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钱币考一
○历代钱币之制
自太以来则有钱矣，太氏、高阳氏谓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谓之货，陶唐氏谓之泉，商人、周人谓之布，齐人、莒人谓之刀。
神农列廛於国，以聚货帛，日中为市，以交有无。虞、夏、商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 管子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无饣（章延反，糜也），有卖子者。
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人之无饣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以救人之困。”“夫玉起於禺（音虞）氏，金起於汝、汉，珠起於赤墅，东西南北去周七八千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用於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於暖也，食之则非有补於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调也（若五与万物平，则人无其利。故设上中下币，而行轻重之术，使一高一下，乃可权制利门悉归於上）。
周制，以商通货，以贾易物。太公又立九府圜法（《周官》有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谓均而通也），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外圜而内孔方），轻重以铢（黄金以斤为名，钱以铢为重也）；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疋。故货宝於金，利於刀，流於泉（流行於泉），布於布（布於民），束於帛（束，聚也）。 《周官。司市》：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凶年物贵，置钱以饶民）。
夹氵祭郑氏曰：“谓之泉者言其形，谓之金者言其质，谓之刀者言其器，谓之货、谓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钱’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文一变而为刀器，再变而为圜法（即太公所作）。自圜法流通於世，民实便之，故泉与刀并废。後人不晓其谓也，观古钱其形即篆泉文也，後世代以‘钱’字，故‘泉’之文借为泉水之泉，其实‘泉’之篆文下体不从水也。先儒不知本末，因谓流於泉，布於布，宝於金，利於刀，此皆沿凿之义也。”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布，泉也。有法，百官之公用也），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宾客、丧纪、会同、军旅，共其财用之币，赍赐予之财（赍，行道之财用也），凡邦之小用皆受焉。岁终则会，唯王及后之服不会。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买者各从其抵，都鄙从其主，国人、郊人从其有司，然後予之（抵，故贾也。主者，别治大夫也。康成谓：“抵，本也。本谓所属吏，主、有司是也。”）。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辩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郑司农谓：“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假令其国出丝絮，则以丝絮偿；出葛，则以葛偿。”康成谓：“以其於国服事之税为息也。於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岁终则会其出入，而纳其馀。
按：《周礼》主财之官虽多，而专掌钱布则惟外府、玉府二官，外府掌赍赐之出入，泉府掌买卖之出入。自王介甫以郑注国服为息之说行青苗误天下，而後儒之解此语者，或以“息”为生息之息，或以“息”为休息之息，然於义皆无所当。盖古人创泉布之本意，实取其流通。缘货则或滞於民用，而钱则无所不通；而泉府一官最为便民，滞则买之，不时而欲买者则卖之，无力者则赊贷与之。盖先王视民如子，洞察其隐微，而多方济其缺乏，仁政莫尚於此，初非专为谋利取息设也。不原其立官之本意，而剿其一语以断天下大事可乎？ 买之於方滞之时，卖之於欲买之际，此与常平贱籴贵粜之意同。泉府则以钱易货，常平则以钱易粟，其本意皆以利民，非谋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转而为和籴，且以其所储他用而不以济民，则惟恐其数之不多，利之不羡，於是亦以理财之法视之矣。
周景王二十一年患钱轻，更铸大钱，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以劝农，赡不足。
王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於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赈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币轻物贵也），於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轻曰子。相权，并行也）。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於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大小利之（民患币重，则多作轻钱而行之，亦不废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贵，轻者行其贱）。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於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且夫有备未至而设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备，谓之急；可後而先之，谓之召灾。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也，其竭无日矣。”王弗听。
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孙叔敖为相，市令言於相曰：“市乱，人莫安其处，行不定。”叔敖白於王，遂令复如故，而百姓乃安。
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镒”为名，上币（二十两为镒。改周一斤之制，更以镒为金之名数也。高祖初赐张良金百镒，此尚秦制也。上币者，二等之中，黄金为上，而钱为下也）；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如榆荚也。荚音颊）。黄金一斤（复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而不轨逐利之民畜积馀赢以稽市物，踊腾跃（稽，贮满也。言以其赢馀之财畜积群货，使物甚腾跃也），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
高后二年，行八铢钱（即秦半两钱也。汉初患其重，更铸榆荚，人患太轻，故复行此。）六年，行五分钱（即荚钱）。
