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田赋考一
○历代田赋之制
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使禹平水土，别九州。冀州：厥土白壤（无块曰壤），厥田惟中中（田第五），厥赋上上错（赋第一。错，谓杂出第二之赋）。兖州：
厥土黑坟（色黑而坟起），厥田惟中下（第六），厥赋贞（贞，正也。州第九，赋正与九相当），作十有三载乃同（治水十三年乃有赋法，与他州同）。青州：
厥土白坟，厥田惟上下（第三），厥赋中上（第四）。徐州：厥土赤埴坟（土黏曰埴），厥田惟上中（第二），厥赋中中（第五）。扬州：厥土惟涂泥（地泉湿），厥田惟下下（第九），厥赋下上上错（第七，杂出第六）。荆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第八），厥赋上下（第三）。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坟垆（高者壤，下者垆。垆，疏也），厥田惟中上（第四），厥赋错上中（第二，杂出第一）。
梁州：厥土青黎（色青黑，沃壤也），厥田惟下上（第七），厥赋下中三错（第八，杂出第七、第九三等）。雍州：厥土黄壤，厥田上上（第一），厥赋中下（第六）。九州之地，定垦者九百一十万八千二十顷。
孔氏曰：“田下而赋上者，人功修也。田上而赋下者，人功少也。”
三山林氏曰：“三代取於民之法不同，而皆不出什一之数。既不出什一之数，而乃有九等之差者，盖九州地有广狭，民有多寡，其赋税所入之总数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准之。计其所入之总数，而多寡比较，有此九等。冀州之赋比九州为最多，故为上上。兖州之赋比九州为最少，故为下下。其馀七州皆然。非取於民之时有此九等之轻重也。”
五百里甸服（为天子服理田）：百里赋，纳总（禾本全曰总）。二百里，纳钅至（刈禾曰钅至）。三百里，纳秸，服（半槁去皮曰秸。服，事也。纳总、钅至、秸之外，又使之服输将之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量其地之远近，而为纳赋之轻重精粗）。 唐、虞法制简略，不可得而详，其见於《书》者如此。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
朱子《集注》曰：夏时一夫受田五十亩，而每夫计其五亩之入以为贡。商人始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亩之地画为九区，区七十亩，中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区，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
周文王在岐（今扶风郡岐山县），用平土之法以为治人之道。地著为本（地著谓安土），故建司马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故邱有戎马一匹，牛三头；甸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万井，戎马四百匹，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谓之千乘之国。天子之畿内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戎卒七十万人，故曰万乘之主。
按：孟子言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即司马法也。然自卿大夫采地推而至於诸侯、天子者，恐是商之末造，法制隳弛，故文王因而修明之，非谓在岐之时，自立千里之畿，提封百万之井，奄有万乘之兵车也。
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朱子《集注》曰：“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其实皆什一也。贡法固以十分之一为常数，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则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通私田百亩为十一分，取其一，盖又轻於什一矣。窃料商制亦当似此，而以十四亩为庐舍，一夫实耕公田七亩，是亦什一也。”
《遂人》：凡治野，夫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於畿（十夫二邻之田，百夫一ガ之田，千夫二鄙之田，万夫四县之田。遂、沟、洫、浍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广深各二尺，沟倍之，洫倍沟，浍广二寻、深二仞。径、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车徒於国都也。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容二轨，路容三轨。万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每图之，则遂从沟横，洫从浍横，九浍而川周其外焉。去山林、陵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馀如此，以至於畿，则中虽有都鄙，遂人尽主其地。）
右郑注，以为此乡、遂用沟洫之法也，用之近郊乡、遂。
《匠人》：为沟洫（主通利田之水道），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巛。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古者耜一金，两人并发之。其陇中曰巛，巛上曰伐，伐之言发也。巛，畎也。今之耜岐头两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之所佃，百亩方百步也。遂者夫小沟，遂上亦有径）。九夫为井，井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於川（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异於乡、遂及公邑。三夫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赋税，共治沟也。方十里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税，缘边一里治洫。方百里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税，缘边十里治浍）。
右郑注，以为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县都。
陈及之曰：“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内外之异哉？《遂人》言‘十夫有沟’，以一直度之也。凡十夫之田之首，必有一沟以泻水。以方度之，则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夫，其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则方一里之内凡四沟矣。
