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历译书处倦游归来，我那时又失业了。为了生计问题，我不能空闲无事。幸而我以卖文所得，少有积蓄，家用又极省，虽然苏州的生活程度，渐亦提高，非比往年，但每月有十元左右，亦足支持。我偶然译写一部书，得百余元，足供数月之用，亦颇优游。那时苏州兴学的风气已开，但私塾还是未灭，且有人劝我设帐授徒的，我再作教书先生吗？无论如何，这只冷板凳坐不住了。
东来书庄那时已成暮气了，自从我到南京去后，我们励学会的诸同人，除了戴梦鹤故世外，大半亦都离开了苏州，如汪棣卿、李叔夏、马仰禹，都去了日本，有的学法政，有的学师范。祝伯荫到上海，到了大清银行为行员，后改为中国银行后，他一直在那里。
因此东来书庄无人管理，不知那一位股东，介绍一位经理先生来，是位镇江人，我已忘其姓，以前在钱业中做过事，对于书业，完全是外行了。
有人来问他：上海新出版的什么书有吗？他也不说有，也不说没有，只是昂起头想。想了半天，再去翻书，实在他不知道这书到底有没有，因为当时不流行把新出版的书，摆在外面，须在书架上去寻。顾客看到他这种态度，早已等不及拔脚跑了。东来书庄资本小，不能多添书，别的书坊，也渐渐带卖新书了。加以观前街渐趋热闹，房东又说要加租，因此感觉到入不敷出，而同人的兴趣也已阑珊了。我们于是加以商议，就此关门大吉，便把这个书店结束了。
关于苏州兴学的事，好像全是地方上几位开明的绅士发起的。那时候，清廷还没有明令要教各省开学堂咧，各省自行发动，地方官也不瞅不睬。苏州本来私塾最多，读书人靠此为生，现在要把那些私塾废止，改成小学堂，第一就是没有师资，不要说那些冬烘先生无所适从，便是那班翰林进士出身的大绅士，对之亦觉茫然。于是地方上便派一班青年而有才气的人，到日本去学习师范，回来可以当小学教师，这一班人大约有十余位，面我友汪棣卿、李叔良皆在其列。
许多中国青年都涌动日本来，日本便大搞其投机事业，以速成为诱饵。于是有速成法政学校，速成师范学校等组织。这个速成师范学校，只要一年便可以毕业，给了你一张文凭，回国便可以当教师，皇然以受过师范教育自命了。这个速成师范，正是但求速成，不管你所学程度如何，一概与你毕业，可谓一榜尽赐及第。还有些人到日本去的，对于日文日捂，却是茫然，日本人更加迁就，雇用了翻译人员，老师一面讲解，翻译人员就站在傍边解说，真是教育界一种怪现象。不过我们苏州派出去的青年，至少于日文都有一些根柢，若李叔良等则日语也勉强可说。
小学既兴，私塾渐废，可是这辈一向敬惯私塾的先生们如何处理呢？苏州当时是个省城，地方绅士颇有势力，好在官厅也不来管你这本帐，因此他们便设立几个“师范传习所”。就是请那几位从日本学习师范回国的青年来教那些私塾先生。
这个设计是不差的，一则，私塾既废，这些私塾先生饭碗都要打破，不能不予以改造；二则，小学既兴，还需要不少师资，改造以后，便可以把向来教私塾者转而教小学了。
可是这“师范传习所”成立以后，便闹了不少笑话，原来有许多私塾先生，都是高年，甚而苍髯白发，年龄在花甲以外，向来以教书为生，私塾既废，绝了他的生路，不能不来学习。在日本学习师范回来的青年，都不过二十岁左右。有的论起辈份来，还是他们的尊长，甚至长两辈，长两辈要唤他为公公的。还有一位青年，看了一张传习所报名的单子，摇头道：“我不能教！”问其所以，他说：“里面有一位，教过我书的老师，我甚顽劣，他打过我手心，而今却来教他，太难堪了。”主事者无法，只好把这位老先生调到别一传习所里去。其他，属于姻亲中的尊长，世谊中的父执，也就妈妈虎虎了。
他们从日本学习回来的，说是教师上堂，学生必起立，但私塾里是没有这规矩的。现在觉得这传习所里，要教这许多老先生对于青年们起立致敬，也不相宜。而且有的起立，有的不起立，参差不齐，也不雅观。因此议定了不必起立。还有上课以前，要先点名，这个点名，有人主张不废止，因为可以借此查出他列席不列席，又可以借此认识他。也有人以为对于这些尊长的老先生，直呼其名，殊不合于中国的礼教。后经吴讷士先生（湖帆的父亲）调停，每一人姓名下，加“先生”两字，点名时呼“某某某先生”就可解决。这议案也就通过了。
最妙的这班学员先生（因那些老先生，未便称之为学生，改称之为学员），向来常不释手的小茶壶以及水烟袋，也都带到了课堂里来。当他们听讲听到高兴时候，便点头播脑的说道：“这倒对的！”喝了一口茶，润润喉咙。或者听到得意的时候，说道：“这个我赞成！”傍顾他的学友道：“诸君以为如何？”于是划了火柴，呼噜呼噜地吸起水烟来。我没有到传习所里去学习，这些情形，都是我的谱弟李叔良讲给我听的。我说：“怎么许他们带那些小茶壶、水烟袋到课堂里来呢？”他说：“要他们以为对，可以赞成，也就不容易了，不然，给他们引经据典反驳起来了。”
