的“四得”兄弟10余人，分布赌场四周，严加保护。而后，该赌场方可安心聚赌，不致发生意外。
万一有官中差役前来捉赌怎么办？那也不怕，因为帮会中的那位“常驻代表”与官中差役是互通声息的。捉赌之人未至，而通风之人先到，场主与赌客有充裕的时间可以从从容容地逃之夭夭。因此，“挂号”又叫“保险”，确是名副其实的。当然，要请帮中保险也不容易，场主必须向码头霸主预先声明，保险费完全由场主负责支付。如果场主不走运，赌场生意不佳，弄得入不敷出，保险费也不能短少分文。因此，场主做这种大生意必须反复掂量，如果没有充分把握，是不敢贸然向帮中请保的。
也有些赌场场主，既垂涎于聚赌之厚利，又害怕请保之后，入不敷出反致亏本，就偷偷地做起不挂号的生意。但这样一来，种种不测之祸便接踵而至了。一则帮中兄弟探知某处有个赌场没有挂号，必定互相报信，源源而来勒索小费，每人至少要给个二三角钱。
假如场主摆下脸来不给，那么“四得”兄弟就会把他们那套“打得死得”的功夫一一献将出来，甚或逢人便打，灭灯抢钱，闹得天翻地覆，再发达的赌场经过这番折腾，也不能安然聚赌了。二则当地没有入帮的流氓无赖，总是与帮徒狼狈为奸。他们如果得知某处有这样一个不挂号的赌场，而且帮徒们已经前往索费，他们岂肯错过良机？也必定是三五成群，紧随帮徒之后。
如果每人也以二三角计算，他们一呼百集，叫你给钱又给不起，不给他们又闹个不休，你这个赌场也就没法开下去。还有一层，官中差役与帮会徒众都是一鼻孔出气的，凡挂了号的赌局，均须提一定的保险费分给差役。那些未挂号者，则帮中人一边去拿开销，一边又去通知差役前去“排炮”。“差役一到，总是张牙舞爪，声称“奉宪捉赌”，场主无可奈何，势必又要拿出若干金钱了结。
如若不然，他们就来个弄假成真，当场将场主及赌客一齐抓走。因此各赌场无不畏之如虎，惟命是听，只求免得吃官司。因为这样三层原因，帮会经营的赌场“保险”事业，得以兴旺发达，且帮外无人能与之抗争。
然而，在此帮与彼帮之间，帮内这个山头与那个山头之间，为了“收陋规”也常会发生残酷争夺的。20年代中期，黄金荣、杜月笙勾结租界中外头目，在法租界公开设立“俱乐部”作为变相的赌场。当时，有个潮州帮三合会的头子郑子良，属洪帮，仗着会员都诸拳术，居然向黄、社提出要求每月5000元的津贴，当然遭到拒绝，因此常派人到几个赌场捣乱，投掷自制的香烟罐头手榴弹，造成伤亡。这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
有时，“寻铜钱”者当场被赌场保镖捉住，用“种荷花”方式扔入吴淞口外海中灭迹。如此惨死者，每年有10多人，谁也不敢过问，法捕房也熟视无睹。
此外诸如秘密卖淫、串贩人口等项不轨事业，帮中均无不收其陋规。其手续与赌场“保险”大同小异，其精义不外乎“予之则安，拒之则乱”而已。具体收法，则可分为月规和节规两大类。收月规的办法是双方先订好价格，由帮中占码头者按月前往支取。有些进项不大的小生意不能月月奉敬的，则按节开销，是为节规。
假使有人秘密私做，如能永远保密则已；倘若有朝一日为帮中所知，大则捉将官里吃官司，小则纠缠不休永无宁日。久而久之，仍需按月开销或按节奉敬，并且会追加临时陋规若干。当然，交了陋规，也可以得到一定的“好处”：遇有外来流氓欺侮，帮中可以出力保护；如被官差拆梢，帮中也可出面说情。
