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不信幸运和否运的这种思想，对中国人好悠闲的性格的形成，有着很重要的关系。道家的重要思想是戒过度性格胜于事业，静胜于动。一个人能不受祸福的扰动，才能获得内心的宁静。道教哲学家淮南子曾写过一篇很有名的譬喻，名叫塞翁失马。
塞上翁失马，人皆吊之；叟曰：“此何讵不为福？”数日，马将胡骏马而至，人皆贺之。曰：“此何讵不为祸？”家富马良其子好骑，堕而折髀，人皆吊之，父曰：“此何讵不为福？”一年，胡夷大入，丁壮者战死十九，予独以跛故，父子相保。
显而易见，这种哲学，使人能够忍受一些磨折而不烦恼，他相信祸福是相连的，正如古钱必有正反面一样。这种哲学使人得到宁静，不喜忙劳，淡于名利。这种哲学似乎是说：“你以为不要紧，便什么都不要紧了。”成功的欲望和失败的恐惧，两者是差不多的东西，有了这个聪明的意念，成功的欲望就不会太热切了。一个人的事业越是成功也越怕失败。不可捉摸的功名报酬及不上隐晦所得的利益。在道家看来，有识之士在成功时是不以为自己成功的，在失败时也不以为自己是失败。只有一知半解的人才把外表的成功和失败当做绝对真实的事情。
佛道二家的区别在于佛家的意念是要一个人无求于世，道家的意念却相反，要一个人不被世人所求。世上最快乐的人，也就是不被世人所求的无忧无虑的人。道家最有名最有才智的哲学家庄子，他时常告诫我们，不要太着名，也不可太有用。大肥的猪要被人杀死，去供神；羽毛太美丽的飞禽，易遭猎户的注意。他又说了一个譬喻：说两个人协同去掘坟，偷窃死人所穿戴的衣物，为了要得到死人口中所含着的珍珠，竟连死人的头颅，连同颊骨和下颚都用铁锤把它敲碎了。
为什么不去过悠闲的生活呢？这是这些哲学理论的必然结论。
苦矣！左拉！
据说五十三期“闲话”“大报”的贡献第一是不“党同伐异”。而且据说这是“在中国评论界里开一新例”，自从东吉祥胡同诸“君子”隆世，公平亦同时诞生。依“闲话大家”的意思，大报出现，可以把十八世纪的中国人（党同伐异的）一变为二十世纪的近代人（讲公理的）。然而据我观察，“十八世纪的中国人”之不肯为私人做侍卫还远在同代的学者之上。不一定二十世纪留学生这种的气节与德性，便进步得那么快，真要使我们替中国欢欣赞叹不胜啊！
大报的第二点贡献据说是：“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可惜于第二期已把他所谓根据的“学理与事实”的性质完全暴露，什么叫做暴露呢？就是根据女大学生会的一张宣言说：女师大学生二百人有一百八十人改入女大，只剩了二十人在女师大。这么一个片面宣传话，就是常人也要加以怀疑，更不必说是注意“中国舆论是怎么样东西”的闲话家。不想这回却被正人君子奉为典要，认为事实，于是乃“根据”这“事实”却加上他的很多漏洞的批评。原来大报所根据的“事实”亦不过如此，“学理”更不必过问了。未知正人君子果是太忠厚呢，还是故意愿受其欺愚呢？于是“正人”“君子”“学者”“绅士”“学理”“事实”“公评”“公论”“招牌”“架子”的真情便一齐暴露了。
于第五十六期，我们似乎也得了许多新理及开了不少眼界，据说：“中国人无公道，但是英国人却有，法国的学者也有，你只须看法国德雷夫案做为证，反对德雷夫党虽是多数，然而我们所最倾倒几个近代法国文人如zola，anatole france，ronain rolland却都在被人唾弃的二十数人中，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犹太人却费了许多光阴，抛弃了自己的事业，……冒了身家性命不保的危险，去奔走呼号，主持公道的当然只有傻子才肯干，然而法国居然还有不少这样的傻子”。这文真有味道呵！
按上下文看，闲话家是爱管闲事，但是左拉佛兰西等也爱管闲事，而且“批评家”站在少数方面，左拉佛兰西也站在少数方面，所以这个结论，也就有点玄妙。我们于惊愕失措之余，亦颇觉其滑稽。计得以下五比例：（1）德雷夫=孤桐先生，（2）小卒=教育总长，（3）左拉=我（批评家），（4）佛兰西=我（批评家），（5）罗兰=又是我（批评家）。原来使左拉，佛兰西生于今日中国，便应替压迫人的鸟总长说话，应为率领老妈的刘百昭宣传。
苦矣左拉！辱矣佛兰西！原来捧教育总长，可以与替一陷冤狱的无名的犹太青年伸冤相比拟，原来左拉是勤王的，佛兰西是蛋白质章士钊解散北大，又怕张胡子、李胡子解散北大的！原来左拉，倾吐兰西就是住在东吉祥胡同！苦矣！辱矣！左拉！佛兰西！总而言之二十世纪的中国留学生虽然已替我们发明“中国评论界的一条新例”，但是我们于欢欣鼓舞拱手相贺之余，仍不免要替左拉佛兰西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