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六十七 刑考六
○刑制
仁宗天圣四年，有司言，敕增至六千馀条，请命官删定。从之。
建隆初，《编敕》四卷，才百有六条。太平兴国中，增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万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条，芟其繁乱，定其可为《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条，总十一卷。又别为《仪制令》一卷。当时便其简易。大中祥符七年，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条。又有《景德农田敕》五卷，与《敕》兼行。至是後增至六千馀条，命官删定。帝谓辅臣曰：“或谓先朝诏令不轻易改，信乎？”王曾曰：“此忄佥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删太宗朝诏令，十有一二，盖去其繁密之文以便於民，何为不可！”帝然之。於是下诏中外，使得言《敕》之得失。时以《唐令》有与本朝事异者，亦命官定。有司乃取《咸平仪制令》及制度约束之，在《敕》者五百馀条，悉附《令》後，号曰《附令敕》。七年，《令》成，颁之。是岁《编敕》成，合《农田敕》为一书，视《祥符敕》损百有馀条。其丽於法者，大辟之属十有七，流之属三十有四，徒之属百有六，杖之属二百五十八，笞之属七十有六。又配隶之属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听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诏下诸路阅视，听言其未便者。既而又诏须一年无改易，然後镂版。至明道元年，乃颁焉。 刑部侍郎燕肃奏：“唐贞观四年断死罪二十九，开元二十五年才五十八。今天下生齿未加於唐，而天圣三年断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视唐几至百倍，盖以奏谳之法废，失朝廷钦恤之意。”（详见《详谳门》）。
三年，陕西旱灾，因诏：“民持杖劫人仓库，非伤主者减死，剌隶他州，非首谋者又减一等。”且谕长吏密以诏书从事。自是诸路灾伤即降不下司敕，而民饥盗取食多蒙矜减，赖以全活。
知谏院司马光言：“臣窃闻降敕下京东、京西灾伤州军，如人户委是家贫偷盗斛斗因而盗财者与减等断放，未知虚的；若果如此，深为不便。臣闻《周礼》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率皆推宽大之恩以利於民，独於盗贼，愈更严急。所以然者，盖以饥馑之岁，盗贼必多，残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顷年尝见州县官吏，有不知治体，务为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盗斛斗者，小加宽纵，则盗贼公行，更相劫夺，乡村大扰，不免广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偷盗斛斗因而盗财者与减等断放，是劝民为盗也。百姓乏食，官中当轻徭薄赋，开仓赈贷，以救其死，不当使之自相劫夺也。今岁府界、京东、京西水灾极多，严刑峻法以除盗贼，犹恐春冬之交，饥民啸聚，不可禁御，又况降敕以劝之。臣恐国家始於宽仁，而终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杀人更多也。” 六年，集贤校理聂冠卿请罢覆杖、笞，而徒以上虽不系狱，皆附奏。从之。
先是，天下旬奏狱状，虽杖、笞皆申覆，而徒、流罪系不以闻。又自定折杖之法，杖之长短广狭，皆有尺度，而轻重无准，官吏得以任情。至是，有司以为言，诏毋过十五两。是岁，改强盗法。不持杖，不得财，徒二年；得财为钱万及伤人者，死。持杖而不得财，流三千里；得财为钱五千者，死；伤人者，殊死。
不持杖得财为钱六千，若持杖罪不至死者，仍剌隶千里外牢城。又诏：“告群盗劫杀人者第赏之，及十人者予钱十万。”既而有司言：“窃盗不用威力，得财为钱五千，即剌为军兵，反重於强盗，请窃盗罪亦第减之，至十千剌为兵。”诏可。
又诏：“京城持杖窃盗，得财为钱四千亦剌为兵。”自是盗法惟京城加重，馀视旧益宽矣。又诏：“如闻荆湖杀人祭鬼，自今首谋若加功者，凌迟、斩；募告者，悉畀犯人家资；捕杀者，重其赏。”
先时江、淮捕盗官奏覆，劫盗六人皆凌迟，朝廷以非有司所得专，因诏：
“获劫盗，虽情巨蠹，毋得擅凌迟。”凌迟者，先断斫其支体，次绝其吭，国朝之极法也。
诏京师正旦、四立分至、庚戌、己巳日，毋决大辟。
故事，天庆等五节，有司不奏大辟具狱者十日，天圣初，诏止三日，馀罪一日而已。开封府旧禁刑人，正旦、冬至三日，端午节一日，亦诏罢之。国忌日旧亦禁刑，至是，诏听决杖罪。
容斋洪氏《随笔》曰：“《刑统》载唐太和七年敕：‘准令，国忌日惟禁饮酒举乐，至於科罚人吏，都无明文。但缘其日不合务，官曹即不得决断刑狱，其小小笞责，在礼律固无所妨，从今以後，纵有此类，台府更不要举奏。’《旧唐书》载此事。因御史台奏均王傅王堪儿国忌日於私第科决杖人，故降此诏。盖唐世国忌日休务，正与私忌义等，虽刑狱亦不决断，谓之不合务者此也。今在京百司，唯双忌作假，以其拜跪多，又昼漏已数刻，若单忌独三省归休耳，百司坐曹决狱与常日亡异，视古谊为不同。元微之诗云：‘缚遣推囚名御史，狼籍囚徒满田地，明日不推缘国忌。’又可证也。”
