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粟斋译书处的不能维持下去，就是它的经济基础不曾打好。当时一班有志之士，提倡新文化事业，都是为了开风气，并不是为了谋利润，因此便不在经济上打好基础，这大都是不能持久的。蒯礼卿先生办这个金粟斋译书处，最初的动机，便是严又陵向他惜了钱以译稿为抵偿，后来又有了叶浩吾的几种日文译本，如果不印出来，不是把它们冻结起来，成为死物吗？所以他筹出一笔款子来举办，最低限度也要使严又陵、叶浩吾的几部译稿，可以早日出版。
这个译书处，只有他个人的资本，并非股份性质。而且没有规定应用多少钱，没有固定资本。用完了钱向他说话，又像是一种无限性质的，这个基础就不稳定了。真是当时说的只能耕耘，不问收获。蒯先生是世家子，虽然做了官，以名士派而带点公子脾气，他不知现代的出版事业，已成了商业化了。还像从前的名公钜子，出一部诗文集，赠送给人的这种玩意儿吗？
但是我们当时对于这个译书处，也寄以无限的希望的，鉴于严又陵的“天演论”足以哄动中国的文学界，以后关于严译的书，一定可以风行海内，不胫而走。便是叶译的几部书，也是当务之急，虽然由日本文中译出，而日文的译本，不是现在正风起云涌吗？并且我的在日本留学的朋友，听得我在译书处，他们也来承揽生意，愿意给金粟斋译几部书，只要开出那一种类。如果出版的书，源源不绝，收回成本，继续出书，不是便可以成为一个永久的机构吗？
原来他们那些当外官的人，经济是流动的，尤其像那班候补道。有了差使，可以挥霍；没有了差使，只好坐吃老本。那时蒯礼乡的十二圩盐务差使，听说要交卸了，继续有什么差使，却还没有下文。因此之故，他便有了紧缩译书处的意思。可是金粟斋的开销也不小，除了关于印书费用以外，我们几个人的薪水以及房租、食用，还常常要当码头差使。有许多当时的维新党人物，都跑到金粟斋来，是一个文星聚会之所。热闹是热闹了，花钱也更多了。
我和汪允中两人，是不管金粟斋的经济的，管经济的却是方漱六。有一天，方漱六哭丧着脸向我们道：“老头子（指蒯公）写信来駡了，说我们费用太大，要我紧缩，但他又常常介绍他所认识的人，到上海来，要我们招待请吃饭，太太又要在上海托买东西，我都是有账可查的。但漱六的账，我们从来不看的，他是蒯公的侄女婿，是他亲信的人。又有一天，方漱六告诉我们：“老头子有补缺的希望。”我和汪允中都说：“那就好了，金粟斋当可发展了。方漱六摇头道：“更糟！谁不知道金粟斋是蒯光典办的，没有得缺的时候，尚无所谓，得缺以后，京里那班都老爷，参你一本，说你『勾结新党，私营商业』，那就是革职查办了。”后来蒯公果然被补授了淮扬道，金粟斋却早关门了。
可是金粟斋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也不能辞其责，这便是当时我们对于出版事业实在是外行。不比那些旧书坊，它开好了一家书肆在那里，基础已立，看机会刻几部书，与同行交换销行，就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可不能这样做，我和汪尤中两人，一到上海，便商量印书事，如何发行，并未计议及此。汪允中还主张印好几部书，一齐出版，便是在报纸上登广告也合算些，体面些，或可以轰动一时，那真是书生迂腐之见。当时还以为一出书，便可以收回多少成本，实是一种幻想。因为自己既没有发行所，须向各书店推销，这时上海书店还不多，对于出版的新书，信心未坚，不肯大量来批发，至多来批十部五部，试为推销。出版家没有办法，只好用寄售的方法了。
寄售的方法，是卖出还钱，那实在不是生意经。一般书贾，售出了十部，只报告五部，有的还是三节算帐。他们当然不能给你登广告，即使书价可以全部收回，也是鸡零狗碎，增添许多麻烦。书已寄去了好多时，钱老不回来，若是寄售在外埠的，那更糟了，冥鸿一去，永不回头，谁花了路费，去讨回这些微的书价呢？所以不单是金粟斋，当时有好多的出版家，起初是一团高兴，到后来半途而废，便是这个缘故。
金粟斋译书处不到两年就结束了。只有支出，没有收入，成了个无底之洞，如何支持下去。这个两年来，蒯先生已经花了不少的钱，怎能教他再维持，就说开风气，也要有个限度呀。不过金粟斋所存留的译稿，未印者尚有十分之一二，到此也只好暂时停止了。既已准备结束，也须有个善后方法，房子退租，工人遗散，自有方漱六去料理。但是已经印好的几部书，如何发行出去，难道束之高阁吗？
后来我们决定办法了，和中外日报馆商量，金粟斋已印就出版的几部书，托中外日报馆代售，一齐交给他们经理。汪颂阁为人诚恳，而且在他的报上，常年登出义务广告（几年以后，严译的几部书，如“原富”等等书的版权都归入了商务印书馆了。这个交涉，不知何人经手，我未知道）。至于人事问题，容易解决。总共只有三人，方漱六、汪允中和我。除了方漱六暂时留在上海办理善后未了事宜，日后自回南京去。不过汪允中和我，与金粟斋脱离关系，便无所事事了。
承蒯先生的厚意说你们不妨仍到南京来，但我们觉得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情形，不同往日，从前是为了刚卸高等学堂的任，他有培植后进之意，招留几个青年，此刻恐没有这个意味了。况且我们也不能长此倚赖他，一无所事，白白的受他供养呢。汪允中也不愿回南京去，他在上海已很活动，卖文亦足以度日，并且他已有了女友，我却只好回到苏州去，再想办法了。
当时还有一件事，我有几位留学日本的朋友，听得金粟斋办理译书事，也要求译一些书，以补助学费，这事通过了蒯先生，他也应允了。有的付了一小部分译费，有的订了约，未付款，但是对方已开译了，此刻金粟斋结束，如何办理呢？我便请命于蒯先生。他说道：“我知道！此辈都是苦学的青年，不能使他们受亏，我可以照约收受，这不过三四百元的事罢了。”因为我是介绍人，蒯先生不使我为难，我也深为感谢他。
不过我想这些留学日本朋友的译稿，蒯先生即使收受了，也不能再行印出，岂非埋没了人家一番心血。而且那些译稿，多少是有些时代性的，譬如厨手做菜，要博个新鲜，徜成为隔宿之粮，有何意味。这时我在上海，已认识了好几家新书店，他们都向我徵求书稿，那时的所谓书稿，自以译本为多，但那时出版的书，以文言为正宗，也没有人用语体文的。译笔则以严又陵所标榜的信、达、雅三字为宗旨。我那些留学日本朋友的译稿，他们是在课余的工作，只求其速，不免有些粗糙了。本来到了金粟斋后，也要加以一番琢磨工作的。
因此我便另行作一计算了，既是那几家新书店向我索稿，我便把留学日本朋友的译本，介绍给他们。便可迅速出版，岂不是好？那时我便开出书名，略述大意，向这些新书出版家一一兜售，他们正值出版荒，都愿意收受。于是我便写信到日本去，向他们说明，已约定的译本，照常收受，照常付款，金粟斋虽结束，由我负责。他们当然很满意，不过这些译稿甚为草率，实在有些拿不出手，非加以润色不可。幸而他们把原本，也随同译稿寄来，我也懂得一点日文，有什么错误之处，也可加以校正。不过我虽加修润，不附己名，仍用译者原名，不敢有掠美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