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植罂粟，尤以云、贵、四川及热河等地最为普遍。种烟有自愿种的，有被迫种的。自愿种是因为种烟比种粮有利可图；被迫种是因为不种烟要罚交“懒捐”。新老军阀及日本侵略者都曾强制农民种烟。
徐霞客始料不及鸦片是由烟桃（罂粟果实）中的白色乳汁焙干而成。罂粟亦称罂子粟，二年生草本植物。秋种春收或春种秋收。花瓣四片，红、紫或白色。
在明代以前，我国就有人栽种罂粟，作为观赏植物。1638年阴历四月十五日，徐霞客在贵州贵定县白云山看到罂粟花，曾大为欣赏。他在《徐霞客游记》中说，“北京老僧”“庐前艺地种蔬，有蓬蒿菜，黄花满畦；驾粟花（即罂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牡丹）药（芍药）也”。
贵州人为贩毒、吸毒而种罂粟，是在清朝中期。道光时，两广商人到贵州经商，除带去檀香、薄荷、肉桂油等成药外，还带去了一些烟土（即鸦片，又叫大烟、官膏等等。两广出产的烟土叫广土）。见到两广商人经营烟土，赚钱颇易，牟利甚厚，一些贵州人也开始为着营利目的而扩大种植罂粟。
贵州山多，土质、气候适于罂粟生长，所产烟土质量不下于广土，而且价钱比广土便宜，因而受到烟民欢迎。贵州烟土产量剧烈上升。咸丰、同治年间，因长达20年之久的农民起义的影响，两广烟土运不进贵州，黔土没有了竞争对象，遂全部占领了贵州市场。
光绪初年，农民起义已经被镇压下去，两广、贵州间的交通、贸易重又恢复。这时，两广商人来贵州，不再是兜售广土，而是来采购质优价廉的黔土。因为他们用广土在贵州市场跟黔土竞争，无利可图；而用黔土在两广市场跟广土竞争，则可牟取暴利。
贵州的烟土，还引来了湖南的商人。这些湖南商人运载黔土回去时，贵州的小本经营的商人也携带烟土随同前往。于是，贵州省不仅从进口广土发展到烟土自种自锻，而且还进展到外运外销。贵州的烟商在湖南烟土最大集散地洪江还设立子贵州会馆，作为其活动据点。
贵州成为中国烟土主要产地之1929年至1932年，毛光翔入主黔政时，贵阳跟湖南洪江之间，大小烟商往来穿梭。一帮一帮的烟商采购黔土后，由陆路集中，于麻江下司下船。沿清水江经剑河、锦屏出瓮硐，直达洪江。每帮运烟数量少则二三千担，多则五六千担，最多时能达到1.4万担。运往湖南的黔土，每年约有3万担以上；运往两广的黔土，每年在七八千担以上。两路合计，约在4万担左右。这是贵州烟土生产和外销鼎盛时期。
1935年，薛岳任贵州绥靖主任，吴忠信任贵州省主席时，贵州全省101县，县县都种烟。
自清末至民初，在贵州的商业经济中，鸦片贩卖占主要地位，粮食生产不被重视，出现了田土荒芜、农业萧条、百业凋零、经济畸形的严重局面。当年赞赏贵州罂粟的徐霞客，再也没有想到，罂粟会成为贵州人民的祸害，会成为中国人民的祸害。
罂粟花开遍四川
民国年间，四川是我国产烟的主要省份之一。四川历年所产鸦片共有多少，没有人说得清楚。我们只知禁种鸦片的最后一年，即1938年，四川烟土产量为22万担，单是存在大竹公库的，就有12万担。仅涪州、丰都、垫江、宣汉四个县1937年就生产烟土3.84万担。其中涪州一县就生产2万担。
这还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所谓“六年禁烟计划”的第三年哩。在开禁的年份，在种烟的极盛时期，四川烟土的产量，就更是大得惊人四川军阀刘湘以三字起家，一曰“烟”，二曰“盐”，三曰“统”，即烟土税、盐税、统税。其他军阀无不如此。
