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夙好治学工具之书，而今日学界所最需要者亦莫如治学工具之书。古之所谓通人者，通于经史义理词章之学而已。六经皆史，宝斋早已言之。然六经又何尝非皆文，经学史论又何尝非皆义理之学？概而言之，儒者之学而已。间或别出专门，如顾亭林之精舆地，戴东原之精数学，段玉裁之精小学，钱大昕之精元史，龚自珍之精蒙古文，亦皆以经史之附庸视之。
盖古人为学虽极繁赜，皆融会贯通于方寸之内，以腹为笥。凡有疑难，不能于腹中检得，或遇有典故，不能立指其出于《礼记》某篇，《史记》某传者，即不足为通人。当时风尚、遣辞以高深为贵，以浅近为陋，用语以僻奥为雅，以易检为俗。是故虽有治学工具之书，亦不为通人所重视。然自今人思之，实觉无谓：古人治学精神虽可嘉，然其所虚糜之光阴实太多。我国学术上，若无《通志》，《通考》及《图书集成》、《经籍纂诂》等有系统之着作可凭，则虚糜光阴不知又将何若也。
况今日治学更非昔比，以腹为笥，究不可能。福特有言曰，通人者即遇有难题知就何书翻检之人也。无论古今中外，治学工具之书，皆能指示修学门径，节省时间，且可触类旁通，引人入胜，其嘉惠士林，实非浅斟，不可以编纂不如着作而轻视之。《辞源》之出也，学界视为福音，虽毁誉参半，然其节省吾人治学时间之功不可抹杀。此类治学工具之书，愈多愈好，惜今人懒，不可多见耳。
余囊闻开明书店编《十三经索引》而心喜，今读开明刊行朱丹九先生之《辞通》而心益喜：盖此书出而国文教师不必复为学生所窘，如昔日之朱先生矣。其引证之详博，搜讨之精审，远胜于《辞源》，而与《经籍纂诂》相伯仲。所不同者，《纂诂》以单字为主，《辞通》以词语为主。《纂诂》成于众手，《辞通》则为朱先生一人毕生精力所成就。其着作精神，视朱骏声盖无多让焉。所谓通者，通其异文之谓。
古人用字每多假借，假借即别字也。因古今异写或方俗不同，一字常有异文，如吉蠲，或作吉圭。有觉德行，亦作有梏。甚或人名地名亦无一定写法，西施亦作先施。计儿亦作计然，计倪，计砚。汶山即系婚山，岷山，蒙山。同是《史记》，庖牺又作宓戏。同在《汉书》，包牺又作炮牺，伏牺，宓牺，宓戏。他如亵衣又作设衣，子规又作子嶲，子（左夫右鸟），子稚，子鸡，子（左圭右鸟），鹈鴂，羁（左圭右鸟），纷纭错复，漫无统记，于是学者苦矣。
不有一书以通其异，即使通经宿学亦难免碰壁，宜乎朱先生之受窘也。有清以来，训诂大兴，而考异之学因为学者所注重。然或仅限于一家，如李富孙之《诗经异文释》，易经左传公羊等《异文释》，赵坦之《春秋异文笺》，冯登府之《三家诗异文疏》等及陈乔枞之《四家诗异文考》，皆其例也。
其对于经史载籍文字通假作综合之搜罗者，如明方以智之《通雅》（释诂），清吴玉（左扌右普）之《别雅》，钱坫之《十经文字通正书》，及阮元等之《经籍纂诂》（各字条末）等。其余零碎散见材料，凡小学之书几无处无之，若王疏《广雅》，郝疏《尔雅》，《经义述闻》，《十驾斋养新录》等。然未有如先生书之集其大成者也。
其书单字假借已大半容约其中，若古书夷迟通，可见冯夷，凌夷，倭迟条，夷又与雉，（上艹下雉）通，可见于辛夷条，其引证之详博，如陵夷引二十六事，陵迟引五十六事，又凌迟三，凌迟一，陵迟三（卷二，页二五至二七）；又另条陵夷引六事，陵迟二事，栖迟一事；又另条陵夷一，陵迟一；逶迤作威夷，道夷，（左虫右委）（施换方为虫），委蛇，逶（施换方为虫），褘阴、逶随，委佗，委它，逶移，猗移，委维，延维，逶陀，逶蛇，委迟，遗蛇，委移，委陀，逶迂（卷二，页一一〇四至一〇七），倭迟，威迟，倭夷，威纤，郁夷（卷二，页三六）共七十四条，诚可谓蔚然大观矣。
凡此搜罗所得，实为中国文字学上之基本材料。昔英人着《牛津大字典》，先事搜罗材料至二百万条，而后英文各字在历史上之用法，形体，演变，皆了如指掌。朱先生以一人精力，成就如此，使人惊叹。
就此书中，作楷书形体之研究可，作音声演变之研究亦可，要在能分时代地方之系统耳。如上举凌迟条，见于碑铭者，即可研究。“迟”字见于汉《韩欶碑》，《张迁碑》，唐《龙龛道场铭》。逶迤条下，威夷见于晋陶潜《扇上画赞》，逶随见于汉成阳令《唐扶颂碑》，逶维，延维见《山海经》。声音之变，如夷迟古通（古音j近d)可以冯夷——冯迟，逶夷——逶迟，陵夷——陵迟，辛夷——新雉——新（上艹下雉）等为例。
无论双声（变韵母不变声母）叠韵（变声母不变韵母）皆可就书中求其汇通之理及其出处时地等件。盖此书在今日实为我国文字学之宝藏，多方利用，是所望于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