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本无新旧之分，惟有真伪之别。现在所谓新旧文学，不过谓白话与文言之不同而已。其实这都不是新旧文学之分野界线。文言白话只是表现思想情感之工具，其不同，犹如画家或用油彩，或用水墨，书法家或用羊毫，或用紫毫，还是毫末问题。凡能尽孟子所谓辞达之义，而能表现优美的情思的，都是文学。
近日新旧文人好相轻，新文人看不起江湖奇侠旧小说，老学究看不起“鸳鸯蝴蝶”新文学（借用鲁迅先生语），都是内含问题。若张恨水之《啼笑因缘》，虽用白话写来，只好归入旧文学；若《浮生六记》，虽用文言，不得不视为新文学。旧文学之病，在于所写不是忠孝节义的烂调，便是伤春悲秋的艳词，或是僧尼妖怪之谈屑。一则专学古人，少有清新气味，二则与我们情感相差太远，所以不得不旧。
各家文集，翻来检去，无非些陈腐之《贾生论》，懵懂的《治河策》，缠足式的诗词，应酬式的墓志，及半迷信的笔记，求一周秦诸子豁达豪放之文章乃不可得。所以最有见解的纪晓岚，在他感觉处处古人已先我而言之，立志不着书时，已代旧文学宣告死刑。
近读岂明先生《近代文学之源流》（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把现代散文溯源于明末之公安竟陵派（同书店有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抄》，专选此派文字，可供参考），而将郑板桥，李笠翁，金圣叹，金农，袁枚诸人归入一派系，认为现代散文之祖宗，不觉大喜。
此数人作品之共通点，在于发挥性灵二字，与现代文学之注重个人之观感相同，其文字皆清新可喜，其思想皆超然独特，且类多主张不模仿古人，所说是自己的话，所表是自己的意，至此散文已是“言志的”“抒情的”，所以以现代散文为继性灵派之遗绪，是恰当不过的话。由于性灵之培养，乃有豪放之议论，独特之见解，流利之文笔，绮丽的文思，故能在纪晓岚宣告死刑之旧文学，觅出一条生路。
于此尤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我们一看这些人的作品，大半都含有幽默意味。如张谑庵，金圣叹，郑板桥，袁子才，都是很明显的例子。英文散文始祖乔索，散文大家绥夫特，小品文始祖爱迭生，或浑朴，或清新，或尖刻，也都含有幽默意味。
其实这些人都不是有意幽默，乃因其有求其在我的思想，自然有不袭陈见的文章，袁伯修所谓“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人若拿定念头，不去模拟古人，时久月渐，自会有他的学问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