总而言之，帮中得人钱财，就负有保护之责，通风之任。无怪乎各经营不法事业之私商倚之为“长城”，恃之为护符了。在过去没有帮会庇护时，虽有少数不法分子冒险尝试，但不敢明目张胆地干；自从各码头有帮会包办之后，就敢于堂而皇之地公开经营，并且几乎无处不有了。
包揽事件
占码头的帮会流氓在一地势力之大，简直与第二个行政衙门无异。其所管之事件，办事之性质，诸如断曲直、伸冤屈，或使两仇讲和，或加严刑峻法，都与衙门讼事相类似。这样，占码头的帮会头目，就得以把一切与讼事性质相似之厚利，装到自己腰包里了。
江、浙两省交界的某县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曲折离奇的案件：该县富商于某是个暴发户，有个儿子很没出息，惯与下流为伍，人称老八。这个于老八癖性好淫，遇到稍有姿色的女人，总要千方百计弄到手。本地不远处的尼姑庵里有个小当家，年方二八，称艳一时，于老八垂涎三尺，每逢初一月半，必然前往烧香，正是：一度复一度，烧香望尼姑。女尼都是清心寡欲之人，但也有个别不惯过寂寞生活的。久而久之，小当家居然被187他勾搭成奸。
在此之前，这个小尼姑已被另一个官宦之子、外号叫“小丁香”的人所诱惑，并被拉下水。自从与于老八搭上之后，自不免对小丁香冷淡了些。丁香大疑，于是秘密察访，知道了事情原委，立时对于老八恨之入骨，几乎要拿性命相拚。幸好他的一个好朋友朱某从中调解，事情才暂时搁下。他哪里知道，朱某正是该县红帮中之头面人物，早就垂涎于小丁香和于老八家的钱财，眼下二人为一个小尼姑闹起来，正好给他提供了发财的良机呢。
一天晚上三更时分，明月当空，尼姑庵中，于老八正搂着小尼姑在一张床上睡觉。忽闻外面人声鼎沸，庵堂大门已被冲开，突然涌入10几条大汉。“捉奸！捉奸！”
响成一片。老八大惊，急忙披衣出房，已被众大汉团团围住，为首一人，乃是小丁香。老八一见，恍然得知这伙人光临的缘由了。当时，小丁香复指挥来人，将老八与尼姑二人面对面绑做一处，口口声声要送县里查办。老八与小尼慌忙告饶，情愿处罚了事。主庵老尼等也相继而出，跪着求情。事主丁香有点退步了。但阎王好见，小鬼难当，同来大汉都是帮中流氓，岂肯就这样了结？当下声言道：如要私了，也很容易。我们半夜三更来到这里办事，必须偿我们一夜不眠的损失费100元。否则，只有送到官中查办，以清佛地。那于老八被缚已久，手足麻木难耐，一听此言，知有转机。急忙大声说：“请赶快把我放了！这么一点钱，好商量。”
那些大汉听说，便将二人松了绑。于老八立即写了一张便条，遣人回家，把100元如数取来，付给各大汉了结。
那于老八事后寻思，此事都是小丁香指使的。今日受了他的敲诈，必定要设法报复，以泄我心中愤恨。主意既定，次日也跑到帮会头目朱某那里去，将昨晚情形，一一申诉，并求帮中公断是非曲直。朱某闻言，也吃了一惊，因为昨晚的事正是他包办的呀，于老八被敲诈的100元现在还留在他那儿呢！
不过，于老八的请求并未使朱某为难，他当即欣然答道：“一个漂亮的小尼姑，难道就该小丁香一人独占吗？你不要怕，我一定为你出这口气。”
老八欢喜无限，说道：“仰仗你的大力，事成之后，必有厚报。”
朱某道：“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只须如此这般就行了。”