两旁各一沟，中二沟。《遂人》云‘百夫有洫’，是百夫之地相连属，而同以一洫泻水。以方度之，则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其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则方十里之内凡四洫矣。两旁各一洫，中二洫，至於浍亦然。若川则非人力所能为，故《匠人》不为川，而云两山之必有川焉。《遂人》‘万夫有川’，亦大约言之耳。大概川水泻於沟，沟水泻於洫，洫水泻於浍，浍水泻於川，其纵横因地势之便利，《遂人》《匠人》以大意言之。《遂人》以长言之，故曰以达於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又曰：“《遂人》所言者，积数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积数则计其所有者言之，方法则积其所围之内名之，其实一制也。”）
朱子《语录》曰：“沟洫以十为数，井田以九为数，决不可合。近世诸儒论田制，乃欲混井田、沟洫为一，则不可行。郑氏注分作两项，是。”
永嘉陈氏曰：“乡、遂用贡法，《遂人》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是也。按《遂人》云‘百夫有洫’，‘十夫有沟’，即不见得包沟、洫在内。若是在内，当云百夫、十夫之矣。《匠人》沟洫在内，故以言。方十里者，以开方法计之，为九百夫。方百里者，以开方法计之，为万夫。《遂人》、《匠人》两处各是一法。朱子总其说，谓贡法十夫有沟，助法八家同井，其言简而尽矣，但不知其必分二法者何故。窃意乡、遂之地，在近郊远郊之，六军之所从出，必是平原旷野。可画为万夫之田，有沟有洫，又有途路，方圆可以如图。盖万夫之地所占不多，以井田一同法约之，止有九分之一。故以径法摊算，逐一见其子数。若都、鄙之地谓之甸、稍、县、都，乃公卿大夫之采地，包山林陵麓在内，难用沟洫法整齐分画，故逐处画为井田，虽有沟、洫不能如图，故但言在其。
其地绵亘一同之地为万夫者九，故以径法纽算，但止言其母数。”
按：自孟子有“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之说，其後郑康成注《周礼》，以为周家之制，乡、遂用贡法，《遂人》所谓“十夫有沟”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所谓“九夫为井”是也。自是两法。晦庵以为《遂人》以十为数，《匠人》以九为数，决不可合，以郑氏分注作两项为是，而近世诸儒合为一法为非。
然愚尝考之：孟子所谓“野九一”者乃授田之制，“国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
盖助有公田，故其数必拘於九，八居四旁为私，而一居其中为公，是为九夫，多与少皆不可行。若贡则无公田，孟子之什一，特言其取之之数。《遂人》之十夫，特姑举成数以言之耳。若九夫自有九夫之贡法，十一夫自有十一夫之贡法，初不必拘以十数而後可行贡法也。今徒见《匠人》有九夫为井之文，而谓《遂人》所谓十夫有沟者亦是以十为数，则似太拘。盖自遂而达於沟，自沟而达於洫，自洫而达於浍，自浍而达於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助法之地，必须以平地之田分画作九夫，中为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环之，列如井字，整如局，所谓沟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为之疆界。行贡法之地，则无问高原下隰，截长补短，每夫授之百亩，所谓沟洫者，不过随地之高下，而为之蓄泄。此二法之所以异也。
是以《匠人》言遂必曰二尺，言沟必曰四尺，言洫必曰八尺，言浍必曰二寻，盖以平原旷野之地，画九夫之田以为井，各自其九以至於同，其所谓遂、沟、洫、浍者，隘则不足以蓄水，而广则又至於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不可逾也。若《遂人》止言夫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盖是山谷薮泽之，随地为田，横斜广狭皆可垦辟，故沟洫亦不言其尺寸。所谓“夫有遂，遂上有径”，以至“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云者，姑约略言之，大意谓路之下即为水沟，水沟之下即为田耳。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其沟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订义》所载永嘉陈氏谓《遂人》十夫有沟，是以直度之，《匠人》九夫为井，是以方言之。又谓《遂人》所言者积数，《匠人》所言者方法，想亦有此意，但其说欠详明耳。然乡、遂附郭之地，必是平衍沃饶，可以分画，宜行助法，而反行贡法；都、鄙野外之地，必是有山谷之险峻，溪涧之阻隔，难以分画，宜行贡法，而反行助法。何也？盖助法九取其一，似重於贡，然地有肥硗，岁有丰凶，民不过任其耕耨之事，而所输尽公田之粟，则所取虽多，而民无预。
贡法十取其一，似轻於助，然立为一定之规，以乐岁之数而必欲取盈於凶歉之年，至称贷而益之，则所取虽寡，而民己病矣。此龙子所以言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贡也。乡、遂迫近王城，丰凶易察，故可行贡法；都、鄙僻在遐方，情伪难知，故止行助法。此又先王之微意也。然乡、遂之地少，都、鄙之地多，则行贡法之地必少，而行助法之地必多，至鲁宣公始税亩，杜氏注以为公无恩信於民，民不肯尽力於公田，故履践案行，择其善亩好者税取之。盖是时公田所收必是不给於用，而为此横敛。孟子曰：“《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则是孟子之时，助法之废己久，尽胥而为贡法矣。
孟子特因《诗》中两语，而想像成周之助法耳。自助法尽废，胥而为贡法，於是民所耕者私田，所输者公租。田之丰歉靡常，而赋之额数己定。限以十一，民犹病之，况过取於十一之外乎！”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不易之地，岁种之地美，故家百亩。
一易之地，休一岁乃复种，地薄，故家二百亩。再易之地，休二岁乃复种，故家三百亩。）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亩，田百亩，莱五十亩，馀夫亦如之。中地，夫一亩，田百亩，莱百亩，馀夫亦如之。下地，夫一亩，田百亩，莱二百亩，馀夫亦如之（莱，谓休不耕者。廛，居也。扬子有田一廛，谓百亩之居。孟子所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者是也）。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则授之以上地，所养者众也。男女五人以下，则授之下地，所养者寡也。有夫有妇，然後为家可任矣。见《力役门》）。
《王制》：制农田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孟子答北宫同。朱子《集注》一夫一妇锄田百亩，加之以粪，粪多而力勤者为上农，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齐，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禄不同，亦有此五等也。《王制》“粪”作“分”。注疏引《周礼。小司徒》“上地家七人”解此段。
按《小司徒》言上地、中地、下地，以田之肥瘠言之。《王制》言上农、次农、下农，以人之勤怠言之，当如《集注》云）。