文帝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顾租，谓雇佣之直，或租其本）。然铸钱之情，非ゾ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ゾ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阱，孰积於此！曩禁铸钱，死罪积下（言死罪多委积於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为法若此，上何赖焉？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时钱重四铢，法钱百枚当重一斤十六铢，轻则以钱足之若干枚，令满平也），或用重钱，平称不受（秦钱重半两，汉初铸荚钱，文帝更铸四铢钱。秦钱与荚钱皆当废，而故与四铢并行。民以其见废，故用轻钱则百加若干；用重钱虽以一当一，犹复不受之，是以郡县不同也）。法钱不立（法钱，依法之钱也），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耜，冶吹炭，奸钱日多，五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於天下，其为祸博矣。今博祸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铜毕归於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七矣。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祸，臣诚伤之。”上不从。 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邓通以铸钱，财过王者。
故吴、邓钱布天下。
贾山上书谏，以为钱者无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其後，复禁铸钱。
景帝中六年，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 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遂竟案，尽没之。
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铢钱（坏四铢造此也。重如其文）。
五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元狩四年，四十馀年。
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多即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磨钱质而取钅谷（钅谷，铜屑也），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其明年，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周郭其质，令不得磨钱取钅谷。
元狩四年，造白金及皮币。
时县官大空，而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百数，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赡用。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磨钱质而取钅谷，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今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後得行。又造银锡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曰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扌隋之（扌隋下而长），其文龟，直三百（一重八两，则二重六两，三重四两）。其後，官铸赤仄。白金稍贱，民弗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馀，终废不行。自造白金、五铢钱後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馀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国，举并兼之徒、守相为利者劾之。
时张汤用事，帝与汤造白鹿皮币，以问大司农颜异，对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上不悦。汤奏异腹诽，坐死。
元鼎二年，令京师铸官赤仄。 时郡国铸钱，而民多奸铸，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以赤铜为其郭也），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其後二岁，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於是悉禁郡国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元帝时，贡禹言：“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藏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於钱。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铢之律（租铢，谓计其所卖物价，平其锱铢而收租也），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使百姓一意农桑。”议者以为交易待钱，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议亦寝。
《师丹传》，有上书言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上以问丹，丹对言可改。章下有司议，皆以为行钱以来久，难卒变易。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馀云。
石林叶氏曰：“《汉书。王嘉传》，元帝时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一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言其多也。以今计之，才八百三十万贯耳，不足以当榷货务盛时一岁之入。盖汉时钱极重而币轻，价甚贱时至斛五钱（耿寿昌以贱伤农，建常平之议，其年斛五钱），故嘉言是时外戚赀千万者少。正使有千万，亦是今一万贯，中下户皆有之。汉律，丞相、大司马、大将军月俸六万，乃今六十贯，御史大夫四万；而大将军米月三百五十斛，下至佐史，秩百石，犹月八斛有奇。其赐臣下黄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虽燕王刘泽以诸侯赐田生金亦二百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馀万斤。币轻，故米贱金多。近世患国用不足，以为钱少，故夹锡当十等交具，卒未尝有补。盖钱之多寡系币之轻重，不在鼓铸广狭也。” 又曰：“如魏文侯相李悝言，一夫治田百亩，亩收粟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 一夫五口，人月食一石半。百亩之入，以其十五石为税，九十石为食，馀四十五石。石钱三十，计钱千三百五十，而社闾、尝新、春秋之祠只用钱三百，而其馀钱以为五口之衣（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今只馀千五十，不足四百五十）。则固不嫌钱之少也。然正使币轻，亦何至是？盖日用犹不满一钱，不知何以为生。” 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於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张晏曰：“按今所见契刀、错刀，形质如大钱，而肉好轮厚异於此，大钱形如大刀环矣，契刀身形员，不长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无“五百”字也。错刀则刻之作字也，以黄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与志相应也，似札单差错，文字磨灭故耳。”师古曰：“张说非也。王莽钱刀今并尚在，形质及文并与志相合。”）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
