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山东青州府计两年多，第一年，未带家眷去；第二年，方携我妻震苏及新生的一女可芬偕往。幸而有几位南方教员，已携有家眷在此，即以本学堂而言，有杜安伯的夫人，她是苏州人；有胡菊如的夫人，她是上海人，也是最近从上海来了。此外，府尊曹耕翁的见媳，也是苏州人，他便是彭诵田的女儿。此间首县益都县知县李搢臣（祖年），一家又都是常州人，他的衙门里师爷，大半是常州人，而携眷来此者亦甚多。
青州府的房屋，也尽是北方式，庭院却很大。我们家中，雇用一个老妈子，和一个僮儿。老妈子名张嫂，年约四十左右，做事很勤恳。僮儿年十四、五，名唤犬儿，也很活泼诚实，及至我们回南时，他坚欲跟我同去，我以其母在青，未允携归。本地人多睡坑，我们不惯，然此地无藤垫粽垫之类，只有高梁杆子所做的牀垫，睡了倒也觉得很为安适。此间无楼房，全都是平屋，较讲究的方为砖地，否则都是泥地而已。
自胶济铁路通车后，青州府适在铁路的中心点，亦渐成为山东一大城市。故此间居然也有洋货小现，洋货来自上海的，也有来自天津的。日用必需之物，如洋皂，洋火之类，市上亦均有售处，不过本地人却难得用。各方来此的人也不少，便带了那些舶来品来了。市上购买杂物，数目少的用钱票，从一千到十千（一千即名一吊），那种钱票，都是破烂不堪。数目大的用银块，几两几钱，临时用天秤称之，傍置一夹剪，分量如太重，则夹去一块。
青州府仅有一条热闹的大街，店肆林立，我们如果买过一两次东西，他们便认得你了，叫得出你的姓，知道你住的地方。
大概他们对于南方人，是一望而知的。假使你买了东西，身边的钱不够，你尽管拿走好了，他们信得过你。掌柜和夥计，都是很客气，买了东西出来，常常送你到门口，口中不绝地道谢。最妙者，这里有一个邮政局，局长也是青州府本地人，此外有一两位邮差兼助手。我们和他熟极了，寄信可以坐到他办公桌上，自已打邮戳。因为来信有一定时间，胶济路的上行车与下行车，都在青州府交车，而我们有信没信，只要等火车站上的邮差回来，便知道了。
在青州府的第二年，上海的时报已出版了，我便去定了一份时报。本来学堂里也有一份新闻报，要等府衙门里看过后，然后送来，已隔了好多天了。我在南京蒯公馆的时候，中外日报新出，我就自己定了一份中外日报。人家说，这是我体己的报，实在说：报纸总在日求进步，中外日报出版后，报纸有一进步，时报出版后，报纸又有一进步，我是不喜欢墨守而喜欢创新的。
我从学堂里回到家里去时，邮局是必经之路，我最注意的，今天有没有报纸寄来呢？还有我所购的新书、所定的杂志，有没有寄来呢？那时并没有信箱之类，那位邮局长给我安放在一处，我喜欢自己去领取。最可笑的，是在第一年，我要寄家用到苏州去，而青州和苏州的邮汇不通，并且币制不同，因为苏州是用洋钱的，青州是用银子的。但是小包邮件是可通的。邮局长说：“你可以把整只的元宝，当小包的邮件挂号寄去，已经有人试过了。”恰好我的每月薪水是五十两元宝一只，于是由麻布包扎缝好，到了苏州，由公估局估定，到钱庄兑换，倒极为便当了。
我喜欢吃闲食，也是我们苏人的习惯吧？青州也有乾果店，糕饼店，其食品也为可口，我有时也常去光顾。中秋时节，也有月饼，但这种月饼，不同于苏州月饼、广东月饼。我乃知全中国各处，都有月饼，除了一例是圆型以外，便有种种的不同。我也曾吃过七八种不同的月饼了，倘然开一个全国月饼展览会，倒也很有兴趣呀。此间宴客，以海参席为最阔绰的了，不有什么鱼翅之类，可见山东是个简朴守俭之乡。家常菜则猪肉鸡鸭之外，鱼类较少，虾蟹更少见。
还有，此间的菜蔬颇佳，胶州白菜，尤所驰名，味极腴美。本地人吃面食，山东面粉，在美国面粉未来倾销以前，亦为国中首屈一指。他们不大吃油，南方人助非油不可，此间本地人是吃得很苦的，但我们都有得吃，一切不受什么影响。这时香烟还不曾流行，我们南方人，都是吸旱烟与水烟的。我在四十岁以前，什么烟都不吸的，但是青州人却喜欢吸一种黄烟，短短的一根烟管，藏在袖子里。我初到这中学堂里，有许多学生，都是吸那种黄烟的。有一天，那位国文先生正在上课，我到课堂里去看看，却见烟云缭乱，原来那些年长的学生们，一面听讲，一面偷偷地在吸烟。我便下了一个谕帖：“学生们不许吸烟”，但也只能办到上课时不吸烟，他们的斋舍中不能免了。