右按周家授田之制，但如《大司徒》、《遂人》之说，则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说，则口众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王制》、《孟子》之说，则一夫定以百亩为率，而良农食多，惰农食少。三者不同。
西汉《食货志》：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爰，於也。更，谓三岁即改与别家佃，以均厚薄）。农民户人己受田，其家众男为馀夫，亦以口授田如比（比同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当农夫一人（口二十亩），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淳，尽也。泽卤之田不生），各以肥硗多少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勉强劝之以集事）。
按：此言受田之法，与《大司徒》、《遂人》所言略同，但言馀夫受田如此。
孟子言馀夫二十五亩。《集注》：年十六别受田二十五亩，俟其壮有室，然後更受百亩之田。则此二十五亩者，十六以後、十九以前所受也。 《载师》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职，而待其政令（任士者，任其力势所能生育，且以制贡赋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农、牧、衡、虞使职之）。以廛里任国中之地，以场圃任园地，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县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廛里，若今邑居里。廛，民居之区域也。
里，居也。圃，树果之属。宅田，致仕之家所受田。士田，圭田也。贾田，在市贾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之田也。赏田，赏赐之田。公邑，谓六遂馀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五百里三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实不方平如图，受田邑者远近不得尽如制，其所生育赋贡取正於是耳）。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征，税也。国宅，凡官所有宫室，吏所治者也）。
郑氏曰：“周税轻近而重远，近者多役也。园、廛亦轻轻者，廛无，园少利也。” 山斋易氏曰：“孟子之说，十一之法通乎三代，今考《载师》所言任地，则不止十一而已，毋乃非周人之彻法欤！郑氏惑焉，盖误认《载师》为任民之法，而不知其为任地之法也。尝考《载师》之职，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故曰近郊十一；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故曰远郊二十而三；若公邑之田，则六遂之馀地，家稍小都大都之田，则三等之采地，故曰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是六者皆以田赋之十一者取於民，又以其一分为十分，各酌其轻重而以其十一、十二、二十而三者输之於天子，此皆任地之赋也。知任地之法异乎任民之法，则成周十一之彻法可考矣。”
《载师》：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不毛，不树桑麻。布，帛也。宅不毛者，罚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空田者，罚以一屋三家之税。民无职事者，出夫税，百亩之税；家税，出士徒车辇，给徭役。赵商问田不耕罚宜重，乃止三夫之税粟，宅不毛罚宜轻，乃以二十五家之布，未达轻重之差，郑答语亦不明）。
《闾师》：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无椁，不蚕者不帛；不绩者不衰。
按：周家立此法，以警游惰之民。所谓里布、屋粟、夫家之征，盖倍蓰而取，以困之也。所谓无牲、无盛、无椁、不帛、不衰，盖禁其合用以辱之也。其为示罚一也。然所罚之里布、屋粟，国用曷常仰给於此？郑氏注谓以共吉凶二服及丧器，误矣。至孟子言廛无夫里之布，则知战国时以成周所以罚游惰者为经常之征敛矣。是无罪而受罚也，可乎？甚至王介甫遂欲举此例以役坊郭之民。夫古人五亩之宅与田皆受之於官，是以不毛者罚之，後世官何尝以宅地场圃给民，而欲举此比乎？
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宣公无恩信於民，民不肯尽力於公田，履践案行择其善亩好者税取之）。
《左氏传》曰：“非礼也，出不过藉（谓公田借民力耕之，税不过此），以丰财也。” 《公羊传》曰：“讥始履亩而税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
《梁传》曰：“私田稼不善则非吏（非，责也。吏，田也。言吏急民，使不得营私田），公田稼不善则非民（民勤私也）。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己悉矣（悉谓尽其力）。” 鲁成公元年，作邱甲（《周礼》：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邱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邱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赋，今鲁使邱出之，讥重敛）。
《左氏传》曰：“为齐难故。”
鲁哀公十二年，用田赋（杜预注《左传》：“邱赋之法，因其田财，通出马一匹、牛三头，今欲别其田及家财，各自为赋，故名田赋。”何休注《公羊传》：
“田谓一井之田，赋者敛取其财也。言用田赋者，若今汉家敛民钱以田为率矣。
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赋之。《礼》：税民，公田不过什一；军赋，十井不过一乘。哀公外慕强兵，空尽国储，故复用田赋过什一”）。
《左传》：“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而私於冉有曰：
‘君子之行也度於礼，施取於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邱亦足矣（邱，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是赋之常法）。若不度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不听。”
《国语》：“仲尼不对，而私於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近；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於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徵之，无则己（言无军旅则不征鳏、寡、孤、疾之赋）。其岁收，田一井出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此有军旅之岁所征。缶庾也，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十曰，六百四十斛）。