莽即真，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
次七分，三铢，曰“么钱一十”（么，小也）。次八分，五铢，曰“幼钱二十”。次九分，七铢，曰“中钱三十”。次一寸，九铢，曰“壮钱四十”。因前“大钱五十”，是为钱货六品，直各如其文。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朱提，县名，属犍为，出善银。朱音殊。提字音上支反）。
他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元龟巨冉长尺二寸（冉，龟甲缘也。巨，至也。度背两边缘尺二寸也），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两贝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龟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贝十朋。
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么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么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大布、次布、第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布亦钱）。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铸作钱、布皆用铜，ゾ以链、锡（许慎曰：“链，铜属也。”然则以链及杂铜而为钱也。链，音连），文质周郭放汉五铢钱云（放，依）。其金银与他物杂，色不纯好，龟不盈五寸，贝不盈六分，皆不得为宝货。元龟为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其後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莽患之，下诏敢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於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於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遂废。莽天凤元年，复中下金、钱、龟、贝之货，颇增减其价直，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其广八分，其圆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放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比音频未反）；非沮宝货，民罢作一岁，吏免官。犯者愈众，又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锺官（锺官，主铸钱者），愁苦死者十六七。汉钱旧用五铢，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孙述废铜钱，置铁官铸铁钱，百姓货币不行。时童谣曰： “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好事者窃言王莽称黄，述欲继之，故称白腹，五铢汉货，言汉当复并天下。
世祖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铢钱，天下赖其便。
初，王莽乱後，货币杂用布帛金粟。建武初，马援在陇西，上书言宜如旧铸五铢钱。事下三府，三府奏以为未可许，事遂寝。及援还，从公府求得前奏难十馀条，乃随牒解释，更具表言。帝从之。
建武时，长安铸钱多奸，第五伦为督铸钱掾领长安市，伦平铨衡，正斗斛，市无阿枉，百姓悦服。
桓帝时议改铸大钱，刘陶言其不便，乃止。
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财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陶上议曰：“当今之忧，不在於货，在於民饥。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冶铸之便，故欲因缘行诈，以贾国利。国利将尽，取者争竞，造铸之端，於是乎生。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一人铸之，万人夺之乎？夫欲民殷财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此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水木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致焦烂。”帝乃止，不铸钱。
灵帝中平三年，铸四出文钱。
钱皆四道，识者窃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见，此钱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师乱，钱果流布四海。
献帝初平元年，铸小钱。 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长安铜人、钟ね、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故货贱物贵，石数万。又钱无伦理文章，不便人用。
昭烈取蜀，铸直百钱。
先主攻刘璋，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姓，孤无取焉。及入成都，士庶皆舍干戈，赴诸库藏取宝物，军用不足，备忧之。西曹掾刘巴曰：“此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旬月之，府库充实。文曰“直百”，亦有勒为五铢者，大小秤两如一焉，并径七分，重四铢。 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使百姓以帛为市。至明帝世，废钱用既久，人巧伪渐多，竞湿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不能禁。司马芝等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以省刑，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於是为便，明帝乃立五铢钱。 孙权嘉平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又铸当千钱。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患之。权闻百姓不以为便，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并以输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