老八满口应允而去。过了三天，于老八亲自率领一大帮人，气势汹汹地去寻觅小丁香。他自恃人多，要与丁香决一雌雄。走到一座庙前，正逢小丁香也率领一帮人过来，似乎对方早有准备。双方正好在庙前戏场上相遇。一声令下，戏场变作战场。双方各各亮出武器恶斗起来。
丁、于两事主一为官宦出身，一为富家子弟，都是胆小如鼠之辈，何曾见过这样场面？吓得如筛糠一般。于是，双方各有帮徒四五人，保护大驾远远退避。交战片刻，有人来向老八报告道：某某受伤了。不一会儿，又来报：某某将死了。吓得老八大惊失色。对面小丁香所得报告，也与这边相同。再过片刻，又有人来报：已将小丁香那伙人打散了，但我们这边有好几个人负了重伤，现已送去医治了。至此，于老八才稍稍放心下来，由保驾的小帮徒们送回家中。
过了不久，朱某来了，叹息道：“唉，不知小了香何以备了这么多的人为他保驾、使我们不能得手。但他那边负伤的人比我们多。我们这边仅少数几人负有重伤，但不至于死。此外轻伤10余人更不足虑。但打蛇不死，必有后患。此次肇事之后，更难保丁香不下毒手，你可要及早谋画呵。至于这次帮忙费用，未伤的每人3元，我已代你开销了。轻伤的另加医药费3元，也已忖讫。但还有四五名重伤者暂留在我那里请医调治。究竟如何处置，听你裁决，我的看法还是各给医药费让他们回家医治为妙。”
于老八听此一席话，不觉又怕又恨，又惜金钱，又无别的办法，只得忍痛掏腰包，出大洋数百给朱某携之而去。
可怜一个小丁香，一个于老八，都以为朱某是帮着自己的，是大好人。
殊不知他们两人都蒙在鼓里，真正在戏中唱主角的，正是这个帮会头子呢。原来，他为于老八出谋画策的时候，早有成竹在胸了。一方面怂恿老八带一帮人去找丁香复仇，同时却命一个帮徒到丁香处报信，告诉丁香道：“老八对你极为嫉恨，已约了一帮打手，要于某日某时置你于死地。”
丁香心想，你于老八既夺了我的小尼姑，又要取我性命，是可忍，孰不可忍！又是立即找他的好朋友朱某商量，决定召集数十名吃斗之徒，与老八对敌。其实，双方所召集的打手，都是朱某手下的帮徒。朱某私下吩咐道：“今日两方面都是自家人，只须在事主面前各出武器交过排场完事，千万不可当真。”
当下朱某邀丁香同行。丁香深信今日必有一番恶斗，唯恐危及自身安全，不想同去。朱某却说：“蛇无头不行，你如胆小，可多派些人保护。”
丁香无奈，只得勉强随行。到了庙前戏场上，果见老八带领一群武夫昂然直冲而来。既相遇，一声令下，双方打手立即蜂拥而上，互相目视，暗中会意。丁香一方先分出一小队挟着丁香离开战场，余下的人高擎武器，直取老八，口中大叫：休得走脱！老八那方见势，也立即分出一批人拥着老八逃窜，把双方事主吓跑之后，余下的都是帮中自家人，于是乎就仿效戏台上的武打，表演一番之后便停锣歇鼓，各自散去。所苦的是两个事主，既被愚弄，又破大财，每人损失各在千金以上。
然而，帮会头目的欲壑仍未满足。从此以后，朱某又密令门徒分头向丁香、于八两方挑拨恫吓。对丁香则说老八还要如何如何与你为难，你的生命如何如何危险，目下最妥善的办法不如请托帮中有面子的人物，出面为双方讲开。到老八处也说同样的话。好在两人已被他们闹成不世之仇，永无会面交谈之日，故一经他们危言挑拨，就更加堕入五里雾中，但知你忌我恨，誓不两立，哪里会有不遵从之理？双方果然托朱某讲开。讲开的酬劳金以及各种花费，又不下千余金。
经过以上三番敲诈，事情仍然没有结束、帮首播弄之手段反而更加升级了。讲开之后不久，有一天朱某秘密跑到丁香处说道：“老八居心不良，现在名虽讲开，其用心仍然险恶。你如想长久安宁，唯有把他做脱（帮中杀人之谓），方可绝了后患。”