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 按：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甸六十四井，成公以甸赋取之於邱，已是四倍於先王之时。今详夫子答语，如《左传》所载，似是以井赋取之於邱（田乃一井之田，注见上），则又十六倍於成公之时，未应如是其酷。如《国语》所载，是以军旅之赋施之平时，则只是每井加赋，而未必尽及一邱之数。此杜、何二公所注，所以有别赋家财及引汉敛民钱为喻之说也。
哀公问於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对曰：“盍彻乎？”公曰：
“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二，谓己收公田之租，又履私田之亩，十取其一）？”公又问於孔子，孔子曰：“薄赋敛，则人富。”公曰：“若是，寡人贫矣。”对曰：“岂弟君子，人之父母。未见子富而父贫也。”
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禄不平。是故暴君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馀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朱子《集注》曰：“经界谓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则田无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故井地不均；赋无定法，而贪暴得以多取，故禄不平。野，郊外都、鄙之地。九一而助，为公田而行助法也。国中，郊门之内，乡、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为沟洫，使什而自赋其一，盖用贡法也。周所谓彻法盖如此。当战国时，非惟助法不行，其贡亦不止什一矣。圭田，世禄常制之外又有此田，以奉祭祀，所以厚君子。不言世禄，滕已行之，但此未备。馀夫年十六授此田，在百亩之外，所以厚野人。‘方里而井’以下，乃周之助法。上言野及国中二法，此独详於治野者，国中贡法当时已行，但取之过於什一耳。”
魏文侯时，租赋增倍於常，或有贺者，文侯曰：“今户口不加而租赋岁倍，此由课多也。譬如彼治冶，令大则薄，令小则厚，治人亦如之。夫贪其赋税不爱人，是虞人反裘而负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尽而毛无所傅。”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三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臣瓒曰：“当言三斗，谓治田勤则亩加三斗也”），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馀见《平粜门》）。
秦孝公十二年，初为赋（纳商鞅说，开阡陌，制贡赋之法）。
杜氏《通典》曰：“秦孝公用商鞅。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於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於内；而使秦人应敌於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国富兵强，天下无敌。”
吴氏曰：“井田受之於公，毋得粥卖，故《王制》曰：‘田里不粥’。秦开阡陌，遂得卖买。又战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隶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起。
民田多者以千亩为畔，无复限制矣。”
朱子《开阡陌辩》曰：“《汉志》言秦废井田，开阡陌。说者之意，皆以开为开置之开，言秦废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旷者，宜修阡陌；户繁乡狭者，则复井田。’盖亦以阡陌为秦制，井田为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实也。按阡陌者，旧说以为田之道，盖因田之︹畔，制其广狭，辨其纵横，以通人物之往来，即《周礼》所谓遂上之径、沟上之畛、洫上之涂、浍上之道也。
然《风俗通》云：‘南北曰阡，东西曰陌。’又云：‘河南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二说不同。今以《遂人》田亩、夫家之数考之，则当以後说为正。盖陌之为言百也，遂洫从，而径涂亦从，则遂百亩，洫百夫，而径涂为陌矣；阡之为言千也，沟浍横，而畛道亦横，则沟间千亩，浍间千夫，而畛道为阡矣。
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万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与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沟、洫、浍亦皆四周，则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横从而得之也。然遂广二尺，沟四尺，洫八尺，浍二寻，则丈有六尺矣。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二轨，路三轨，则几二丈矣。此其水陆占地不得为田者颇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虚弃之也，所以正经界，止侵争，时蓄泄，备水旱，为永久之计，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见田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亩，则病其人力之不尽；但见阡陌之占地太广，而不得为田者多，则病其地利之有遗。又当世衰法坏之时，则其归授之际，必不免有烦扰欺隐之奸，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阴据以自私，而税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奋然不顾，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遗，以尽地利；使民有田即为永业，而不复归授，以绝烦扰欺隐之奸；使地皆为田，而田皆出税，以核阴据自私之幸。此其为计，正与杨炎疾浮户之弊，而遂破租庸以为两税，盖一时之害虽除，而千古圣贤传授精微之意於此尽矣。故《秦纪》、《鞅传》皆云：‘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蔡泽亦曰：‘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详味其言，则所谓开者，乃破坏削之意，而非创置建立之名；所谓阡陌，乃三代井田之旧，而非秦之所制矣。 所谓‘赋税平’者，以无欺隐窃据之奸也；所谓‘静生民之业’者，以无归授取予之烦也。以是数者合而证之，其理可见，而蔡泽之言尤为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之道有经有纬，不得无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则随地为田，随田为路，尖斜屈曲无所不可，又何必取其东西南北之正以为阡陌，而後可以通往来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见其说之无疑者。