晋用魏五铢钱，不闻有所更创。
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
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
孝武太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稍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司贾人皆食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
安帝元兴中，桓元辅政，议欲废钱用帛，朝议以为不可，乃止。
孔琳之议曰：“《洪范》八政，货为食次，岂不以交易之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为钱，则是妨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工自务器，各隶其业，何尝致勤於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致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可废者也。帛本充於衣食，今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於商贩之手，耗弃於割截之用，此之为弊，著於目前。故锺繇曰：‘巧伪之人，竞湿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代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於兵乱积久，用之於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利。今既度天下之，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库充溢，或粮靡斗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之之道，实假於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是有钱无粮之人，皆坐而饥困，以此断之，又立弊也。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为贫，用之处不为富，又人习来久，革之怨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於也！魏明帝时，钱废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下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帛而用钱，足以明帛之弊著於已诫也。愚谓救弊之术，无取於废钱。”朝议多同琳之，故元议不行。
前凉张轨太府参军索辅言於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帛量度之耗。
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晋太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全安，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
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钱置，铸四铢钱，文曰“四铢”，重如其文。
人颇盗铸，多翦凿古钱取铜，帝甚患之。录尚书、江夏王义恭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穿凿，议者多同之。何尚之议曰：“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在交易，岂假多数？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夫钱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钱，则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铢、五铢，则文皆古篆，既非庸下所识，如或漫灭，尤难分明，公私交乱，争讼必起，此最足深疑者也。命旨兼虑翦凿日多，以致销尽，鄙意复谓直由纠察不精，致使立制以来，发觉者寡。今虽有悬金之名，竟无酬与之实，若申明旧科，擒获即报，畏法希赏，不日息矣。”中领军沈演之以为：“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今封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钅强布洽，爰逮边荒。用弥广而货愈狭，如复竞窃翦凿，销毁滋繁，刑虽重禁，奸弊方密，肆力之，徒勤不足以供赡。诚由货贵物贱，常调未革。愚谓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毁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日绝。”上从演之议，遂以一钱当两，行之经时，公私非便，乃罢。时言事者多以钱货减少，国用不足，欲禁私铜，以充官铸五铢。范泰又陈曰：“夫货存贸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贵，今日之贱，彼此共之，其揆一也。
但今官人均通，则无患不足。若使必资广以收国用者，则龟贝之属，自古而行。铜之为器，在用也博矣，锺律所通者远，机衡所揆者大。器有要用，则贵贱同资；物有宜，则家国共急。今毁必资之器而为无施之钱，於货则功不补劳，在用则君人俱困，较之以实，损多益少。良由阶根未固，意存远略。伏愿思可久之道，赎欲速之情，则嘉谟日陈，圣虑可广。”
自元嘉中铸四铢钱，轮郭形制，与古五铢同价无利，百姓不资盗铸。孝武孝建初，铸四铢，文曰“孝建”，一边为“四铢”。其後稍去“四铢”，专为“孝建”。
尚书右丞徐爰议曰：“货薄人贫，公私俱罄，不有革造，将至大乏。宜应遵式古典，收铜缮铸，纳赎刊刑，著在往策。合宜以铜赎刑，随罪为品。”诏可之。
所铸钱形式薄小，轮郭不成就。於是人盗铸者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翦凿古钱，以取其铜，钱既转小，稍违官式。虽重制严刑，人吏官长坐罪免者相系，而盗铸弥甚，百物踊贵，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无轮郭者悉加禁断。时议者又以铜转难得，欲铸二铢钱。颜峻曰：“议者将谓官藏空虚，宜更改变，天下铜少，宜减钱式，以救灾弊，赈国吊人。愚以为不然。今铸二铢，恣行新细，於官无解於乏，而人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糜碎至尽。空立严禁，而利深难绝，不过一二年，其弊不可复救，此其不可一也。今铸获利，不见有顿得一二倍之理，纵复得此，必待弥年，又不可二也。人惩大钱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必生纷扰，富商得志，贫人困穷，又不可三也。况又未见其利而众弊如此，失算当时，取诮百代！”上不听。
废帝景和二年铸二铢钱，文曰“景和”，形式转细。官钱每出，人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郭，不磨炉，如今之剪凿者，谓之“来子”，尤轻薄者谓之“荇叶”，市井通用之。永光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於此者谓之“纟延环钱”。入水不沈，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断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贾不行。