嘉五年，判刑部李纟延言：“一岁之中，死刑无虑二千五百六十，其杀父母、叔父母、兄弟、兄弟之妻，夫杀妻、杀妻之父母，妻杀夫，凡百四十，故、谋、斗、杀，千有三百，劫、盗九百七十，奸、亡命一百十。夫风俗之薄，无甚於骨肉相残，衣食之穷，莫急於盗贼。及犯法者众，岂刑罚不足以止奸，而教化未能导而为善欤？愿诏刑部类次天下所断大辟，岁上朝廷，以助观省。”从之。 七年，断大辟千六百八十三人。
帝慎恤用刑，广州司理参军陈仲约误入人死，有司当仲约公罪，应赎。帝曰： “死者不可复生，而狱吏虽废，他日复得叙官，何可不重其罚！”命特停之，会赦未许叙用，尚书比部员外郎师仲说请老，自言恩得任子孙，帝以仲说尝失入人死罪，不予。其重人命如此。
英宗始平二年，断大辟千八百三十二人。
四年十二月（时神宗已即位），令：“应诸州军巡、司理院所禁罪人，一岁在狱病死及二人者，推吏、狱卒皆杖六十，增一人者，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如五县以上州岁死三人，开封府司、军巡岁死七人，如死二人法，加等亦如之。典狱之官，如推狱经两犯，即坐，仍从违制。大县三万户以上，依五县以上州法。
提点刑狱司终岁会死者之数以闻，委中书检察，或死者过多，官吏虽已行罚，当更黜责。”
神宗熙宁三年，开封府请以京朝官分治左右厢，凡斗讼。杖六十已下情轻者。
得专决。从之。 二年，知金州张仲宣坐受赃论罪。时金州金坑发，仲宣发檄巡检体究，无甚利。土人惮兴作，以金八两求仲宣不差官比较。法官坐仲宣枉法赃抵死，援前比贷死，杖脊、黥配海岛。知审刑院苏颂言：“仲宣所犯，可比恐喝条。且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车，今刑为徒隶，恐污辱衣冠耳，其人则无足矜也。”仲宣繇是免杖、黥，止流海外。自是命官无杖、黥者。
二年，命尚书都官郎中沈衡鞫前知杭州祖无择於秀州，遣内侍乘驿追逮。监察御史张戬言：“无择三朝近侍而骤系囹圄，非朝廷以廉耻风厉臣下之意，请免其就狱，止就行审问。”不从。诏责戬等。又命权御史台推直官张景直鞫前知明州、光禄卿苗振於越州。狱成，无择坐贷官钱及借公使酒，责检校工部尚书、忠正军节使副使，振坐故入裴士尧罪及所为不法，责复州团练副使。狱半年及决，词所连逮官吏，坐勒停、冲替、编管又十馀人，盖王安石以私怨讽御史王子韶诬其过。自後多兴诏狱矣。
凡因事置推，已事而罢者，诏狱谓之“制勘院”，非诏狱谓之“推勘院”。
其体大者则下御史台狱，成即开封府、大理寺究治。
三年，编中书条例所请委逐路提点刑狱司，岁於冬夏上旬检举，牒州长吏勿留狱，牒讫奏闻。祖宗故事，每岁冬夏降诏恤刑，帝遵行之，既委各路提点刑狱，自是不复降诏。八月，诏曰：“在京班直诸军请粮，斛不足，出戍之家尤甚，仓吏自以在官无禄，恣为侵渔，非朕所以爱养将士之意也。”於是三司始立《诸仓丐取法》。已而中书请主典役人，岁增禄至一万八千九百馀缗。丐取不满百钱，徒一年，每百钱则加一等；千钱则流二千里，每千钱则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行货及过制者，减首罪二等。徒者皆配五百里，其赏百千；流者皆配千里，赏二百千；满十千，为首者配沙门岛，赏三百千，自首者除其罪。凡更定约束十条行之。其後内则政府，外则监司，多仿此法。内外岁增吏禄至百馀万缗，皆取於坊场、河渡、市利、免行、役剩、息钱。久之，议臣欲稍缓仓法，编敕所立《告捕获仓法给赏条》，目一百千分等至三百千，而按问者减半给之。中书请依所定，诏仍旧给全赏，虽系按问，亦全给。中书上刑名未安者五条：其一，岁断死刑几二千，比前代殊多。如强劫盗并有死法，其情状轻重，有绝相远者，使例抵死，良亦可哀。若据为从、情轻之人别立刑等，如前代斩右趾之比，足以止恶而除害。禁军非在边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宽首限，以收其勇力之效。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网加密，良民偶有抵冒，致伤肌体，为终身之辱；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若使情理轻者复古居作之法，遇赦第减月日，使良善知改过自新，凶顽者有所拘系焉。其三，剌配之法二百馀条，其情理轻者，亦可复古徒流移乡之法，俟其再犯，然後决剌充军。其配隶并减就本处，或与近地。
凶顽之徒，自从旧法，编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时限，无得髡钳。其四，令州县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为众所知者，给付身贴。偶有犯令，情轻可恕者，特议赎罚；其不悛者，科决。其五，奏裁条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删定。诏付编敕所详议立法。
韩绛、曾布请用肉刑。布上议曰：“先王之制刑罚，未尝不本於仁，然而有断支体。刻肌肤，以至於杀戮，非得已也。盖人之有罪，赎刑不足以惩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非刂、宫、大辟，然审轻重，则又有流宥之法。至汉文帝除肉刑而定笞之令，後世因之以为律令。大辟之次，处以流刑，代劓、墨、非刂、宫之法，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轻重之差。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因而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於古亦轻矣。况折杖之法，於古为鞭扑之刑，刑轻不能止恶，故犯法日益众，其终必至於杀戮，是欲轻而反重也。