或乃以汉世独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开亦其旷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当冲要，而便於往来，则亦岂得而尽废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复使如先王之旧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连阡陌，而请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坏由於阡陌，此亦非也。盖曰富者一家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谓商贾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盖当是时去古未远，此名尚在，而遗迹犹有可考者，顾一时君臣乃不能推寻讲究而修复之耳，岂不可惜也哉！”
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
《通典》曰：“夏之贡，殷之助，周之彻，皆十而取一，盖因地而税。秦则不然，舍地而税人，故地数未盈，其税必备。是以贫者避赋役而逃逸，富者务兼并而自若。加以内兴工作，外攘夷狄，收大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赡其欲也。二世承之不变，海内溃叛。” 按：秦坏井田之後，任民所耕，不计多少，已无所稽考，以为赋敛之厚薄。
其後遂舍地而税人，则其缪尤甚矣。是年，始令黔首自实田以定赋，《通典》所言，其是年以前所行欤？
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言贫人无田，而耕垦豪富家之田，十分之中以五输田主也）。汉兴，循而未改。汉兴，天下既定，高祖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於民。 惠帝即位，减田租，复十五税一（汉初十五税一，中废，今复之也）。
文帝十二年，诏赐天下民租之半。 晁错说上曰：“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蓄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水旱，而蓄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馀力，生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不能禁也。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四时之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於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方今之道，欲民务农，在於贵粟；贵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为赏罚。
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除罪。如此，则富人有爵，农民有财，粟有所渫。
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馀者也。取有馀以供君上，则贫民之赋可损。”上从其言，令民入粟边拜爵各有差。错复言边食足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上从之，诏赐民田租之半。
十三年，除民之田租。
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无以异也，其於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致堂胡氏曰：“汉志文帝时，封国渐众，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矣。
又与匈奴和亲，岁致金缯；复数为边患，天子亲将出击；复因河决，有筑塞劳费，大司农财用宜不致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赐民岁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则何以足用乎？盖文帝恭俭，百金之费亦不苟用，宫阃是效，流传国都，莫有奢侈之习，如之何不富？其财盖不可胜用矣。然後知导谀逢恶者，纳君於荒淫，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至於财竭，下畔而上亡，其罪可胜诛哉！”
按：文帝时，贾谊、晁错皆以积贮未备为可痛惜，说帝募民入粟拜爵。曾未几而边食可支五岁，郡县可支一岁，遂能尽蠲田之税租者，盖当时务末者多，农贱贾贵，一以爵诱之，则尽驱而之南亩。所谓为之者众则财常足，虽帝恭俭所致，亦劝励之有方也。
景帝元年，诏曰：“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狭，无所农桑系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 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
先公曰：“文帝除民田租税，後十三年至景帝二年，始令民再出田租，三十而税一。文帝恭俭节用，而民租不收者至十馀年，此岂後世可及！” 武帝元狩元年，遣谒者劝种宿麦。
董仲舒说上曰：“《春秋》他不书，至於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於五最重麦禾。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
愿陛下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毋令後时。”上从之。 仲舒又说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名田，占田也。名为立限，不使富者过制，则贫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
元鼎六年，上曰：“左右内史地，名山川源甚众（内史地，谓京兆、扶风），细民未知其利。今内史稻田租挈重（挈，苦计反，收田租之约令也），不与郡同（郡，谓四方诸郡），其议减。令吏民勉尽地利，平繇行水勿失其时。”
元封四年，祠后土，赐二县及杨氏无出今年租赋。 五年，修封禅，所幸县无出今年租赋。
天汉三年，修封泰山，行所过无出田租。
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於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田一亩三巛（巛，垄也，或作“畎”）岁代处，故曰代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巛田，以二耜为耦（并两耜而耕），广尺深尺曰巛，长终亩。一亩三巛，一夫三百巛，而播种於巛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ㄨ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耘或耔，黍稷嶷嶷。”耘，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能作“耐”），故嶷嶷而盛也。