明帝太始初，唯禁鹅眼、纟延环，其馀皆通用。复禁民铸，官署亦废工，寻又普断，唯用古钱。 齐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请孔觊上书曰：“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穰贱，此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更。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无累；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人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也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患也。自汉铸五铢钱，至宋文帝五百馀年，制度有废兴，而不变五铢者，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也。以为宜开置钱府，方督贡金，大兴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府库以实，国用有储，乃量俸禄，薄赋税，则家给人足。顷盗铸新钱者，皆效作翦凿，不铸大钱也。若官钱已布於人，使严断翦凿，小轻破缺无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钱细小者称合铢两，销以为大。利贫良之人，塞奸巧之路。钱货既均，远近若一，百姓乐业，市道无争，衣食滋殖矣。”时议者以为钱货转少，宜更广铸，重其铢两，以防人奸。上乃使诸州大市铜炭，会上崩乃止。
武帝时，竟陵王子良上表曰：“顷钱贵物贱，殆欲兼倍，凡在触类，莫不知兹。稼穑艰劬，斛直数十，机杼勤苦，匹才三百。所以然者，实亦有由。人钱多翦凿，鲜复完者，公家所受，必须圆大，以两代一，困於无所，鞭捶质系，益致无聊。”
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襄、梁、益用钱，其馀州郡则杂以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 武帝乃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四铢三参二黍，其文则重一斤三两。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公式女钱”，径一寸，文曰“五铢”，重如新铸五铢，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者，其五铢径一寸一分，重八铢，文曰“五铢”，三吴属县行之。女钱径一寸，重五铢，无轮郭，郡县皆通用。太平百钱二种，并径一寸，重四铢，源流本一，但文字古今之殊耳，文并曰“太平百钱”。
定平一百五铢，径六分，重一铢半，文曰“定平一百”。稚钱五铢，径一分半重四铢，文曰“五铢”，源出於五铢，但狭小，东境谓之“稚钱”。五铢钱径七分半，重三铢半，文曰“五朱”，源出稚钱，但稍迁异，以“铢”为“朱”耳，三吴行之，差少於馀钱。又有对文钱，其原未闻。丰货钱径一寸重四铢，代之谓之富钱，藏之令人富也。布泉钱径一寸，重四铢半，代谓之“男钱”，云妇人佩之即生男也。此等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趋利之徒，私用转甚，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铁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以後，所在铁钱，遂如邱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惟论贯。商旅奸诈，因之以求利。自破岭以东，八十为陌，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陌，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陌，名曰“长钱”。大同元年，天子乃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多，至末年遂以三十五为陌。
陈初，承梁丧乱之後，铁钱不行。始梁末，又有两柱钱及鹅眼钱，时人杂用，其价同。但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铸，又以锡铁，兼以粟帛为货。文帝元嘉五年，改铸五铢，初出，一当鹅眼十。宣帝大建十一年，又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之十，与五铢并行。後还当一，人皆不便，乃相与讹言曰：“六铢钱有不利县官之象。”未几而帝崩，遂废六铢而行五铢，竟至陈亡。其岭南诸州多以钱米布交易，俱不用钱。 後魏初置太和，钱货无所用也。
孝文帝始诏天下用钱。十九年，公铸粗备，文曰“泰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匹为钱二百。在所遣钱工备炉冶，人有欲铸，就听铸之，铜必精炼，无所和杂。 宣武帝永平三年冬，又铸五铢钱。孝明熙平元年，京师及诸州镇或不用，或有止用古钱，不行新钱，致商货不通，贸迁颇隔。
孝明熙平初，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窃寻太和之钱，孝文留心创制，後与五铢并行，此乃不刊之式。臣窃闻之，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因其所宜，顺而致用。‘太和五铢’，虽利於京邑之肆，所不入徐、扬之市（徐，今彭城琅琊郡地。扬，今寿春郡地）。土货既殊，贸鬻亦异，便於荆、郢之邦者，则碍於兖、徐之域（荆，今南阳郡地。郢，今汝南郡地。兖，今鲁郡、东平郡地），致使贫人有重困之切，王道贻隔化之讼。臣之愚意，谓今之太和与新铸五铢，及诸古钱方俗所便用者，虽有小大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货环海内，公私无壅。其不行之钱，及盗铸毁大为小，巧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诏曰：
“钱行已久，今东南有事，且可依旧。”
澄又奏：“‘太和五铢’乃大魏之通货，不朽之常模，宁可专货於京邑，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马在郊，江疆未一，东南之州，依旧为便。至於京西、京北域内州镇未用钱处，行之则不足为难，塞之则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则有负担之难，钱之为用，贯纟强相属，不假斗斛之器，不劳枰尺之平，济代之宜，便益於此。请并下诸方州镇，其太和及新铸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鹅眼、环凿，依律而禁。河南州镇先用钱者，既听依旧，不在断限。唯太和、五铢二钱得用公造新者，其馀杂种，一用古钱，生新之类，普同禁约。诸方钱通用京师，其听依旧，使与太和钱及新造五铢并行，若盗铸钱者，罪当重宪。”诏从之。而河北诸州旧少钱货，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於市。