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贷者，处之以肉刑，则人之获生者必众。若军士亡去应斩，盗贼赃满应绞，则刖其足；良人於法应死而情轻者，则处以宫刑。至於劓、墨，则用剌配之法。降此而後为流、徒、杖、笞之罪，则制刑有差等。”议既上，帝问可否於执政，王安石、冯京互有论辩，迄不果行。
枢密使文彦博言：“臣闻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唐末、五代，刑用重典，以救时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於死。国家承平百年，当用中典，然犹因循，有重於旧律者，若伪造文书，律止流二千里，今断从绞。近臣僚奏请，凡伪造印记，再犯不至死者，亦从绞坐。若责其不悛，则持杖强盗再犯赃不满者不死，则用刑甚异於律文矣。请检详见用刑名有重於旧律者，以敕律参考，裁定其当。”诏送编敕所。 四年，令：“盗贼、囊橐停宿之家立重法。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地。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妻子递降等有差。应编配者，虽会赦，不移不释。囊橐之家，劫盗死罪，情重者斩，馀皆配远恶地，籍其家赀之半为赏；盗罪当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赀三之一为赏；窃盗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邻州。虽非重犯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并以重法论。其知县、捕盗官皆用举者，或以武臣为县尉。盗发十人以上者，限内捕不获半，劾罪取旨。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或群行於州县之内，掠劫於江海船船之中，非重法之地，亦以从重法论。”
嘉中，始於开封府诸县，後稍及曹、濮、澶、滑等州。是年，以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县，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东应天府，濮齐徐济单兖郓沂州、淮阳军，亦立重法，著为令。至元丰时，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县浸亦广矣。
七年，诏：“品官犯罪，按察之官并奏劾听旨，毋得擅捕系、罢其职俸。”四月，设置律学，设教授四员。公试，习律令生员，义三道，习断案生员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试，义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三事。先时已置刑法科，诏法寺主判官、诸路监司奏举京朝官、选人两考者，上等进秩补法官，馀减磨勘，循资，免选射阙，推恩有差。法官阙员，亦以次补之。其考试关防，如诸科法。
元中，司马光论之曰：“律、令、敕、式，皆当官者所须，何必置明法一科，使为士者豫习之。夫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又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
八年，沂州民朱唐告前越州馀姚县主簿李逢有逆谋，提点刑狱王廷筠等言其无迹，但谤ゥ朝政，语涉指斥，及妄说休咎，请法外编配，仍治告人之妄。帝疑之，遣权御史推直言官蹇周辅劾治。中书以廷筠等所奏不当并劾之。廷筠惧，自缢死。逢辞连右羽林大将军、秀州团练使世居、医官刘育等。诏捕系御史台狱，令范百禄、徐禧杂治，差官即世居及育家索图识简牍。狱具，世居赐死，逢、育及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并凌迟处死，将作监簿张靖、武举进士郝士宣皆腰斩，司天监学生秦彪、百姓李士宁杖脊，湖南编管。 按：凌迟之法，昭陵以前，虽凶强杀人之盗，亦未尝轻用，自诏狱既兴，而以口语狂悖者，皆丽此刑矣。诏狱盛於熙、丰之，盖柄国之权臣，藉此以威缙绅。祖无择之狱，王安石私怨所诬也，郑侠、苏轼之狱，杜绝忠言也，世居之狱，则吕惠卿欲文致李士宁以倾王安石，陈世儒之狱，则贾种民欲文致世儒妻母吕以倾吕公著。至王安石欲报吕惠卿而特勘张若济之狱，蔡确欲撼吴充而特勘潘开之狱，其事皆起於纤微，而根连株逮，坐累者甚众。盖其置狱之本意，自有所谓，故非深竟党与，不能以逞其私憾，而非中以危法，则不能以深竟党与，此所以滥酷之刑至於轻施也。 元丰元年，帝以国初废大理狱非是，乃诏曰：“大理有狱尚矣。今中都官有所劾治，皆寓系开封诸狱，囚既猥多，难於隔讯，盛夏疾疫，传致瘐死；或主者异见，辄淹岁时不决，朕甚愍焉。其复大理狱，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专主鞫讯；检法官二人，主簿一人。应三司、诸寺监吏犯杖、笞不俟追究者，听即决，馀悉送大理狱。其应奏者，并令刑部、审刑院详断。应天下奏案亦上之。”迁寺於驰道之西。
国朝旧制，刑部、审刑院、大理寺主断内外所上刑狱与凡法律之事，又有纠察在京刑狱司以参稽审覆。官制既行，审刑院、纠察司皆省，而归其职於刑部。