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九夫为井，三夫为屋，夫百亩，於古为十二顷。古百步为亩，汉时二百四十步为亩。古千二百亩则得今五顷也），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缦田，谓不巛者。音莫反），善者倍之（善为巛者，又过缦田一斛以上）。
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太常主诸陵，有民，故亦课田种），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
民或苦少牛，无以趋泽（趋，读曰趣，及也。泽，雨之润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光，史失其姓），教民相与佣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二亩，以故田多垦辟。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ヂ（而缘反）地（离宫，别处之宫，非天子所常居也，ヂ，馀也。宫ヂ地，谓外垣之内，内垣之外。守离宫卒闲而无事，因令於ヂ地为田），课得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辅公田（令离宫卒教其家田公田也），又教边郡及居延城（居延，张掖县）。是後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多。至孝昭时，流民稍还，田野垦辟，颇有蓄积。
石林叶氏曰：“世多言耕用牛始汉赵过，以为《易》‘服牛乘马，引重致远’，牛马之用盖同，初不以耕也。故华山、桃林之事，武王以休兵并言，而《周官》，凡农政无有及牛者。此理未必然。孔子弟子冉伯牛、司马牛皆名‘耕’，若非用於耕，则何取於牛乎？《汉书。赵过传》但云：‘亩五顷用耦耕，二牛三人。其後民或苦少牛，平都令光乃教过以人挽犁。’由是言之，盖古耕而不犁，後世变为犁法。耦用人，犁用牛，过特为之增损其数耳，非用牛自过始也。耦与犁皆耕事，故通言之。孔子言‘犁牛之子も且角’，则孔子时固己用犁，此二氏所以为字也。”
昭帝始元元年，诏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始元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武帝时，赋敛烦多，律外而取之，今始复旧。） 元凤二年，令三辅、太常、郡得以菽粟当赋（谓听以菽粟当钱物也）。
宣帝本始元年，凤凰集胶东千乘，赦天下租税勿收。 三年，诏郡国伤旱甚者，民毋出租赋。
四年，诏被地震伤坏甚者，勿收租赋。
元康二年，诏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神爵元年，上行幸甘泉、河东，行所过毋出田租。
甘露二年，凤凰集新蔡，毋出今年租。
元帝初元元年，令郡国被灾害甚者，毋出租赋。
二年，郡国被地动灾甚者，毋出租赋。
永光元年，幸甘泉，所过毋出租赋。
成帝建始元年，郡国被灾什四以上，毋收田租。 鸿嘉四年，郡国被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三万，勿收租赋。
孝成帝时，张禹占郑、白之渠四百馀顷，他人兼并者类此，而人弥困。孝哀即位，师丹建言：“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周、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赀数钜万，而贫弱逾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所以可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後，遂寝不行。
哀帝即位，令水所伤县邑，及他国郡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十万，皆无出今年租赋。
平帝元始二年，天下民赀不满二万，及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收租税。
汉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提封者，大举其封疆也），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陵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汉极盛矣（据元始二年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每户合得田六十七亩百四十六步有奇）。
王莽篡位，下令曰：“古者设井田，则国给人富，而颂声作。秦为无道，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所收。假，如贫人赁富人之田。劫者，富人劫夺其税，欺凌之也），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俱陷於辜，刑用不错。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过八，而田满一井者，分馀田与九族、乡党。”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然，陷刑者众。後三岁，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然刑罚深刻，他政讠孛乱，用度不足，数赋横敛，民愈贫困。 荀悦论曰：“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氏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大半。官家之惠，优於三代；豪强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强也。文帝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足以资豪强也。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众之时，田广人寡，苟为可也。然欲废之於寡，立之於众，土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由是观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兴之後，人众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占田，为之立限，人得耕种，不得卖买，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不亦善乎！
老泉苏氏曰：“周之时用井田。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
耕者之田资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於其，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穷饿而无告。夫使耕者至於穷饿，而不耕不获者坐而食富强之利，犹且不可，而况富强之民输租於县官，而不免於怨叹嗟愤！何则？彼以其半而供县官之税，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上之税也。周之什一，以其全力而供什一之税也。使其半供什一之税，犹用十二之税然也。况今之税，又非特止於什一而已，则宜乎其怨叹嗟愤之不免也。噫！
