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榷使明甫福，精堪舆之学，余于丙午春暮至杭州，值君将瓜代去，而城中同官留其相度形势，因迁延数日，方得与余把晤。忆甫榷浒关时，值余为苏抚，时吴中被水，关税绌甚悖甫不胜焦急，余莅任之次日，即为奏免外来米税，而关政顿纾。甫甚德余，因订为莫逆交，而余旋以病告归，此次得再晤于杭州，实出意外。甫喜与余谈浙中山水起伏向背之形势，余告以来龙系天目山，甫知之而无由履其地，因问君何由知之？
余告以乾隆末，我已登天目山巅，彼时匆匆一上，不暇畅览，迄今逾五十年，则尽忘之矣，然不可谓非平生一壮游也。乾隆乙卯，余以公车过浙，时亡友曾禹门（奋春，即少坡太史之嗣父）。方宰临安，留余署中两月。值天大旱，牲璧四出不应，县民因请官步祷天目山，谓此事数十年不举，如果虔诚斋祷，断无不灵。
禹门从之，而拉余同往，余正有浪游之兴，先一日余亦斋食，甫交四鼓，即坐竹兜随禹门出城，西行三十余里，天已大明，邑民请官步祷，余亦随之。禹门手柱香前行，悉撤伞盖不用，左右有五六人推挽之，余亦有四人相掖，又十余里至山顶大寺，忘其名，禹门跪拜默祝，礼竣，寺僧供素饭毕，即下山。
余稍徙倚寺门，一老僧语余曰：“此山高三千九百丈，道书所称三十四洞天，此间即天目最高处，昔人所谓北望震泽，南临严滩，东瞰钱塘，西眺宣、歙，千余里间可指顾得也。”
余方欲与之细谈，而从者以山下已起黑云，促即下山。甫及前降舆处，遂大雨如注，欢声若雷，盖是日同上山者不下千余人，同声齐呼曾青天，余亦为之神旺，忘却登陟之劳，泥淖之险。下山势易，日晷甫偏西，而已入城矣。
是日先以步行赤日中，归途又坐小肩舆冲雨而行，忽热忽凉，翼日而┲作，直至归福州后，始渐痊可，故无暇以一文一诗纪之。因甫之询，聊短述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