岂知丁香本一文人，前几次虽受愚弄，无非为求自保。今听朱某竟提出要包办人命，不觉大惊，当即严词拒绝。朱某见此方未能得逞，复转向老八处，亦用同样的话播弄。老八一听大喜，当场付2000金，托朱某“包做”。此后一天晚上，丁香果在回家的途中被杀。朱某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2000金之卖命钱！后来此案被县衙侦破，朱、于二人伏法，案情因此而大白于世。笔者不惜笔墨，详加披露，目的是使今天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以见旧中国黑社会之黑。民国时期之社会昏天黑地竟到如此之地步！
包做人
红帮对于秘杀仇人，称为“做人”。“做人”者，杀人之谓也。“包做人”，包办杀人的意思。这也是帮会黑势力的特种营业之一。谓予不信，有帮中流行的一句黑话为证，叫做：“不杀不要钱！”
民国时期，该帮包办杀人之营业，一度非常发达，最盛时几有应接不暇之势。其承接的事务大致有这样几项：一、奸杀，二、仇杀，三、政杀。其中以奸杀、仇杀二者为常见。
兹举一例：河北省有个艺人，以青衣闻名于艺坛。他的大老婆有狐臭，被这位艺人所冷淡。后来这个艺人到上海演出，娶了一个名妓做小老婆。但这个小老婆却不大规矩，乘丈夫酣歌醉舞之时，常常外出勾引英俊少年，有一次竟把一个走江湖卖拳头的男人引入家中。艺人得知后怒不可遏，就找了他的一个红帮中朋友商量，决计把那个卖拳头的除掉，二人还立了一份包做人的契约，代价是500大洋。
某日清晨，一艘轮船即将离开码头。忽有一人匆匆上船，把肩上的一只背包和手中一只竹篮放到舱内，即返身上岸，声称要取其他东西。当时正好有一警察局的探员在船上，见其神色慌张，包裹沉重，怀疑他带了危险物品。偷偷把背包打开一看，原来是两只胳臂，两条腿，和一具躯干，血肉淋漓，斧痕犹新。再把竹篮打开，竟是一颗带发辫的人头！探员骇极而号，立即到岸上捉拿凶手，已杳无踪迹。
后来，该凶手因醉酒被获，吐出实情，原来包裹中的尸体，就是那个与艺人的小老婆通奸的卖拳头者。这便是包做妒奸之一幕。
如果以为“包做人”这样的黑生意，仅仅是帮会下层流氓的专利，那就错了。事实上，一些上层有面子的大流氓也会干出这样的勾当。1934年，国民党要人宋某同维也纳舞厅的一个姓张的舞女发生关系，舞女受孕，多次向宋要求一笔10万元的津贴，宋不给，把事情交给杜月笙办理。
杜在老北门大街中汇银行大楼召见这个舞女，却预先布置下四个流氓（都是赌台保镖），俟舞女一到即将她劫持，用汽车送到吴淞口处，用“种荷花”的方式把她扔入大海“做脱”，连同胎儿一齐毙命。1936年初，法捕房副总监饶伯泽风闻这一案件，亲自进行调查，得知一切内情。因事关国民党政府要人宋某，法租界当局请示巴黎政府处置办法，后因中日战事发生，不了了之。
帮会所经营之特种事业，远不止以上所列举的各项。它如绑架勒索，也是他们常用的手段。1933年黄金荣的徒孙王文奎绑架上海颜料巨商贝某的幼子，后由黄出面“讲斤头”，贝家花了2万银元才将小孩赎回，还另送了黄一辆汽车。黄金荣还曾唆使他的心腹徒弟丁永昌绑架荣德生，一下子就敲诈了几十万美钞。这些都是当时著名的绑架案。此外，还有贩卖军火、秘密卖淫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