贫民耕而不免於饥，富民坐而饱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废井田井田。复，则贫民有田以耕，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无饥；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县官之税，又可以无怨。是以天下之士争言复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则富民不服，此必生乱。
如乘大乱之後，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高祖之灭秦，光武之承汉，可为而不为，以是为恨。’吾又以为不然。今虽使富民奉其田而归诸公，乞为井田，其势亦不可得。何则？井田之制，九夫为井，井有沟；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为一成；成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为一同；同间有浍，其地万井而方百里。
百里之，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既为井田，又必兼备沟洫。沟洫之制，夫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万夫之地，盖三十二里有半，而其为川、为路者一，为浍、为道者九，为洫、为涂者百，为沟、为畛者千，为遂、为径者万。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涧谷、夷邱陵、破坟墓、坏庐舍、徙城郭、易疆陇不可为也。纵使尽能得平原旷野，而遂规画於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专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尽为井田，尽为沟洫，己而又为民作屋庐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己朽矣。古者井田之兴，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井田之法起於黄帝，事见《乡党门》）！非唐、虞之世，则周之世无以成井田。唐、虞启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备。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来者渐矣。夫井田虽不可为，而其实便於今。今诚有能为近井田者而用之，则亦可以苏民矣乎！闻之董生曰：‘井田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名田之说盖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惧民不肯损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为变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毋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入官。’夫三十顷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纵不能尽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过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坏其业，非人情，难用。吾欲少为之限而不夺其田，尝已过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过吾限耳。要之数世，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於贫，而彼尝己过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孙出而分之，己无几矣。如此，则富民所占者少，而馀地多，则贫民易取以为业，不为人所役属，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乐输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惊民，不动众，不用井田之制，而获井田之利，虽周之井田，何以远过於此哉！” 水心叶氏进卷曰：“今之言爱民者，臣知其说矣。俗吏见近事，儒者好远谋。
故小者欲抑夺兼并之家，以宽细民，而大者则欲复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
夫抑兼并之术，吏之强敏，有必行之於州县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士方且相与按图而画之，转以相授，而自嫌其迂，未敢有以告於上者，虽告亦莫之听也。夫二说者，其为论虽可通，而皆非有益於当世。为治之道，终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尽在官，则不可以为井，而臣以为虽得天下之田尽在官，文、武、周公复出而治天下，亦不必为井。何者？其为法琐细烦密，非今天下之所能为。昔者，自黄帝至於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国之地，是以尺寸步亩可历见於乡遂之中，而置官帅，役民夫，正疆界，治沟洫，终岁辛苦以井田为事；而诸侯亦各自治其国，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颁於天下。然江、汉以南，潍、淄以东，其不能为者不强使也。今天下为一国，虽有郡县吏，皆总於上，率二三岁一代，其大吏有不能一岁半岁而代去者，是将使谁为之乎？就使为之，非少假十数岁不能定也。此十数岁之内，天下将不暇耕乎？井田之制虽先废於商鞅，而後诸侯封建绝，然封建既绝，井田虽在亦不可独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畎、遂、沟、洫，环田而为之，田而疏之，要以为人力备尽，望之而可观，而得粟之多寡，则无异於後世。且大陂长堰因山为源，锺固流潦视时决之，法简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後世之治无愧於三代，则为田之利，使民自养於中，亦独何异於古！故後世之所以为不如三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无贫民耳，不在於田之必为井、不为井也。夫已远者不追，已废者难因。今故堰遗陂在百年之外，潴防众流，即之渺然，イ漫千顷者，如其湮淤绝灭尚不可求，而况井田，远在数千载之上，今其阡陌连亘，墟聚迁改，盖欲求商鞅之所变且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时，井田虽不治，而其大略具在，勤勤以经界为意，叹息先王之良法废坏於暴君汗吏之手。後之儒者乃欲以耳目之所不闻不见之遗言，顾从而效之，亦咨嗟叹息以为不可废，岂不难乎！