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政治问题，有超乎一切政体问题之更大问题，就是人治与法治。中国人脾气不改，无论是国民党来也好，共产党来也好，法西斯蒂也好，帝制复辟也好，必脱离不了人治精神。殊不知一切关键，不在政体政党之更易，而在矫正人治之恶习。得法治则治，不得法治则乱，此可断言。即如中国人民以莫谈国事奉为宝训而言，并非中国人缺少政治兴味，乃谈政治者不得法律之保障，以致大家认为龟头伸不如缩之为好。
法律既不能保障人权，龟头焉有伸而不缩。明哲保身，乃一切生物自存之本性，是人是龟，原无二理，其结果遂有四万万同胞如一盘散沙之现象。所以韩非法治学说，为今日救国之唯一正途。韩非所欲矫正之弊失。非二千年前之弊失，乃今日中国之弊失。韩非所欲清的病源，也正是今日中国的病源。《五蠹》一篇所言人民之私安，官吏之私肥，无一不可为廿世纪中国之写照。
战国之末之官，“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此非今日官僚政客进可荐于朝，退可蛰居愚园路，马浪路……路精舍之一副写照而何？战国之末之民，“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此写中国商民弃内地集租界之现象也。
“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路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今人好言道德仁义，因道德仁义言之不费钱不伤人也；恶言法治，一言法治，革命党人多须服法或坐监狱也。然试思中国何以如一盘散沙，公民何以少，私人何以多，岂非不得法治使然？若不速速多设囹圄，安放官僚，道德仁义再讲一干年，散沙仍是散沙，私人不会减少，公民不会加多。道德仁义之为害大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