这种黄烟，是山东本地出产制造的，气味很不好闻，我在学生们走近身时，就闻到这种味儿，因此知道他们还在偷吸的。（还有他们喜欢吃大蒜，这气味亦难闻，但是不能禁止的）又有时，在路上遇见了他们，总见他们手中携着一枝短烟管，下垂一个烟荷包，见了我，连忙把烟管藏在背后，但我早已看见，也只好佯作不见了。
益都县是青州府的首县，县令李搢臣先生，（名祖年，江苏武进人，年约四十许），他也是一个进士，所谓榜下知县。这人很开通，我们常常到他的县衙门里游玩，走得比府衙门还勤，因此他们有几位幕友，我们也都熟识了。倘到府衙门里去，必定要有什么事，或是谒见太尊，而县衙门却由我们随便到处跑，加以李搢臣又是好客健谈，对我们一点不搭官架子。在前清，无论那一个县衙门，都脱不了绍兴师爷。惟有益都县衙门里，竟找不到一位绍兴师爷，所有刑名、钱谷，都是常州人。初意，我以为这位李大令引用同乡之故，后来知道当幕友的常州人，在山东却有一大部份势力，在绍兴师爷的势力范围内，可以分一杯羹。
那时候，中国司法尚未独立，审官司乃是知县的职务，我在家乡，从来不踏进县衙门里去，也有朋友，约我去观审，这时刑讯尚未废除，当用刑时那种惨呼哀号之声，我不忍闻。现在到了青州，在益都县衙门里，我倒看过几次审强盗，审奸情的案子。
审强盗，用夹棍，用天平架，说起来，“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但这还不算非刑。但是山东民情强悍，盗案最多，有些在刑求之下，死去活来，他们咬紧了牙关，死不肯招。我问搢臣：“何必要用严刑呢？”他说：“这些都是证据确实，一些没有寃枉的，不过刑事重口供，如果没有口供，是不能结案定罪的。”
至于有些奸情案，他都在花厅上审问，这些都不是上等人家的事，女的本来不是什么天姿国色，到这时候，做了监犯，也都是面黄肌瘦，憔悴不堪了。男的更是丑陋，断不是戏剧中所描写的苏三起解，三堂会审了。重大的案子，女犯也要用刑，用几枝小木棍，夹在指缝内的，名为拶子，把它收紧了，据说是痛澈心肺的。我笑向李搢臣道：“你这样焚琴煮鹤，不太煞风景了吗？”他说：“这是国家法度。不过那种奸情案子，到了你们小说家的笔下，总是帮着女人的，可以装点成一篇恋爱传奇小说，而我们总是酷吏呀！”
青州府也有土娼，我们学堂里教英算的胡菊如，在他太太未到青州来的时候，为了解决性欲，曾去领教过。县衙门里有两位师爷，也做过入幕之宾，他们很熟习这种门径。有一位姑娘，大概是十八九岁，说是此中翘楚，胡菊如和她发生了关系，留髡之夕，嫌她的被褥不乾净，把自已的铺盖，先派人送了去，明天再送回来，一时传为笑柄。我笑说：“你真是诗经上的『抱衾与裯』了，古来只有女人如此，今乃出于男子。”
我以好奇心，每到一个地方，要看看那边的娼妓风俗，除家乡以外，在上海，在南京，也都曾跟了朋友，到过妓院。但此刻到底是一个学堂监督，不敢问津。有一次，在我学堂里的办事处，从纸窗里，塞进一张匿名信来，上面写着：“英文教员胡老师，在某一夜，到某土娼家里，品行有亏……”云云。我给胡菊如看了，他承认不讳，确有此事，那就可以知道学生们也恰巧光顾到这位土娼家里，被他们撞见了。我经此一吓，愈不敢去观光了。
然而到我卸了青州府中学堂监督之任，在离青州前几天，终究观光了一次。那位姑娘穿了一套红棉袄、绿裤子，扎了裤管的，不大不小的脚，睑上粉白脂红，额上留了一圈刘海发，背后拖了一条大辫子，这是她们的时髦装束。她体健躯高，似一匹高头大马。她的装饰是土气极了，但是活泼憨跳，不作遮掩羞态，倒也有天真可取处。青州府无论男女，都比较全省为俊秀。我想：就像这位姑娘，改换了装束，衣以锦绣，教之歌舞，到了通都大邑去，不就成为一位名伎了吗？
青州地方，气候可以养蚕。土壤可以种桑，因此在那里，开办了一所蚕桑学堂，那是一个省立学堂，而由益都县县令为之监督。里面所讲的教员，大学是浙江省的杭州与嘉兴人（记得有一位郑辟疆君，还有朱君，已忘其名，他们都是史量才的同学）。因为杭州先有一个蚕桑学堂，而他们都是在此中毕业的。山东本来出生一种野蚕，名曰柞蚕，织成了一种丝织物，光洁坚实，销行各省，称之曰府绸（因由济南府销行，故名），又号茧绸，（我曾有此质料之一袍），现在既是考察下来，山东宜于桑蚕，气候与土壤都适合，于是就在青州开了一个学堂，这也是开风气的意思，而这笔经费，也是益都县所开支的呢。