二年冬，尚书崔亮奏：“弘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一斗得铜四两；河内郡王屋山（今玉山县）矿，一斗得铜八两；南有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昔铜官，旧迹见在。谨按铸钱方兴，用铜处广，既有冶利，并许开铸。”诏从之。自後所行之钱，人多私铸，钱稍小薄，价用弥贱。建义初，重制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 孝庄帝初，私铸者益更薄小，乃至风飘水浮，米斗几直一千。秘书郎杨亻品奏曰：“臣顷在雍州，表陈听人与官并铸五铢钱，使人乐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书，八座不许。以今况昔，为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经御披析。”亻品乃随宜剖说，帝从之，乃铸五铢钱。御史中尉高恭之又奏曰：“四民之业，钱货为本，救弊改铸，王政所先。自顷以来，私铸薄滥，官司纠绳，挂网非一。在今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造薄钱，斤馀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得罪者虽多，奸铸者弥众。今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乃因循有渐，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复何罪。昔汉文以五分钱小，改铸四铢，至孝武复改三铢为半两。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轻也。
论今据古，宜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七十六文。铜价至贱，五十有馀，其中人功、食料、锡炭、铅沙，纵复私营，不能自润。直置无利，应自息心，况复严刑广设。以臣测之，必当钱货永通，公私获允。”後遂用杨侃计。永安二年秋，诏更铸，文曰“永安五铢”，官自立炉，亦听人就铸，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知贵贱，乃出藏绢，分遣使人於二市卖之，绢匹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
时铸钱都督长史高谦之（即高恭之兄，字道让）上表求铸三铢钱曰：“盖钱货之立，本以通有无，便交易，故钱之轻重，世代不同。太公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时更铸大钱。秦兼海内，钱重半两。汉兴，以秦钱重，改铸荚钱。至孝文五年，复为四铢。孝武时，悉复销坏，更铸三铢，至元狩中，变为五铢，又造赤仄，以一当五。王莽摄政，钱有六等，大钱重十二铢，次九铢，次七铢，次五铢，次三铢，次一铢。魏文帝罢五铢钱，至明帝复立。孙权江左铸大钱，一当五百。
权赤乌五年，复铸大钱，一当千。轻重大小，莫不随时而变。况今寇难未除，州郡沦没，人物凋零，军国用少，则铸小钱可以富益，何损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兴不以钱大，政衰不以钱小，唯贵公私得所，政化无亏，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臣今请铸，以济交乏五铢之钱，任使并用，行之无损，国得其益。”诏将从之，事未就，会卒。
北齐神武霸政之初，犹用永安五铢。迁邺已後，百姓私钱，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古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之称。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以绢布。神武乃收境内之铜及钱，仍依旧文更铸，流之四境。未几之，渐复细薄，奸伪竞起。 武定六年，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秤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一百文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自馀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秤，悬於市门，私人所用之秤，皆准市秤以定轻重。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後听用。若入市之钱不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钅，并不听用。若辄以小薄杂钱入市，有人纠获，其钱悉入告者。其薄小之钱，若便禁断，恐人交乏绝，畿内五十日，外州百日为限。群官参议，咸以为时稍贵，请待有年。王从之而止。
文宣受东魏禅，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其钱甚贵而制造甚精。其钱未行，而私铸已兴，一二年，即有滥恶，虽杀戮不能止，乃令市增长铜价，由此利薄，私铸少止。至乾明、皇建之，往往私铸。邺中用钱有赤郭、青熟、细眉、赤生之异，河南所用有青薄铅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荆河等州，辈类各殊。武平以後，私铸转甚，或以生铁私铜，至於齐亡，卒不能禁。
後周之初，尚用魏钱。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汉书。西域传》：“宾国以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其止即漫也。乌弋山燕国之钱与宾国同，文为人头，幕为骑马，加金银释其仄。安息亦以银为钱，文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即更铸。大月氏亦同），而官不禁。建德三年，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大收商贾之利，与布泉钱并行。四年，又以边境之钱，人多盗铸，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五年，以布钱渐贱而人不用，遂废之。初私铸者绞，从者远配为户。齐平以後，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至宣帝大成元年，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千，与五行大布、五铢，凡三品并用。
隋文帝开皇元年，以天下钱货轻重不一，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後魏。食货志》云，齐文襄令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一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则一千钱重十二斤以上。而隋代五铢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当是大小秤之差耳）。是时，钱既杂出，百姓或私有铸。三年，诏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後得过；样不同者则坏以为铜，入官。诏行新钱以後，前代旧钱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及常平，所在勿用，以其贸易不止。四年，诏依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禄。然百姓习用既久，犹不能绝。五年，诏又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时，见用之钱，皆须和以锡钅。锡钅既贱，求利者多，私铸之钱，不可禁约。其年诏乃禁出锡钅之处，并不得私有采取。十年，诏晋王广听於扬州立五炉铸钱。其後奸猾稍多，渐磨炉钱郭取铜私铸，又杂以铅锡，递相仿效，钱遂轻薄。乃下恶钱之禁。京师及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样为准，不中样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诏汉王谅听於并州立五炉铸钱。又江南人钱少，晋王广又请於鄂州白山有铜矿处铸钱，於是诏听置十炉铸钱。又诏蜀王秀於益州立五炉铸钱。是时钱益滥恶，乃令有司检天下邸肆见钱，非官铸者皆毁之，其铜入官。而京师以恶钱贸易为吏所执有死者。数年之，私铸颇息。大业以後，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每千宜重二斤，後渐轻至一斤。或剪铁钅，裁衣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货贱物贵，以至於亡。