四方之狱，非奏谳者，则提点刑狱主焉。官司之有狱者，在开封则有府司、左右军巡院；在诸司则有殿前、马步军司及四排岸；外则三京府司、左右军巡院，诸州军院、司理院，下至诸院皆有之。时官制既行，断谳还大理，於是左断刑，右治狱，以分寺事。断刑则评事、检法详断，丞议，正审；治狱则丞专推劾。主簿掌案籍。少卿分领其事，而卿总焉。
二年，编敕所上新《敕式》，始分敕、令、格、式为四。
帝熙宁初置局敕，诏中外集议，择其可采者用之，有未便於事理而应改者上之尚书省议奏。即面得旨，若一时巡分，应著为令，及应冲改者，随所属上二府奏审。至是上之。《熙宁敕令》视《嘉》则有减，《元丰敕令》视《熙宁》则有增，而格式不与焉。 容斋洪氏《随笔》曰：“法令之书，其别有四，敕、令、格、式是也。神宗圣训曰：‘禁於未然之谓敕，禁於已然之谓令，设於此以待彼之至谓之格，设於此使彼效之谓之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断狱》，十有二门，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自《品官》以下至《断狱》三十五门，约束禁止者，皆为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之给，有等级高下者，皆为格。表奏、帐籍、关牒、符檄之类，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元丰编敕》用此，後来虽数有定，然大体悉循用之。今《假宁》一门，尝载於格，而私文书行移，并名为‘式假’则非也。”
成都府、和州路钤辖司申：“往时川陕绢匹为钱二千六百，以此《编敕》估赃，两铁钱得铜钱之一。近岁绢匹不过千三百，估赃二匹乃得一匹之罪，至多重法。”法寺请以一钱半当铜钱之一。从之。
三年正月，诏审刑院、刑部断议官，自今岁终具尝失入徒罪五人以上或失入死罪者取旨，连名者，二人当一人，京朝官展磨勘年，幕职、州县官展考，或不与任满指射差遣，或罢，本年断绝支赐。去官不免。先是，尝诏岁终比较取旨，而法未备，故有是诏。
七年七月，御史黄降言：“朝廷立敕令，多用旧文损益，其去取意义，则具载看详卷，藏之有司，以备参照。比者议法之官，於敕令文意有疑，或不取看详旧卷参照，多以臆见裁决。请申饬攸司，自今申明敕令及定夺疑议，并须参以看详旧卷，考其意义所归，庶几法定於一，无敢轻重，本台亦得据文考察。”从之。八月，诏举故事，大暑大寒或雨雪稍愆，停录囚决狱。十月，牛羊典吏李伟坐赃抵罪，光禄卿吕嘉问言：“朝廷捐数十万缗行一重法於天下，而无忌惮之吏已渐弛於法行之初，盖由本法予钱之人才减取钱之人二等。请定《丐仓法》断遣刑名，自陈告首之赏与引领过度，一切如旧。”下刑部，刑部议如嘉问所定。又诏：“自今应诸州鞫讯强盗，情理无可愍、刑名无疑虑而辄奏，并令刑部举驳，重行朝典，毋得用例破条。”从司马光之请也。（详见《详谳门》）。
哲宗元元年，诏御史中丞刘挚、右正言王觌等刊《元丰敕令格式》。
先是挚言：“元丰中，命有司编令，凡旧制载於敕者，多移之於令，盖违法敕之法重，违令之罪轻，此足以见神宗仁厚之德。而有司不能广，乃增多条目，离析旧制，用一言而立一法，因一事而生一条，意苛文晦，不足以该事物之情。行之几时，盖已屡变。今所续降者，半岁一颁，无虑数帙。宜选经术儒臣明於治体、练达民情者，取庆历嘉以来新旧敕，参照去取，略行删正，以成一代之典。”右谏议大夫孙觉亦言：“《元丰编敕》细碎烦多，难以检用，甚为今日之患。朝廷立法简易，当使人人通晓。宜特置局，择通经义、明法律者为敕官，命大臣典领，则朝廷仁厚之意可以宣布四方矣。”帝从其请，故有是命。至绍圣以後，诏并用熙宁、元丰旧例。元符中，复参用元、元丰条目。崇宁元年，乃诏编敕所并依《元丰敕令格式》勿复编。其元以後所者，并毁版。
三年，诏罢大理寺右治狱，户部如三司故事，置推勘法官，治在京钱事。
寻诏：“大理狱既废，开封府军巡院事众，其复置判官一员，府司妨碍公事体小者，送户部取勘。”
先是，元丰初，置大理狱，本以惩革囚系淹滞，事有所统，而崔台符等不能奉承德意，士大夫小有连逮，辄捕系，虽命妇亦不免追摄。逻者所探报，下之於狱。傅会锻炼，无不诬服。人皆惕息。至是，台符等皆得罪，狱亦罢。 五年，诏：“诸路兵官及使臣有罪，自枢密院以下所属鞫治者，奏案申枢密院取旨。”又诏刑部：“命官犯罪，事干边防军政，文臣申尚书省，武臣申枢密院。”
刑部言：“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谋杀盗诈及有所规求避免而犯者，不减。因殴致死者，不剌面，配邻州，情重者奏裁。”从之。
七年，臣僚言：“法寺断狱，大辟失入有罚，失出不坐。常人之情，自择利害，谁肯公心正法者。请自今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失出徒、流罪三人，比失入一人者。著为法。”从之。 八年，中书省言：“往诏内外，岁终具诸狱囚死之数。初无禁系多寡之限，至元七年，诸路所上刑部狱死之数，遂以禁系二十而死一则不具，即是岁系二百人许以十人狱死，恐州县弛意狱事，甚非钦恤之意。”诏刑部自今不许辄分禁系之数。 绍圣四年，治同文馆狱。
章、蔡卞用事，既再追贬吕公著、司马光及谪吕大防等过岭，意犹未快，仍用黄履疏、高士京状追贬王，皆诬以“图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上颇惑之。最後，起同文馆狱，将悉诛元旧臣。时太府寺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硕，尝於邢恕处见文及甫元中所寄恕书，具述奸臣大逆不道之谋。及甫，彦博子也，必知奸状。”诏翰林承旨蔡京、中丞安同究问。初，及甫与恕书，自谓：“毕礻覃当求外，入朝之计未可必，闻已逆为机阱，以榛塞其涂。”又谓：“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云：“济之以粉昆，平类错立，欲以眇躬为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尝语蔡硕，谓司马昭指刘挚，粉昆指韩忠彦，眇躬，及甫自谓。盖俗称驸马都尉为“粉侯”，人以王师约故，呼其父尧臣为“粉父”，忠彦乃嘉彦之兄也。
