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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读书与习业

  在旧日的社会制度中,一个孩子到了十三四岁时,便要选择他前途的职业了。选择职业,大概分两大部,一曰读书,一曰习业。就普通一般人的常识,当然要看那孩子的资质如何?以为聪颖者读书,鲁钝者习业。其实也不尽然,也要看他的环境怎么样?说到环境,便非常复杂了,因此对于儿童前途的取径,也非常复杂。
  假定一家人家,有几个孩子(女孩子不在其例),那就容易支配。或者由儿童的旨趣,谁可以读书,谁可以习业,谁有志读书,谁愿意习业,决定了他们的前途。也有的人家,对于儿童,既不读书,也不习业,富家成为纨袴子弟,穷的变成流浪儿童,这样失于教养,要算是家长的过失了。
  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关于读书或习业问题,曾有过一番讨论。因为我是一个独子,既无兄弟,又无叔伯,似乎觉得郑重一点。但是我家中人,都愿意我读书,而不愿意我习业。第一个先说父亲,父亲是商业中人,他却偏偏痛恨商界。他在愤激的时候,常常痛骂那些做生意的,都是昧着良心,没一个好人。他宁可我做一个穷读书人,而不愿我做一个富商。母亲的意思很简单,她说我生性忠厚,不能与贪很的商人争胜。祖母却以为我娇养惯了,不能吃苦,习业在从前是的确很吃苦的。
  但祖母关于我们的家事,常和几家亲戚商量,那一年的新年,请饮春酒,祖母便提出我的读书与习业的问题来,加以谘询。第一个是我的舅祖吴清卿公,我们家庭间有什么重要的事,祖母必定问他。可是他主张我还是习业,不要读书。他说出他的理由来,他说:“第一、读书要有本钱,要请名师教授,而且家中要有书可读(自然,在他那个富室家里都做到了)。为什么那些绅士家中科甲蝉联,他们有了这种优点,再加以有了好子弟,当然事半功倍了。第二、读书要耐守,现他的父亲无固定职业,而又栽培不起,倒不如习一职业,三五年后,就可以获得薪水,足以赡家,父子二人,勤恳就业,也不愁这个家不兴了。我不相信商业场中,没有出胜的人。”他列举了某某人,某某人等等,的确,他所举出的人,都是苏州商界钜子,捐了一个功名,蓝顶花翎,常与官场往来,那些钱庄挡手,却都是我父亲瞧不起的人。
  可是我的尤巽甫姑丈,却不赞成此说,他说:“现在读书要有本钱,这是经验之谈,我不反对,若是绅富人家,科甲蝉联,而一个寒士,永无发迹之日,这也不对。试看吴中每一次乡会试,中式的大半都是寒士出身。再有一说,惟有寒素人家的子弟,倒肯刻苦用功,富贵人家的子弟,颇多习于骄奢淫佚,难于成器,也是有的。”姑丈也和我母亲的见解一样,说我为人忠厚,不合为商业中人。他又赞我:气度很好,沉默寡言,应是一个读书种子,至于能否自己刻苦用功,另是一个问题了。巽甫姑丈的话,大意如此,可是我听了,很有些惭愧,因为我自己知道,这几年并没有刻苦用功,我在朱先生那里,荒废的时间太多了。
  那时父亲便决定主意,不给我习业,而要我读书了。还有几件可笑的事,不无有点影响,我自从出生以后,家里常常和我算命,在苏州是流行的,连我父亲也相信此道。朋友中有许多研究星相之学的,也并非江湖术士之流,他们常抄了我的八字去推算。及至我七八岁以至十二岁时,又常常带我去相面,相金有很贵的他也不惜。但这些算命先生、相面先生,无不说得我天花乱坠,将来如何的飞黄腾达,必然是科名中人,荣宗耀祖,光大门楣,是不必说了。
  我是公历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丙子二月初二日(旧历)辰时生的。据星命学家说:这个八字很好。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还藏着一张自己的命书,是一位名家批的,其中还用红笔加了不少的圈。除了他们的术语,我看了不懂之外其余的话,都是说我将来如何发达的话,大概是说我金马玉堂,将来是翰苑中人物,出任外省大员,一枝笔可以操生杀之权,尽管他信口开河,乱说三千,却不知道他能算个人的穷通,却不能算国家的命运,科举也就废了,还说什么翰苑中人物,这无非当面奉承,博取命金而已。
  所遇的相面先生,也是如此说。那些江湖派的不必说了,有几位知识阶级,平时研究各种相书的先生们,也说我气息凝重,眉宇秀朗,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不是我自吹法螺,现在虽然老丑了,在儿童时代,我的相貌,却够得说是富丽堂皇的。我那时身体略瘦,而面部却不见得瘦,五官也算得端正的。还有一双手,没有一个相家不称赞的,为的是手背丰腴,手心红润。到了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在北京遇到了盐务署里一位陈梅生先生(这位陈先生以相术著名的,他曾相过邵飘萍与徐树铮,背后向人说,这两位将来都要“过铁”的,后来皆验。有人问他何故,他说,邵眉太浓,有煞气;徐眉倒挂,作猪形。皆非善相),他也说我手可以发财。我问:“发多少呢?”他说:“可以得百万。”我那时正在穷困,也从不作发财之梦,只有付之一笑。谁知后来竟应验了,到了民国三十七八年(一九四八——四九),通货膨胀,什么法币咧,金圆券咧,我偶然写写小说、杂文,一摇笔稿费就是百万圆,或不止百万圆呢。
  至于笔下可操生死之权,原是算命先生的盲目瞎说。然而当我最初身入新闻界的时侯,我的岳丈便极力反对,他说:“当报馆主笔(从前不称记者),就是暗中操人生死之权的,最伤阴骘。”他老先生是以善士著名的,主张一切隐恶扬善。我想:算命先生说我“笔下操生死之权”的这句也应验了吧。但是到了民国八九年的时候,有位看相的朋友说道:“不对了!现在风气改变了,须要脸黑气粗,心雄胆大,方是贵人,像你这个相貌,只配做一个文人而已。”
  我的话说野了,现在言归正传,总之我不再作习业之想了。父亲的听信算命、相面先生的话,虽属迷信,亦系从俗,而也是对于我的期望殷切。而且他还有誉儿之癖,可惜我的碌碌一生,了无建树,深负吾父的期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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