唐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每十钱重一两，计一千重六斤四两，得轻重大小之中。置钱监於洛、并、幽、益等诸州。赐秦王、齐王三炉，右仆射裴寂一炉以铸。盗铸者死，没其家属。
高祖初入关，民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八九万才满半斛。乃铸“开元通宝”，其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字含八分及篆、隶三体，其词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郑虔《会粹》云，询初进蜡样日，文德皇后掐一甲迹，故钱上有掐文。每两二十四铢，则一钱重二铢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也，则今钱为古秤之七铢以上，古五铢则加重二铢以上。 显庆五年，以盗铸恶钱多，官为市之，以一善钱售五恶钱。民藏恶钱，以待禁弛。
仪凤四年，以天下恶钱转多，令东都出远年糙米及粟於市粜，斗别纳恶钱百文。其恶钱令少府、司农相知，即令铸破；其厚重合斤两者，任将行用。
乾封元年，改铸“乾封泉宝”钱，径寸，重二铢六分，以一当旧钱之十。逾年而旧钱多废。明年，以商贾不通，米帛踊贵，复行“开通元宝”钱，天下皆铸之。然私钱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铸江中者。诏所在纳恶钱，而奸亦不息。仪凤中，濒江民多私铸钱为业，诏巡江官督捕，载铜、锡、钅过百斤者没官。四年，命东都粜米粟，别纳恶钱百文，少府、司农毁之。时铸多钱贱，米踊贵，乃诏少府铸，寻复旧。永淳元年，私铸者抵死，邻保从坐。
武后长安中，令悬样於市，令百姓依样用钱。俄而拣择艰难，交易留滞，乃令钱非穿穴及铁锡、铜液，皆得用之，熟铜、排斗、沙涩之钱皆售。自是盗铸蜂起，江淮尤甚，吏莫能捕。先天之际，两京钱益滥，郴、衡钱才有轮郭，铁锡五铢之属皆可用之，或锡模钱，须臾千百。
玄宗开元初，宰相宋请禁恶钱，行二铢四参钱，毁旧钱不可用者。江淮有官炉钱、偏炉钱、棱钱、时钱，遣监察御史萧隐之使江淮括恶钱。隐之严急烦扰，怨嗟盈路，坐贬官。又请粜十万斛收恶钱，少府毁之。
开元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敕：“布帛不可以尺寸为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贸有无。古之为钱，以通货币，顷虽官铸，所入无几，约工计本，劳费又多，公私之，给用不赡，永言其弊，岂无变通。往者汉文之时，已有放铸之令，虽见非於贾谊，亦无废於贤君。古往今来，时移事异，亦欲不禁私铸，其理如何？公卿百僚详议可否。”秘书监崔沔议曰：“夫国之有钱，时所通用。若许私铸，人必竞为，各徇所求。小如有利，渐忘本业，大计斯贫。是以贾生之陈七福，规於更汉令；太公之创九府，将以殷贫人。况依法则不成，违法乃有利。谨按《汉书》，文帝虽除盗铸钱令，而不得杂以铅铁为他巧者。然则虽私铸，不容奸钱。
钱不容奸，则铸者无利。铸者无利，则私铸自息。斯则除之与不除，为法正等。能谨於法而节其用，则令行而诈不起，事变而奸不生，斯所以称贤君也。今若听其私铸，严断恶钱，官必得人，人皆知禁，诫则汉政可侔，犹恐未若皇唐之旧也。
今若税铜折役，则官冶可成；计估度庸，则私钱无利。易而可久，简而难诬，谨守旧章，无越制度。且夫钱之为物，贵以通货，利不在多，何待私铸，然後足用也！”左监门录事参军刘秩议曰：“古者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管子曰：‘夫三币，握之则非有补於暖也，舍之则非有损於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之在君，夺之在君。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如父母，用此术也，是谓人主之权。今之钱，即古之下币也。陛下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贱则伤农，钱贱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出乎是，柰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不重禁不足以惩息。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人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莱不垦，又邻於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则益盗。昔汉文时，吴濞，诸侯也，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财侔王者。此皆铸钱所致也。必欲许其私铸，是与人利权而舍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钱重而伤本，工费而利寡，则臣愿言其失，以效愚计。夫钱重者，犹人日滋於前，而炉不加於旧。又公钱重，与铜之价颇等，故盗铸者破重钱以为轻钱。 禁宽则行，禁严则止，止则弃矣，此钱之所以少也。夫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之由，在於采用者众矣。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於人？则铜无所用，铜无所用，则铜益贱，铜贱则钱之用给矣。夫铜不布下，则盗铸者无因而铸，无因而铸，则公钱不破，公钱不破，则人不犯死刑，钱又日增，末复利矣。是一举而四美兼也。伏惟陛下熟察之。”其年十月六日，敕：“货币兼通，将以利用，而布帛为本，钱刀是末。贱本贵末，为弊则深，法教之，宜有变革。自今以後，所有庄宅、口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绵等，其馀市买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兼用，违者科罪。”二十六年，於宣、润等州置钱监。
时两京用钱稍善，米粟价益下。其後钱又渐恶，诏出钱所在置监，铸“开元通宝”钱，京师库藏皆满。天下盗铸益起，广陵、丹阳、宜城尤甚。京师权豪岁岁取之，舟车相属。江淮偏炉钱数十种，杂以铁锡，轻漫无复钱形。公铸者号官炉钱，以一当偏炉钱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铸者两京钱有鹅眼、古文、纟延环之别，每贯重三四斤，至翦铁而缗之。宰相李林甫请出绢布三百万匹，平估收钱，物价踊贵，诉者百万人。兵部侍郎杨国忠欲招权以市恩，扬鞭市门曰：“行当复之。”明日，诏复行旧钱。天宝十一载，又出钱三十万缗，易两市恶钱；出左藏库排斗钱，许民易之。国忠又言非铁锡、铜沙、穿穴、古文，皆得用之。是时增调农人铸钱，既非所习，皆不聊生。内作判官韦伦请厚价募工，繇由役用减而鼓铸多。天下炉九十九：绛州三十，扬、润、宣、鄂、蔚皆十，益、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役丁匠三十，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钅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费钱七百五十。天下岁铸三十二万七千缗。