井田既然矣，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此可随时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为治也。夫州县狱讼繁多，终日之力不能胜，大半为富人役耳。是以吏不胜忿，常欲起而诛之。县官不幸而失养民之权，转归於富人，其积非一世也。小民之无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赀於富人；岁时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佣作奴婢，归於富人；游手末作，俳优技艺，传食於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其豪暴过甚，兼取无已者，吏当教戒之；不可教戒，随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则止矣。不宜豫置疾恶於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故臣以为儒者复井田之学可罢，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损。因时施智，观世立法。诚使制度定於上，十年之後无甚富甚贫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己，使天下速得生养之利，此天子与其群臣当汲汲为之。不然，古井田终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复立，虚谈相眩，上下乖忤，俗吏以卑为实，儒者以高为名，天下何从而治哉！”
按：自秦废井田之後，後之君子每慨叹世主不能复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强坐擅兼并之利，其说固正矣。至於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则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论最为确实。愚又因水心之论而广之曰：“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二百亩，再易之地三百亩，则田土之肥瘠所当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则民口之众寡所当周知也。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则其民务农之勤怠又所当周知也。农民每户授田百亩，其家众男为馀夫，年十六则别受二十五亩，士工商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每口受二十亩，则其民之或长，或少，或为士，或为商，或为工又所当周知也。为人上者必能备知闾里之利病，详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际可以无弊。
盖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内而孤卿、大夫，所治不过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畴而伍之，经界正，井地均，禄平，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违法制，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乱簿书。至春秋之世，诸侯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列国不过数十，土地浸广。然又皆为世卿、强大夫所裂，如鲁则季氏之费、孟氏之成，晋则栾氏之曲沃、赵氏之晋阳，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类，亦皆数百年之国，而土地不过五七十里，小国寡民，法制易立。窃意当时有国者授其民以百亩之田，壮而畀，老而归，不过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为予夺，较其丰凶以为收贷，其东阡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壮之所习闻，虽无俟乎考核，而奸弊自无所容矣。降及战国，大邦凡七，而么么之能自存者无几。诸侯之地愈广，人愈众。虽时君所尚者用兵争强，未尝以百姓为念，然井田之法未全废也。而其弊已不可胜言，故孟子有‘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之说，又有暴君吏慢其经界之说。可以见当时未尝不授田，而诸侯之地广人众，考核难施，故法制隳弛，而奸弊滋多也。至秦人尽废井田，任民所耕，不计多少，而随其所占之田以制赋。蔡泽言‘商君决裂井田，废壤阡陌，以静百姓之业，而一其志。’夫曰‘静’，曰‘一’，则可见周授田之制，至秦时必是扰乱无章，轻重不均矣（晦庵《语录》亦谓：“因蔡泽此语，可见周制至秦不能无弊”）。汉既承秦，而卒不能复三代井田之法，何也？盖守令之迁除，其岁月有限；而田土之还授，其奸弊无穷。虽慈祥如龚、黄、召、杜，精明如赵、张、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则岂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则不过受成於吏手，安保其无弊？
後世盖有争田之讼，历数十年而不决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杜君卿曰：‘降秦以後，阡陌既敝，又为隐核。隐在乎权宜，权宜凭乎簿书，簿书既广，必藉众功，藉众功则政由群吏，由群吏则人无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众多之胥，欲纪人事之众寡，明地利之多少，虽申、商督刑，挠、首总算，不可得而详矣。’其说可谓切中秦汉以後之病。然揆其本原，皆由乎地广人众，罢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晋太康时，虽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之制，而史不详言其还受之法。未几，五胡扰，则已无所究诘。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概，亦不过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尽如三代之制。
一传而後，政己圮乱。齐、周、隋因之，得失无以大相远。唐太宗口分、世业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听其买卖而为之限。至永徽而後，则兼并如故矣。盖自秦至今，千四百馀年，其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才二百年，而其制尽隳矣。何三代贡、助、彻之法千馀年而不变也？盖有封建足以维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废井田，而始捐田产以与百姓矣。秦於其所当予者取之，所当取才予之，然沿袭既久，反古实难。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产以召怨ゥ，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