军阀们刮民有方，生财有道。为增加烟税收入，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两种捐：“窝捐”和“懒捐”。种植罂粟的，要按窝数交“窝捐”；不种罂粟的，则要罚交“懒捐”。在军阀的逼迫之下，农民只得种植罂粟。这就是四川全省遍种罂粟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就来看看四川众多的县中的一个县：金阳县。该县在1910年以前无人种烟。尽管队云南流入少量鸦片，但仅作为治疗伤风咳嗽等病症的药物。
1910年，云南永善县大井坝有一汉人名魏四斯，把鸦片种子带到金阳县点仲。次年，因汉族居住地区禁烟，云南昭通、永善一带有些汉族烟贩便只身来到彝族聚居的金阳县，在金沙江畔灯厂、刘坪等地，租地种烟。可播一升包谷种的土地，租给烟贩，租金100两银子。罂粟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不仅外来汉族烟贩种植，而且本地彝族也种植。
1930年以后，汉族居住地区禁烟较前严格，汉族烟商前往金阳采购烟土人数陡增。金阳烟土销路大开，价格猛涨。1930年前后，1两鸦片卖0.016锭白银；1940年前后卖0.63锭白银；1943年前后，鸦片的价格暴涨至1两1锭白银。种烟要比种粮食划算得多。那段时间，金阳是无烟不富，种粮必穷。
于是彝族农民纷纷将粮田用来种烟。如派来乡有个富裕农民叫阿熟比斯，原有可播50斤包谷种的土地，没有娃子（农奴）。改种罂粟以后，每年可收鸦片200两。他将所收鸦片向汉族居住区出售，并放高利贷（借1两还5两），很快成为暴发户。后来他买了4个娃子和可播150斤包谷种的土地。
1940年至1950年的10年间，金阳全县40％的耕地都种上了罂粟。安科区、对坪区鸦片种植面积甚至占耕地面积的50％。灯厂区派来乡在1945年户户种罂粟。该乡仅50户的孟克补匹营盘，每年竟产烟1000两以上。灯厂区的芦稿乡，估计每年向汉族居住区运去鸦片7万两。
金阳生产的鸦片，有洋烟、大烟、热烟、水泡烟四种。洋烟适于低山地区种植，每年9至10月播种。汉人挖窝点播，彝人撒播。腊月须除草一次。耕作较种粮食作物精细。次年二三月收割。可播一斗包谷种的土地，一般年景可收烟土50—60两，最多能收二三百两。洋烟单位面积产量虽高，但金阳多为二半山区和高山区，适于种洋烟的低山地不多。
种植面积最大的是大烟，种于平坝区和二半山区的上等地，生长期较洋烟稍长。每年9至10月播种，第二年三四月间收获。一般年成，可播一斗包谷种的土地能收鸦片二三十两，多的收到100两。热烟种在高山区，三四月播种，七八月收获。通常情况下，可播一斗包谷种的土地收鸦片20两，多的收四五十两。水泡烟种植较晚，1940年左右鸦片奇贵时才开始生产，多种于五谷不生的河谷地。每年10月播种，第二年三四月间收割，耕种粗放，广种薄收。
种植鸦片使土质变硬，地力大减。收割罂粟后，大春作物无法栽种，或虽然种下但产量很低。安科乡迪窝村，解放前的1950年，在可播133.55斤包谷种的土地上种植了鸦片。这一年，该村大春作物减产10—20％。派来乡每年种一季大烟，农作物便什么也不能种。解放前，金阳好些地方，居民的口粮，年年仰给于外省、外县。
省府兜售鸦片种
1917年中英会勘贵州禁烟的前后，贵州省当局曾通令各县清铲烟苗，并派各县驻防军协助办理。没有驻防军的县份，调动巡防军前往协助铲烟。如省当局曾调巡防军统带和继圣率军开赴炉山、黄平等县。和继圣至黄平旧州，见到粮田中有稀稀落落的烟苗，跟农作物夹杂一起（烟苗锄掉后，隔年还能成活），不经调查，便断定是农民有意扩种和复种罂粟。
和继圣手握“尚方剑”，操有杀生权。他在所过之处，大开杀戒，动不动把人拉出毙了，很多人无缘无故送了命。和继圣因此获得了“和屠户”的称号。