肃宗乾元元年，户部侍郎第五琦以国用未足，币重货轻，乃请铸“乾元重宝”钱，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以一当十，与“开元通宝”参用。及琦为相，又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每缗重十二斤。与三品钱并行。法既屡易，物价腾踊，斗米至七千钱，死者满道。初，有“虚钱”，京师人人私铸，并小钱，坏钟、像，犯禁者愈众。郑叔清为京兆尹，数月榜死者八百馀人。上元元年，减重轮钱以一当三十，“开元”旧钱与乾元十当钱，皆以一当十，碾鬻受，得为实钱，虚钱交易皆用十当钱，由是钱有虚实之名。
史思明据东都，铸“得一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当“开元通宝”之百。
既而恶“得一”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宝”。 代宗即位，“乾元重宝”钱以一当二，重轮钱以一当三，凡三日而大小钱皆以一当一。自第五琦更铸，犯法者日数百，州县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後民乾元、重轮二钱铸为器，不复出矣。
当时议者以为：“自天宝至今九百馀万。《王制》：上农食九人，中农夫七人。以中农夫计之，为六千三百万人。少壮相均，人食米二升，日费米百二十六万斛，岁费四万五千三百六十万斛，而衣倍之，吉凶之礼再倍，馀三年之储以备水旱凶灾，当米十三万六千八十万斛，以贵贱丰俭相当，则米之直与钱均也。田以高下肥瘠丰耗为率，一顷出米五十馀斛，当田二千七百二十一万六千顷。而钱亦岁毁於棺瓶埋藏焚溺，其铜贵钱贱，有铸以为器者，不出十年，钱几尽，不足以周当世之用。”诸道盐铁转运使刘晏以江、岭诸州，任土所出，皆重粗贱弱之货，输京师不足以供道路之直。於是积之江淮，易铜铅薪炭，广铸钱，每岁得十馀万缗，输京师及荆、扬二州，自是钱日增矣。
建中元年九月，户部侍郎韩洄上言：“江淮钱监，岁共铸钱四万五千贯，输於京师，度工用转送之费，每贯计钱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红崖冶出铜益多，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增工凿山以取铜，兴洛源故监，置十炉铸之，岁计出钱七万二千贯，度用工转送之费，贯计钱九百，则浮本矣。其江淮七监请皆停罢。”从之。
二年八月，诸道盐铁使包佶奏：“江淮百姓近日市肆交易钱，交下粗恶，拣择纳官者三分才有二分，馀并铅锡铜荡，不敷斤两，致使绢价腾贵，恶钱渐多。
访闻诸州山野地窖，皆有私钱，转相货易，奸宄渐深。今後委本道观察使明立赏罚，切加禁断。”
贞元九年正月，张滂奏：“诸州府公私诸色铸造铜器杂物等。伏以国家钱少，损失多门。兴贩之徒，潜将销钱一千为铜六斤，造写器物，则斤直六百馀。有利既厚，销铸遂多，江淮之，钱实减耗。伏请准从前敕文，除铸镜外，一切禁断。”
十年六月，敕：“今後天下铸造、买卖铜器，并不须禁止，其器物约每斤价直不得过一百六十文。委所在长吏及巡院同勾当访察，如有销钱为铜者，以盗铸钱罪论。” 十四年十二月，盐铁使李若初奏：“诸道州府多以近日泉货数少，缯帛价轻，禁止见钱不令出界，致使课利有缺，商贾不通。请指挥见钱任其往来，勿使禁止。”从之。
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路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京兆尹裴武请禁与商贾飞钱者，搜索诸坊，十人为保。盐铁使李巽以郴州平阳铜坑二百八十馀，复置桂阳监，以两炉日铸钱二十万。天下岁铸钱十三万五千缗。命商贾蓄钱者，皆出以市货，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唯银无益於人，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官吏论罪。
元和四年，京师用钱缗少二十及有铅锡钱者，捕之；非交易而钱行衢路者，不问。复诏采五岭银坑，禁钱出岭。六年，货易钱十缗以上者，参用布帛。蔚州三河冶距飞狐故监二十里而近，河东节度使王锷置炉，疏拒马河水铸钱，工费尤省，以刺史李听为使，以五炉铸，每炉月铸钱三十万。自是河东锡钱皆废。自京师禁飞钱，家有滞藏，物价顿轻。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於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缗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
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然钱重币轻如故。宪宗为之出内库钱五十万缗市布帛，每匹加旧估十之一。会吴元济、王承宗连衡拒命，以七道兵讨之，经费屈竭。皇甫建议，内外用钱每缗垫二十外，复抽五十送度支以赡军。
十二年敕：“自今文武官僚，不问品秩高下，并公郡县主、中使，下至士庶、商旅、寺观、坊市，所有私贮见钱，并不得过五千贯。如有过此，许从敕出後，限一月市别物收贮。如限内未了，更请限亦不得过两月。限满违犯者，白身人处死；有官人等闻奏科贬，其贮钱纳官，五分取一充赏。”时京师里区肆所积，多方镇钱，如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於是竞买地屋以变其钱，而高赀大价多依倚左右军官钱为名，府县不能究治，竟不行。
先是，三年，诏：“应天下商贾先蓄见钱者，委所在长吏，令收市货物，官中不得辄有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货易，以求便利。周岁之後，此法遍行，朕当别立新规，设蓄钱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许其方员，意在他时行法不贷。”
按：後之为国者，不能制民之产，以均贫富，而徒欲设法，以限豪强兼并之徒。限民名田，犹云可也；限民蓄钱，不亦甚乎！然买田者志於吞并，故必须上之人立法以限其顷亩；蓄钱者志於流通，初不烦上之人立法以教其懋迁也。今以钱重物轻之故，立蓄钱之限，然钱重物轻，正藏钅强逐利者之所乐闻也。人弃我取，谁无是心？正不必设法禁以驱之，徒开告讦之门而重为烦扰耳。
穆宗即位，京师鬻卖金银十两亦垫一两，籴米盐百钱垫七八。京兆尹柳公绰以严法禁止之。寻以所在用钱垫陌不一，诏从俗所宜，内外给用，每缗垫八十。
宝历初，河南尹王起请销钱为佛像者以盗铸钱论。
太和三年，诏佛像以铅、锡、土、木为之，饰带以金银、石、乌油、蓝铁，唯鉴、磬、钉、、钮得用铜，馀皆禁之，盗铸者死。是时峻盐铁钱之禁，告千钱者赏以五千。
四年，诏积钱以七千缗为率，十万缗者期以一年出之，二十万以二年。凡交易百缗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扬州、江陵府以都会之剧，约束如京师。
未几皆罢。 八年，河东锡钱复起，盐铁使王涯置飞狐铸钱院於蔚州，天下岁铸钱不及十万缗。文宗病币轻钱重，诏方镇纵钱交易。时虽禁铜为器，而江淮、岭南列肆鬻之，铸千钱为器，售利数倍。宰相李请加炉铸钱，於是禁铜器，官一切为市之。天下铜坑五十，岁采铜二十六万六千斤。及武宗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彦请以铜像、钟、磬、炉、铎皆归巡院，州县铜亦多矣。盐铁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铸，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交易禁用旧钱。会宣宗即位，尽由会昌之政，新钱以字可辩，复铸为像。昭宗末，京师用钱八百五十为贯，每百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为百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