及甫除都司，为刘挚尝论彦博不可除三省长官，故止为平章重事。及彦博致仕，及甫自权侍郎以撰守郡，母丧除，与恕书请补外，因为讠忿诋毁之辞。及置对，则以昭比挚如旧，眇躬乃以指上，而粉昆乃谓指王岩叟面如傅“粉”，故曰“粉”，焘字况之，以“况”为兄，故曰“昆”，斥挚将谋废立，不利於上躬。京、言：“事涉不顺，及甫止闻其父言，无他证佐，望别差官审问。”诏中书舍人蹇序辰审问，仍差内侍一员同往。蔡京、安等共治之，将大有诛戮，然卒不得其要领。会星变，上怒稍息，然京、极力锻炼不少置。既而梁焘卒於化州，刘挚卒於新州，众皆疑二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诏：“挚、焘据文及甫等所供言语，偶逐人皆亡，不及考验，明正典刑。挚、焘诸子并勒停，永不收叙。”先时，三省进呈，帝曰：“挚等已谪遐方，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
元符元年，置看详元诉理局。
元初，尝置诉理所，申理冤滥。至是，中丞安言：“陛下未亲政时，奸臣置诉理所，凡得罪於熙、丰之者，咸为除雪，归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详从初加罪之意，复依元断施行。”时章犹豫未应，蔡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惧，即日置局，命蹇序辰同安看详案内文状陈述，及诉理所看详於先朝言语不顺者，具名以闻。自是，申雪复改正或重得罪者八十三家。
三年，诏：“强盗计赃应绞者，赃数并增一倍；赃满不伤人而情轻者，奏裁。 其用兵杖汤火之类伤人，及残虐主家情状酷毒，或污辱良家，或入州县镇寨行劫，不在奏裁之限。若驱虏官吏巡防人等，罪不至死，仍奏裁。”
先是，曾布建议：“为盗之罪，情有轻重，赃有多少。若劫贫家，情理虽重，偶以赃少而减免；劫富室，情理虽轻，偶以赃重而论死。是盗之生死，系於主家之贫富也。至於伤人，情状轻重亦殊。其以手足殴人，偶伤肌体，与夫兵刃汤火，固有矣，而均谓之伤残。朝廷虽许奏裁，州郡之吏，或奏或否，死生之分，特幸与不幸尔。不若一变旧法，凡以赃定罪及伤人情状不至切害者，皆听从罪止之法。其用兵刃汤火之类，情状酷毒，及污辱良家，或入州县镇寨行劫，若驱虏官吏巡防人等，不以伤与不伤，凡情不可贷者皆处以死刑。如此则轻重不失其当。”王古、徐彦孚、锺正甫亦以为请。及是，布为相，遂申前议改焉。侍御史陈次升言：“祖宗仁政，加於天下者甚广。刑罚之重，改而从轻者至多。惟是强盗之法特加重者，盖以禁奸宄而惠良民也。近者朝廷改法，以强盗计赃应绞者，并增一倍；赃满不伤人而情轻者，奏裁。如闻法行之後，民受其弊。被苦之家，以盗无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邻里亦不为之擒捕，恐怨仇报复，故贼徒益逞，重法地方尤甚。窃恐养成大寇，以贻国家之患，请复行强盗旧法。”又言：“朝廷取诸郡所申盗贼之数，比较新法未行之前为少，遂以为贼盗衰息，刑罚可减，此正与臣之论相反也。夫有盗必申，则刑部之数多；惧有报复，不敢以闻，则刑部之数少。臣恐自此盗贼充斥而朝廷不知也。从官台臣，亦尝论列，非独臣区区之私见也。”曾布罢相，翰林学士徐复言其不便，乃诏：“强盗应绞者，计赃如旧法。
前诏勿行。”
刑部言：“祖宗以来，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绍圣之法，以失出三人比失入一人，则是一岁之中偶失出死罪三人，即抵重谴。夫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请罢理官失出之责，使有司谳议之，务尽忠恕。”从之。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五月，大理卿周鼎言：“律，斗杀人者绞，故杀人者斩。
盖两相争竞者谓之斗，不历争竞者谓之故，义理甚明。今法寺断案，每於故、斗之际议论不一，盖泥《刑统》所谓‘非因斗争，无事而杀，是名故杀。’殊不知所谓无事而杀者，以言无彼此争斗之事而杀人者，是名故杀。若谓不必斗争，但缘他事而杀者，不当为故，则律之立文，奚不曰‘有事杀人绞’，而曰‘斗杀人绞’，不曰‘无事杀人斩’，而云‘故杀人斩’。以此质之，法意可见。请自今凡断奏故、斗案，并令有司指定两相斗争是否，若止辩说往复，即非忿竞，则故、斗情状判然矣。”刑部亦是鼎议。诏申明行下。
崇宁元年，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载，然後用例。今顾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请取前後所用例，以类编，与法妨者去之。”诏从之。
三年，宰臣蔡京请仿《周官》司圜之法，令诸州筑圜土以居强盗贷死者。
（详见《徒流门》）
大观元年，诏：“计赃之律，以绢论罪。绢价有贵贱，故论罪有轻重。今四方绢价增贵，而计绢之数犹循旧制，以定一贯三百为率，计价既低，抵罪太重，非仁民恤狱之意。可以一贯五百定罪。”
二年，更定笞法。自今并以小杖行决，笞十为五，二十为七，三十为八，四十为十五，五十为二十，不以大杖比折。永为定制。 八年，大理少卿任良弼言：“州县推勘盗贼，多以止宿林野为词，不究囊橐之家。请自今应推强盗而不究囊橐及所止之地名，各徒二年；不尽者，减二等。