贵州省当局在禁烟问题上做了很多文章，在一些县份也着实砍了几斧头。那知时隔不久，省当局态度陡然改变：从半心半意、假心假意的禁烟变为公然主张开放烟禁。原来刘显世虽是贵州的督军、省长，名义上军权、政权集于一身，但在实际上，军权为刘显世的外甥王文华所操持。他要扩充军事实力，就要千方百计筹措军饷。他打主意一下打到了鸦片上来。这本来不足为怪，其他军阀也都是这么干的。鸦片是军阀部队军饷的主要来源。
当时贵州虽然禁烟，但吸食鸦片者仍然很多，烟瘾也不见减低。本省鸦片生产受禁烟影响，产量降低，不能满足境内烟民需要，要从云南运进鸦片。烟价自然飞涨，每两售票银5至10两。如抽收鸦片税，可得巨额款项。于是王文华提出将军队偷偷摸摸保护烟商偷运鸦片，改为公开征收鸦片捐税。
王文华的这个提议，很快由省长刘显世提交省行政会议及省议会讨论，不费周折，就均获得通过。刘显世火速派人到邻省采购烟种，提供给省议会。省议会收到省府拨下的烟种，立即选定议员多人，交给他们的使命有四：一是将烟种分别运往各县；二是向各县知事传达省府关于鸦片开禁密令；三是亲自向农民兜售烟种，价钱为每元一调羹；四是向农民口头宣传省府关于鸦片弛禁决定。
贵州省当局为免国人谴责，及逃避历史罪责，采取了圆滑的做法，想不落把柄。关于鸦片开禁，省府不敢公开行文各县，仅给派往各县的议员每人露封密令一件。一议员负责三四个县。每到一县，便将密令给县知事细阅，看毕即收回带走。省议员传达密令、兜售烟种、宣传种烟，造成了严重恶果。鸦片开禁的消息很快传遍贵州全省，贵州省重又出现了种烟的高潮。
烟霸武装护罂粟
四川西部松潘、茂县、理番、汶川、懋功、靖化等六县，解放前属第十六专区。是四川两大产烟区之一。这里的汉民和彝民，原来并不会种烟，外地迁来种烟的，也不多见。1938年以后，四川内地各县哥老会分子及投机冒险之徒，蜂拥而来，到十六专区从事鸦片种植。从那以后，十六专区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全川。
十六专区种烟大发展的时候，正是国民党政府实行“六年禁烟计划”期间。蒋介石的重庆行营设立了军法执行总监部，在重要产烟区附近如灌县、雅安、西昌等地设立了分监部，普遍任命专员、县长兼任行营军法官，负责办理禁烟案件。
四川省政府也从1937年起取消了烟土公卖，关闭了官膏店、烟土行等官营烟土机关。四川各地，都在查封烟馆，大抓烟民，拘捕走私烟犯，对烟犯的惩处相当严厉。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却对十六专区的禁烟抓而不力，实际放任自流，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抗战中迁到了重庆，仍然是“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它派不出那么多得力的官员到十六专区办理禁烟，也调动不了那么多有战斗力的军队开赴十六专区协助铲烟。
另外，它视十六专区这片贫瘠僻远区域为“化外之地”，把该地禁烟成败与否看得无足轻重。再是，十六专区的烟霸势力很大，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奈何他们不得。1939年，四川懋功县府接到省府关于铲烟命令，县长辛蜀峰跑到成都向省主席王缵绪诉说困难。
他讲：懋功全县烟民手中握有两万多支枪，“若要铲烟，除非派三团人去。而当地不出粮食，军队食用所需，都要从内地运往，耗用极大”。他的意思是懋功县府是抽不出那么多兵力来铲烟的，因而省府的命令无法执行；而省府即使能派得出足够的兵力到懋功，军粮问题也解决不了，铲烟实际上还是办不到。省主席王缵绪果然被吓住了，他说：“现在是抗战期间，前方兵力还不够用，哪有三团人到懋功铲烟？你还是相机行事，禁多少，算多少。”