这个学堂，在养蚕的时期，概不上课，完全实习，那时的学堂，便成为养蚕场了。过此以后，便依然上课，大约与普通学堂相同。照中国古时说法，养蚕以女子为宜，亦应招致女子的。但山东的女界，尚未开通，而且还都是缠了小脚的，所以这学堂全是男生。学堂中除了学生以外，教员中是清一色的南方人，所以我们也常去游玩。我曾询李搢臣：“养蚕是妇女天职，何不设立一女子蚕业学堂？”他说：“一个男学堂也维持不易，还设立什么女学堂。”至于男女同学，当时还未敢作此想。
青州府蚕桑学堂，也是我们常去游玩之地，因为那些教员，都是南方人。有一次，我们到那里去游玩，他们刚购置得两架显微镜，那也是蚕桑学堂的必需品，所以为检验蚕子之用。他们告诉我：“可以看一切微生物，并可以看人类的精虫，你要试试吧？”我以为开玩笑，但他们说：“不开玩笑，我们的朱先生已经试过，就是用佛家所谓『非法出精』的手术，在玻璃片上验过。”我说：“到底精虫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赏鉴吗？”他们说：“形似小蝌蚪，有条尾巴的，很为活泼，我们不能制标本，看过只好放弃了。”
那个蚕桑学堂，我也曾去教过半年书，那是李搢臣一定要我去的，这学堂监督是专任的，不能兼职，我怎能担任别一个学堂的教课呢？”可是后来李搢臣竟直接与曹耕翁说了，我只得去担任了。我便把严复的“赫胥黎天演论”，给他们讲解，学生倒也爱听。原来这个学堂里的学生，不仅是青州府一属，别一府县的学生也有。有了这个学堂，便开了青州府养蚕的风气，现在相隔了四十余年，久未通讯，不知怎样了。
我在家眷未到青州去的时候，一年回南两次，便是暑候与年假。家眷去了以后，便又住了一年有余，我的身体不大健全，航海时常要晕船，也因青岛与上海往来，航线沿岸而行，每多风浪，但也有时风平浪静，比了坐长江轮船，还要稳定。
第一年的年假回苏州去后，交新年我已三十岁了，本预备过了新年，即携眷至青州，但我的生日在二月初二日，许多亲友，欲为我小做生日（苏州有句迷信俗语，叫做“三十弗做，四十弗发。”），且因此为我饯行，故我的行期，便须延迟数天，预备到二月初四、五日动身。谁知到了正月底，青州府却来了一封电报，要我速即来青。因为“学生不受约束，夜间逾墙出游，太尊晋省未归，拟派一营兵，驻扎学堂周围，以阻学生跳墙。”
我得电大骇，因想这可要闹出事来了，什么派营兵驻扎学堂周围，是什么人的主张，而太尊又晋省拜年去了，必是那些幕友们的轻举妄动。我立刻打了一个电报去：“请将学堂门夜间勿锁，尽让学生们自由出入，营兵未驻者勿驻，已驻者即撤，请待我来处理。”原来学堂规定在正月二十日开学，学生在未开学前，已纷纷住堂，以斋舍为旅舍，而正月下旬，青州府尚有些新年景象，学生夜出游玩，亦属常情。
学堂向来规例，夜间到九点钟，大门上锁，无论何人，不得出入。监学先生，自然守此成规。但虽然算是开学，监学及一部份教员未来。新年里，学生颇好嬉游，见学堂大门已锁，无法出入，可是斋舍周围，一带墙垣，并不崇高，墙垣以外，便是菜圃麦田，他们只要填几块石头，便可一跃而出了。如果你派了营兵在那里，他们知道什么，见学生逾垣而出，便去禁阻他们，追捕他们，可不要闹出事来吗？
因此我打了一个急电去，过了我的生日，便急急忙忙的携带家眷，到青州府去了。心中却捏了一把汗，万一闹出事来，我虽不在学堂里，总是我的责任，为什么不在开学以前即行赶到呢？吾妻即宽慰我道：“要是闹出乱子，早就有电报来了，既没有电报，当然平静无事，就可以放心了。”到了青州府，果然平静无事，依照我的去电，营兵没有驻扎，大门不锁开放，学生自由出入，也就不必有跳墙的事了。其实也有几个学生，夜来要出去游玩，新年一过，也不想出去了。因此我想到古人有两句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真的有此种道理呢。
我到了青州府，曹耕翁也已从济南回来了，对于学生夜来跳墙出游的事，我也不去查究，自今起始，照旧规定下午九点钟锁门，十点钟息灯睡眠。学生们也循规蹈矩，再没有什么爬墙头的事了。青州府的学生，可算循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