为令。”从之。
四年，诏：“河北、河东群贼所经历县及十次以上，知县降一官，冲替，县尉降一官，勒停；不及十次，知县冲替，县尉勒停。” 政和二年，臣僚言：“比来大理迎合观望，曲法用情，例使亻幸免。有犯在开封而愿移大理者，至号法寺为‘休和所’，甚非廷尉持平之义。”诏：“大理少卿罢免。”
四年，诏立聚问审录之限：死囚五日，流罪三日，杖、笞一日。
五年，诏：“令今後不法官吏巳为按察官所劾而辄论告按察官者，虽指斥等事，亦候结勘断罪毕再推勘。如不实，诬告人特於法外别行重断。”
七年，诏：“品官犯罪，三问不承，即奏请追摄；若果情理重害而拒隐者，方许枷讯，所以示别也。迩来有司废法，不候三问追摄，不原轻重枷讯，与常人无异，将使人有轻视爵禄之心。可申明条令，以称钦恤庶狱之意。”又诏：“宗室犯罪，与常人同法，有司承例奏请，不候三问未承，即加讯问，非朕所以笃亲亲之恩也。自今有犯，除涉情理重害别被处分外，馀止以众证为定，仍取伏辩，无得辄加捶拷。若罪至徒以上，方许依条置勘。其合庭训者，并送大宗正司，以副朕敦睦九族之意。”
中书省言：“律：‘在官犯罪，去官勿论。’盖为命官立文。其後敕文相因立，掌典解役，亦用去官免罪例，而有犯则解役归农，幸免重罪。”诏：“《政和敕》掌典解役者听从去官法勿行。”
重和元年二月，河北西路提点刑狱虞奕言：“州县虐吏，辄借杖为溜筒，用铁钳项，以竹实沙而贯之，非理惨酷。”诏悉禁止，犯者以违制论。四月，诏：
“肉刑废而为杖、笞，折杖之数，多寡不伦，民抵虑禁，伤及肌肤，宜约其数，以善天下。自今徒二年半杖九十者，折十七，徒二年杖八十者，十五；徒一年半杖七十者，十三；徒一年杖六十者，十二。笞五十者，十；笞四十者，八；笞三十者，七；笞二十者，六；笞十者，五。”
宣和元年，诏：“虔州近断大辟二人，其元犯人乃於断後首获。人命至重，失刑如此，深可悯伤。其令本路提点、根勘官吏，并先勒停，不以赦原。误断之家，优加存恤。”
二年，右司员外郎翁彦深言：“陛下钦恤庶狱，无所不至，而州郡不能审克，吏得以并缘为奸，刑及贫民，而富者规免，浸失天下之平。今奏牍之首，纤悉毕载，而略其户等。自今奏案，并列其户之高下，察其吏奸而惩之，使寡弱之民不见凌暴。”从之。
臣僚言：“比年官吏希求恩赏，治狱者务作狱空，辄不受辞。又寄留囚徒於他所，致有逃逸。断刑者务作断绝，灭裂卤莽，用刑失当，有以妇人配隶千里者。
昨诏大理寺、开封府不得辄奏狱空，近复有旨，不许妄作断绝，然开封府复有断绝狱官吏冒赏者。”诏令御史台觉察弹奏。
故事，法司断绝，必宣付史馆狱空，降诏奖谕，或加秩赐章服。後以冒赏者多，熙宁初，以断绝乃常事，不足书，罢宣付史馆，仍不降诏奖谕。
都曹翁彦深上言：“伏见淮东十一州军，政和六年、七年坐杀人而死者才十有二人，刑几措矣。然计二年之狱，盖一百三十二人，而独此十二人者死。问之有司，则曰：‘不死者，有情理者也。’自五帝、三代至於汉、唐，未有杀人不死之法。在律，詈人者笞四十。借如以一詈之故即遭殴杀，是杀人者不死，詈人者顾当死。轻重倒置，莫此为甚！且百有二十人皆大辟也，州郡奏而免之，可谓仁心矣，彼其遭杀者，受无辜之虐而衔不报之冤，反不足恤乎！廷尉，天下之平，乃仁於强暴，使寡弱者不保其生，乌在其为平也？以一路二年计之已如此，天下复当几何！所谓好生者，将以省刑而召和气也。今舍止杀之具，致被杀者滋多，非所以省刑也；宽杀人之人，使衔冤者益众，非所以召和气也。朝廷见岁断大辟之少，以为刑将措矣，盍亦并奏案而计之乎。致治，犹元气也；刑之禁民为非，犹药疾也。慕措刑之虚名而忘失刑之实患，是犹慕治古之无札瘥而但去其药，民知挤於沟壑矣！今之官吏，外希雪活之赏，内冀阴德之报，递相驱煽，遂成风俗，一作奏案，无敢异议。胥吏乘之，奸弊万态，文致情理，莫可究诘。谳状径上，不由宪司。其就东市者，大抵贫民耳！” 诏：“州县官不亲听囚而使吏鞫讯者，徒二年。”
高宗中兴，著令：“诸狱具，当职官依式检校。枷以乾木为之，长者以轻重刻识其上，不得留节目，亦不得钉饰及加筋胶之类，仍用火印，从官给。丑、钳、锁、杖，制各如律，不得微有增损。暑月每五日一濯枷、丑，禁囚因得少休。刑、寺遇浣濯之日，轮官一员，躬亲监视。州县狱犴，不得辄为非法之具，违者论如律。制诏诸狱司，并旬申禁状，品官、命妇在禁，别具单状。合奏案，具情款招伏案奏闻，法司朱书检坐条，例推司、录问、检法官吏姓名於後。各州每年开收编配羁管奴婢人，各置籍，本州断过编配之数，亦如之。各路提点刑狱司，每年具本路州军断过大辟申刑部，诸州仿此，申提点刑狱司。其狱事，应书禁历而不书，应申所属而不申，奏案不依式，检坐开具违令，若回报不圆致妨详覆，与提点刑狱司详覆大辟而稽留、失覆大辟致罪有出入者，各抵罪。” 建炎元年，大理正、权刑部郎官朱端友言：“旧例，以绢计赃者，千三百为一匹。今所在绢直高，合议增估。”乃诏：“自今以绢定罪者，并以二千为准。”
三年，诏：“自今并遵用嘉条法内拟断刑名，嘉与见行条法轻重不等，并从轻，赏格即从重其官制所掌、事务格目及设法等，有引用窒碍各该载未尽者，并有司条具以闻。”
熙宁中，神宗厉精为治，议置局修敕，盖谓律不足以周尽事情，凡邦国沿革之政与人之为恶入於罪戾而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存乎敕之外。自元变熙宁之法，绍兴复熙宁之制，以後冲前，以新改旧，各自为书，而刑书浸繁。至是，乃有此诏。又诏重修敕令所，应仁宗法度，理合举行，自今遵奉嘉条法；将《嘉敕》与《政和敕》对修。绍兴初，张守等上对修嘉、政和敕令格式一百二十卷，及《看详》六百四卷。诏以《绍兴重修敕令格式》为名颁行。於是，熙宁、元、绍圣法制，无所偏循，善者从之。自渡江以来，有司图籍散失，凡所施行，多出百司省记，胥吏因得予夺。至是，监察御史刘一止奏曰：“伏见尚书六曹，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初无画一之论，类以人吏省记，便为予夺。盖法令具存，奸吏犹得而舞之，今乃一切听其省记，顾欺弊何所不有！陛下圣明，灼见此弊，尝见处分，令左右司郎官，以其省记之文刊定颁行。然左右司职事，号为最繁，窃恐於此不能专一，无由速成。伏望改差详定一司敕令所，立限刊定，镂版颁降施行。”诏如其请。