王缵绪知难而退，不是没有缘由的。无论是省里派兵到十六专区禁烟，还是十六专区当地政府抽调兵力禁烟，很少有凯旋的：不是被消灭，就是被缴械，狼狈逃归已算是不错的了。试举几例：
（1）游县长铲烟仅以身免
1940年3月，靖化县长游辅国在内政部禁烟考察团懋靖小组组长游瀛逼迫下（游瀛向游辅国索贿，游辅国未予满足。若游瀛欲壑填满，在靖化禁烟问题上，是可以通融的），派了三个组分头下乡宣导铲烟。参加宣导的国民兵团副团长夏熙丰被烟霸杜铁樵杀死在沙儿泥。第一区区长、游辅国的女婿戴培荣，国民兵团团附纪洪戡及保安队官兵五人被杀死在噶儿丹斯乡的德士梯。县长游辅国也差一点送了命。游县长虽然躬自率兵铲烟，女婿也在这次行动中丧生，但省府对他并未稍加奖慰。
（2）烟霸胁迫米县长辞职
米庆云于1940年9月被委任为靖化县长。次年夏天，他在靖化铲烟，遭到惨败。烟霸杜铁樵等杀死米县长的亲信、崇化区区长罗宝臣等三人，及噶尔丹斯乡副乡长马遵寿，并进而将县城团团围困。在杜铁樵及保安大队长侯可澄的共同胁迫下，米县长只得向省府递交辞呈。
省主席张群和民政厅长胡次威都认为米县长不善处事，要将他免职，条子已经下了，只因禁烟督理处长吴景伯与米县长私交很深，向省主席、民政厅长力争，省里才收回成命，后改在理番县长。米县长回省见张群时，张训斥说：“禁烟要多用宣导办法，实在禁不了就不要勉强。你到理番，不要再弄出乱子。”
连省主席张群也怕得罪烟霸，捅出乱子来。
（3）王专员滚出懋功城
1942年春，王元辉到十六专区走马上任。几个团的保安部队随着王元辉开到十六专区。在此之前两年，十六专区境内的靖化县发生了烟霸抗铲杀死官兵九人的大案，严光熙奉省府之命到靖化平乱，代省主席贺国光只给严光熙一个中队的兵力，经严再三再四地请求，才增为一个大队。现在王元辉带来了大部队，毕竟他的背景跟严光熙不同。
这就要从蒋介石处心积虑地想从四川军阀手里夺取保安部队谈起。早在1935年初，刘湘刚任四川省主席的时候，蒋介石就想派亲信康泽担任四川省保安处长。刘湘不愿把20几个保安团（由刘湘的二十一军改编）交给康泽，因此表示坚决拒绝。蒋介石无奈，只得退而求其次，暂派康泽的助手、军校出身的四川人史良以及叶维，担任保安处政训室正副主任，待时机成熟再夺取这支部队。
刘湘死后，蒋介石用集团军总司令的官衔，换得四川省保安处长王陵基调离四川，带走保安部队的一半（改编成军）到江西前线参加抗战。
为夺得剩下的一半保安部队，蒋又通过康泽安插王元辉到保安处任副处长。一旦将王元辉扶正，四川省保安部队就不归四川军阀所掌握。但继王陵基任保安处长的刘兆黎因有四川、西康军阀的支持，王元辉的位置始终不能坐正。王元辉不甘坐冷板凳，想出去闯一番，以便打开局面。他是四川灌县人，对十六专区了如指掌，推测到此处因盛产烟土，地位将逐渐重要。于是向张群提出了一个经营十六专区，使之成为“川甘康青特区”的计划。
此计划正中张群下怀。张群是这样考虑的：让王元辉率保安部队去经营十六专区，既可实现蒋介石继续争夺四川省保安部队的企图，又可在“开发边区”的口号下，于出几桩轰轰烈烈的事情，让四川人看了心悦诚服。主意已定，便委任王元辉为十六区兼任专员，保安部队尽量供其在十六专区使用。
王元辉为在十六专区确立个人威望，并表明该地区确有大量用兵的需要，上任伊始，便率兵出征。他第一个讨伐对象便是懋功县的烟民。他带着保安第三团刘源部和第四团谢宇撑部从理番经两河口直奔懋功县城。又命保安第六团刘沛雄部从灌县水沫沟经邓生沟开赴懋东的达维。东北两路并进，对懋功县城取钳形包围态势。
王元辉宣布了“三头政策”：好人抬头，坏人回头，不回头者杀头。他天天说要杀人铲烟，那知他到懋功后第一批派出铲烟的刘树芬营，刚到新桥沟就被当地哥老头子马春、马青的部队全部缴械。出师不利，首战败北，王元辉本人随即被四乡涌来的哥老武装围困在懋功县城。王元辉在城中，内乏粮秣，外无救兵。驻在达维的刘沛雄部不愿前往懋功解围。