四年二月，诏：“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以前所降御笔，多出於法令之外，奉行牾，甚非恤刑之意。自今除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以前御笔有出於法之外者，依累降指挥施行；其馀减杖恤刑之类，并合遵守。”
自蔡京当国，请降御笔手诏以快己私，自畔法令，有司莫知从。至是，正之。
八月，诏：“祖宗虽崇好生之德，而赃吏死、徙未尝末减。自今官吏犯赃，虽未欲诛戮，若杖脊流配，决不可贷。”又诏赃罪至死者籍其家。 上宣谕欲极治赃吏，仍欲检举祖宗旧法，详悉告谕，使行之不暴，毋骇闻听。
其後三省进呈臣僚论列赃吏弃市事，上曰：“不必至此，但杖遣足矣。”自後赃吏皆杖脊流配。
绍兴二年，诏：“知州兼统兵去处，非出师临阵，自今无得轻用重刑。”
先是，秘书少监傅崧卿言：“军国异容，刑亦殊制，不可概以军法从事。比闻州军有捕获军兵劫盗杀人者，至族其家，望加戒饬。”故有是诏。
三年，诏：“自今犯私盐，并依《绍兴敕》断。其去年十二月甲午敕旨，及今年六月辛丑尚书省批送指挥，更不施行。”
先是，殿中侍御史常同入对，论私贩刑名大重，其略曰：“《绍兴敕》：
‘私有盐一斤，徒一年；三百斤，配本城。煎炼者，一两比二两。’刑名不为不重。後来复降指挥，又因官司申请，不以赦原减，虽遇特恩不原，为法可谓尽矣。
去年之冬，因大军所屯，尝有军卒私贩，百姓因之，故有亭户不以多寡杖脊配广南指挥，盖一时禁止，非通天下永久之法也。昨因榷货务看详，以为诸路亦各一体施行，遂批状行之。提领官张纯，一堂吏耳，但欲附会去相之意。朝廷不谋之廷臣，不付之户部，不禀之圣旨，遂以批状行之，何其易哉！自此法之行，州郡断配，日日有之，破家荡产，不可胜计。主议之臣但曰：‘刑不峻不足以致厚利。’夫峻刑章而不恤民害，此蔡京、王黼之术也，奈何今遂用之！自古及今，刑之所施，必称罪之轻重，岂有罪无等降，一用重刑之理！今私盐一斤至杖脊配广南，则孰不相率而为百千斤之多哉！祖宗仁德在人，犹人之有元气。今天下之势可为病矣，奈何遂欲伤元气乎？法令之行，系乎国本，不使有识缙绅之士议之，而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非国之福也。望付三省熟议。”故有是诏。 诏：“捕获强盗，虽无被主姓名，赃满已经论决者，许推赏。”
太常少卿唐恕言：“旧法，获盗不知被主姓名则不该赏。故江湖有举舟尽遭屠戮，踪迹绝灭，官司虽知，终亦掩蔽。盖既无激劝之方，又欲逃捕盗之责。
法久奸生，望赐更改。”故有是诏。
五年，尚书省言：“州县治狱之吏，专事惨酷，待其垂死，皆之疫患杀之，未尝依条医治。乞举行岁终比较计分断罪法。”是年比较，得宣州、衢州、福州无病死囚，当职官各转一官；舒州病死者及一分，惠州病死者二分六，当职官各特降一官。
十年，诏：“诸狱并一更三点下锁，五更五点开锁。定牢违者，杖八十。狱官令佐不亲临，及县令辄分轮馀官，并徒一年。知、通、监司觉察按劾。著为令。” 十八年，抚州、泉州误决重囚，官吏各置重宪。
大理寺丞石邦哲上疏曰：“伏睹《绍兴令》，决大辟皆於市，先给酒食，听亲戚辞诀，示以犯状，不得窒塞口耳，蒙蔽面目，及喧呼奔逼。而有司不以举行，视为文具，无辜之民，至是强置之法。如近年抚州狱案已成，陈四闲合断放，陈四合依军法；又如泉州狱案已成，陈翁进合决配，陈进哥合决重杖。姓名略同而罪犯迥别。临决遣之日，乃误以陈四闲为陈四，以陈翁进为陈进哥，皆已配而事方发。倘使不窒塞蒙蔽其面目口耳，而举行给酒辞诀之令，是二人者，岂不能呼冤以警官吏之失哉！欲望申严法禁，否则以违制论。”从之。
臣僚言：“比年诸路推究翻异公事，或朝廷委之鞫勘，例差初官。荫补子及新第进士，於法令实未暇习，其势必委之於下，老胥猾吏，得以为奸。请行下诸路，应有鞫勘公事，并须择曾经历任人。”从之。
二十六年，吏部尚书周麟之言：“臣闻之，传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议礼，不考文。’窃见吏部续降申明条册，乃有顷年都省批状指挥参於其。向之书官有所畏忌，至与成法并立，以理推之，诚为未允。望今选具绍兴二十五年以前批状指挥，令敕令所看详，可削则削，毋令与三尺混淆。”麟之所言，盖指秦桧也。诏依。
秦桧自得政以来，动兴大狱，胁制天下。岳飞狱死，桧势焰愈炽。贤士大夫，时系诏狱，死、徙相继，天下冤之。又置察事卒数百游市，闻言其奸者，即送大理狱杀之。大开告讦之门，至桧老病日深，忌冒愈甚，将除异己者，乃令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张扶论赵汾、张初交结事。先捕汾下大理，考掠无完肤，令汾自诬与张浚、李光、胡寅谋大逆，凡一时贤士大夫五十三人桧所恶者皆与。
狱上，而桧已病不能书，事乃寝。
诏刑部郎中依元丰法，分左右厅治事。 先是，右司郎中汪应辰言：“国家谨重用刑，是以参酌古谊，并建官师。在京之狱，曰开封，曰御史，又置纠察司以几其失；断者刑者，曰大理，曰刑部，又置审刑院以决其平。鞫之与谳，各司其局，初不相关，是非可否，有以相济。
及赦令之行，有罪者许之叙复，无辜者谓之湔洗，内则命侍从馆阁之臣置司详定，而昔之鞫与谳者，皆无预焉；外之川、陕，去朝廷远，则委之转运、钤辖司，而提点刑狱之官亦无预焉。及元丰更定官制，始以大理兼狱事而刑部如故。然而大理少卿二人，一以治狱，一以断刑；刑部郎官四人，分为左右，或以详覆，或以叙雪，同僚而异事，犹不失祖宗分职之意。本朝比之前世，刑狱号为平治，盖其并建官师，所以防闲考，有此具也。中兴以来，务从简省大理少卿止於一员，而刑部郎中初无分异，则狱之不得其情，法之不当於理者，又将使谁平反而追改之乎？今虽未能尽复祖宗之旧，亦当遵用元丰旧制、庶几官各有守，人各有见，反覆详尽，以称钦恤之意。”上善其言，故有是旨。
孝宗乾道二年，刑部侍郎方滋上《乾道新编特旨断例》七十卷。
四年正月，臣僚言：“杖笞之制，著令具存，轻重大小之制，不得以私意易也。比年以来，吏务酷虐，浸乖仁恕之意。凡讯囚合用荆子，一次不得过三十，共不得过二百，此法意也。今州县不用荆子而用藤条，或用双荆，合而为一，或鞭股鞭足至三五百，刑罚冤滥，莫此为甚。愿戒有司，申严行下，凡守令与掌行刑狱之官，并令依法制大小杖，当官封押，乃得行用，不得增添、换易、过数讯囚，恣为惨酷。”从之。五月，臣僚言：“民命莫重於大辟。方锻炼时，何可尽察，独在聚录之际，官吏聚於一堂，引囚而读示之；死生之分，决於顷刻，而狱吏惮於平反，摘纸疾读，离绝其文，嘈Γ其语，故为不可晓解之音，造次而毕，呼囚书字，茫然引去，指日听刑。人命所干，轻忽若此！臣窃照聚录之法有曰： ‘人吏依句宣读，无得隐瞒，令囚自通重情，以合其款。”此法意盖不止於只读成案而已。臣谓当稽参‘自通重情，以合其款’之文，於聚录时，委长贰点无干碍吏人，先附囚口责状一通，覆视狱案，果无差殊，然後亦点无干碍吏人，依句宣读，务要详明，令囚通晓，流庶几伏辜者无憾，冤枉者获伸。”从之。
六年，秘书少监、权刑部侍郎汪大猷等重敕令格式百二十二卷，存留照用指挥二卷，诏以《乾道重敕令格式》为名。
淳熙元年五月，诏颁浙西提刑郑兴裔《检验格目》於诸路提刑司。 初，兴裔言诸州县检验之弊，遂措置格目，行下所属州县。每一次检验，依立定字号用格目三本：一申所属州县，一付被害之家，一申本司。照会州县，受词差官，检官受牒起发，皆注日时於上。关防详密，州县不得为欺。朝廷善之，乃行於诸路。
十月，诏：“六部除刑部许用乾道所刑名断例，及司勋许用编类获盗推赏例、并乾道元年四月十八日轻置例敝事指挥内立定合引例外，其馀并依成法，不许用例。”
先是，臣僚言：“今之有司，既问法之当否，又问例之有无，法既当然而例或无之，则事皆沮而不行。夫法之当否，人所共知，而例之有无，多出吏手，往往隐匿其例，以沮坏良法，甚者贿赂既行，乃为具例，为患不一。请诏有司，应事有在法灼然可行而未有此例者，不得以无例废法。”事下六部看详，至是来上，乃有是诏。
六年，知湖州长兴县茹骧坐赃免真决，编管台州，仍籍没家财。参知政事钱良臣奏：“臣昨任淮东总领日，失举茹骧改官，今以赃败，法当同坐。”诏：“览良臣所奏，乃欲以身行法。国有常宪，朕不敢私，勉从所请，可镌三官。”於是陈岘、张宗元、赵老、徐本中并坐举骧各降三官。
八年，诏：“自今强盗抵死特贷命之人，并於额上剌‘强盗’二字，馀字分剌两颊。” 十六年，臣僚言：“在律，鞫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鞫，若於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比年中外之狱，闻於状外求罪，推寻愆咎，鞫勘平生，旁及他人，干连禁系，岂无冤滥！乞申明法令，自今狱事无得於状外求罪。如有违戾，重於法。”从之。 光宗绍熙五年，臣僚言：“广东一路，十有四州，惟英德府烟瘴最甚，有‘人生地狱’之号。诸司分在广、韶二州置司，英德府界乎广、韶之，故诸司凡以公事送狱者，多送英德。人一闻‘生地狱’之名则已心惧，凡罪不至死与未必有罪之人，每至狱则皆引伏。其意以为，久系於狱，未必辩明，而不免於死，不若亟就刑责，犹得一生。由是狱之欲速成者，必之英德，而英德之吏，以善治狱名。今一路之中，东有潮、惠，西有二广，北有南雄、连州，皆风土之不甚恶者。请行下本路诸司，应今後公事合送别州根勘者，不许送英德府，庶狱无冤滥，人获生全。”从之。
宁宗嘉泰二年，臣僚言：“近日大辟行凶之人，邻保逼令自尽，或使之说诱被死家，赂之财物，不令到官。尝求其故：始则保甲惮检验之费，避证佐之劳，次则巡尉惮於检覆，又次则县道惮於鞫勘结解。上下蒙蔽，只欲省事，不知置立官府，本何所为！今若纵而不问，则是被杀人者，反为妻子亲戚乞钱之资，甚可痛也。请明降指挥，凡有杀伤人处，如都保不曾申官，州县不差官检覆，及家属受财私和，许诸色人告首，并合从条究治；其行财受和会之人，更合计赃论罪。”从之。 二年，刑部侍郎林粟言：“嘉泰改元，一年天下所上死案共一千八百一十一人，而断死者才一百八十一人，馀皆贷放。夫有司以具狱来上，必皆可论刑之人，陛下贷其罪辜者，凡一千六百三十人，岂为细事！请诏秘书省入日历，上以示陛下好生之德，下以戒有司用刑之滥。”从之。
嘉定四年，诏颁湖南、广西刊印《检验正背人形图》於诸路提刑司。
先是，江西提刑徐似道言：“推鞫大辟之狱，自检验始。其有因检验官司指轻作重，以有为无，差讹交互，以故奸吏出入人罪，弊亻幸不一。伏见湖南、广西见行刊印《正背人形》随《格目》给下检验官司，令於伤损去处，依样朱红书画横斜曲直，仍於检验之时，唱喝伤痕，令罪人同共观看。所画图本，众无异词，然後著押，则吏奸难行，愚民易晓。”於是诏行之。
臣僚言：“切见县狱苦无囚粮，而城下之邑尤甚。法许於运司钱内支，往往县道不敢支破，例多陪办於推狱，私取於役户，分甘於同禁之人。箪食入狱，攫纷然，极可怜悯。乞从诸县申州，就於常平米内支拨。”从之。 十三年，诏：“凡在官财物不应用而用之依律科坐赃罪之人，自今私自入己者，为赃罪；私自馈遗者，为私罪；用充公用者，为之公罪。创始者为首，坐以全罪。循例者为从，与减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