王元辉连连向省府告急，张群不得不加派一个保安团从三江口邓生沟到达维增援，又派飞机向懋功县城空投粮食。这两着均无济于事，王元辉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在受尽磨难之后，接受了地方绅士的“和平调处”，按照马麟书代表全县恶霸势力用大字书写的“哀的美敦书”，不动全县一株烟苗，三日内滚出了懋功。
当王元辉抱头鼠窜溜回专署所在地茂县时，那里也出了事。留守专署的冯均琏和区保安副司令叶嘉宾，派专署视察秦朝富率一个保安中队到茂北铲烟，茂县西北两路的哥老烟匪一夜之间就把秦朝富带去的保安中队缴械消灭。秦朝富和中队长姜某被杀，沙坝区长高钟灵被打死在沟口下面的溜索上。哥老烟匪乘势攻打茂县县城。留城保安部队拚死守卫，驻理番的保安第三团一个大队赶来解救，方使茂县转危为安。
自此以后，王元辉再不敢披挂上阵，东征西讨。他只是坐在专署衙门，向各县县长发号施令，命他们冒死去铲烟。保安队的官兵及几名县长成了牺牲品。
1944年夏天，理番县长米庆云奉王元辉之命，率保安队和警察队下乡督铲烟苗。到离县城二三百里的马塘、卓克基、松岗等地转了一圈，烟苗没有铲，却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原来路上遇到了黑水头人苏永和的儿子苏家邦，跟苏家邦打了一仗。保安大队长李征所部的龙、扬两个中队在六敢桥战役中被击溃，官兵20余人丧生。
同年7月，松潘县长汪一能按王元辉制订的茂北、松南同时出动铲烟的计划，率领专署拨给他的一个保安中队和本县少数警察，前往松南铲烟。王元辉原计划再派一个保安大队进驻镇江关，以张声威。汪一能不等保安大队到来，便带着队伍上路了。松南本为县内头号恶霸李阳山、李尔康父子的势力范围，汪一能为使铲烟顺利，特邀李尔康同行，宣导铲烟。
谁知李尔康不仅不予协助，反而暗中策动哥老头子叛乱。汪一能行至归化，就被哥老分子包围，所部人马被缴械。汪一能率弁兵数人遁入山林，被烟帮头子马某活捉杀死。
从1942年春到1946年春，王元辉带到十六专区的几个团的保安部队，先后在懋功、茂县、松潘、理番同烟匪和黑水头人苏永和的儿子打过五次仗，最后以王元辉的失败而告终。
（4）黎县长被割舌、砍腿
王元辉的同乡、同窗好友黎光明，继冯均琏之后任十六区专署秘书，1945年任靖化县长。起先，他与靖化大恶霸杜铁樵尚能和平相处。后杜铁樵一再以县府名义向各乡收烟土，并将县府应收的屯粮私自取走，还不时以种种借口向黎光明借钱。黎光明忍无可忍，几次三番向王元辉密告杜铁樵，主张将杜除掉，王未予阻止。
1946年春，王元辉卸任离开十六专区，黎恐靠山一去，杜更要为难他，于是以商讨重要公事为由，将杜骗至县府。设宴招待时，命军事科长用斧头砍杜，杜逃跑跌倒，被黎光明的卫士击毙。当夜，杜铁樵之子杜锡麟率数百人围攻县府，将黎光明活捉，割掉了黎的舌头，砍去了他的双腿，将他杀死。
王元辉回成都后，复任保安副处长，不久升任正处长。十六专区的保安部队接连外调。留在懋靖的四川人左权的一个团，及松茂理番一带的栾剑秋团，人不满千，多是一些破枪，对烟霸没有丝毫镇慑作用。就连他们自身的安全也没有保障，只有讨好烟匪、土匪，才能求得一时苟安。稍有误会，即被缴械。
1946年夏天，左权团经邓生沟开赴懋功途中，因事先未跟土匪讲妥，被任升高、杜锡之等土匪部队截击，一个大队全部被缴械。从此以后，留在十六专区的保安部队，吓得躲在驻地不敢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