苏州向来是读书人多，私塾既废，小学便兴起来了。这些小学，要分几类。一类是由家族创立的，苏州有许多大家族，历代簪缨不绝，族中的子弟很多，他们本来也有什么义庄、义学之类，储有一笔公款的，于是就把公款分出来办学堂了。这个制度，不独苏州为然，全国都有，我们读“红楼梦”，贾宝玉进的家塾，也便是这一种。于是苏州便有了彭氏小学堂、潘氏小学堂、吴氏小学堂、汪氏小学堂，以及各个皆冠以姓氏的家族小学堂，这种小学堂，除了本族之外，亲戚邻里间的子弟，也招之入学。一类是由同业中发起的，苏州有许多大商业，如钱业、金业、绸缎业等等，每一商业，都有他们的集团，便是他们称之为公所的。每一商业，也都要招收学徒，而这些学徒，本来是从私塾中来的，现在私塾既废，各业自设学堂，教以各业基本上的学识，不是更为合适吗？因此某业小学堂，亦分门别类，亦兴起来了。还有，苏州地方，向有各种善堂，每一善堂便有一个义学，这些义学，真是不堪承教，凑集街头流浪儿童，教之识字，真是“天地玄黄喊一年”，现在也想改良、扩充，成为公立小学堂。所以苏州的小学堂，也便风起云涌了。
虽然如此，但是那些绅富人家的子弟，还是不大愿意送到小学堂去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科举真的要废止吗？苏州好像是个科举发祥地，他们对此尚有余恋，洋学堂即使发展，总非正途出身。二则那些绅富家的子弟，都是娇养惯生的，以为那些小学堂中的学生，总是良莠不齐，不如请一位先生在家里教读，觉得放心，尤其是太太们的意见，都是如此。所以虽然小学堂风起云涌，而那些大户人家，延请西席先生，还是很多。
那个时候，我既没有到什么师范传习所去学习，也无意于去当小学堂教师，我想这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玩意儿，我根本就不愿意作教书生涯。然而在此期间，我终究还是教了半年多的书，自我矛盾，可谓已极。这时我的舅祖吴清卿公已故世了，伊耕表叔是早已故世了，砚农表叔为了他的令郎，我的寿祉表弟与子深表弟，请不到先生，要我给他们代舘半年。我在情谊上是义不容辞的，因为在儿童时候。伊耕表叔曾经教过我书的，我正赋闲无事，这怎能推却呢？
我只得应承了，说我赋闲无事，其实我那时也忙得很，这种忙，正是俗话所说的“无事忙”。我和砚农表叔声明：我在南京、上海几年以来，心已野了，不适宜于静坐教书，请表叔赶紧访求明师。我和两位表弟，不要有什么师弟型式，我只是一个伴读而已。砚叔也答应我。但是这半年来，我觉得很苦闷，他们还是墨守旧法，从四书五经读起。这两位表弟，年龄尚小，还未开笔作文。寿祉人颇忠厚，子深却聪明而顽皮（现在他已为名医师而名画师了），我没有师道尊严，他们也不怕我。这半年来，坦白说来，两俱无益，尤其我的脚头散，朋友多，无论风雨寒暑，每天要出去，已经成为习惯了。
世事是推陈出新，交友之道亦然，我在苏州，又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其中一部份，是新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如上文所说，以学习师范、法政的最多。学习师范的正预备在故乡作师资，学习法政的如周祖培、杨廷栋（号翼之）等诸君，他们都是日本早稻田派的学生，回国来也思有所发展了。上海是开风气之先的，而苏州是个江苏省城，距离上海还近，也是得了上海风气之先，有许多号称新学者也崛起了。于是我又认识了不少以前没有认识的新朋友了。
苏州向来吃茶之风甚盛，因此城厢内外，茶馆开的极多。有早茶，有晚茶。所谓早茶者，早晨一起身，便向茶馆里走，有的甚于洗脸、吃点心，都在茶馆里，吃完茶始去上工，这些大概都是低一级的人。高一级的人，则都吃晚茶，夕阳在山，晚风微拂，约一二友人作茶叙，淡今道古，亦足以畅叙幽情。到那种茶馆去吃茶的人，向来不搭什么架子，以我所见的如叶鞠裳，王胜之等诸前辈，也常常在那里作茗战哩。
观前街为茶馆集中之地，因为它是在苏城的中心点，以前有一家唤做玉楼春，后来又改名为云露阁，算是最出名的。里面有一个楼，名曰逍遥楼，四壁都是书画，还陈列着许多古玩，一切椅桌器具，都极考究，那是士大夫们在此吃茶的地方。近来最著名的便是吴苑了，吴苑那时是新建设的，地址颇大，茶客亦杂，好在各种茶客，自能分类*。里面有一处，唤作四面厅。（按，那是四面都是廻廊的，苏州建筑家以及园林，每多喜此。）
吴苑四面厅里的茶博土，对于我们一班茶客，个个都叫得出姓名，某少爷、某先生。罗罗清楚。连你们的家世也都明白。有几位写意朋友，还有自己的茶壶，手巾存放在那里的，这要算是特客了，这种茶馆里，点心及小吃，都是极丰富的。吴苑门前有一个饼摊，生煎馒头与蟹壳黄（饼名）也是著名的，此外你要吃什么特别点心，邻近都是食肆，价廉物美，一呼即至。至于小吃，那些提篮携筐的小贩们，真是川流不息。至于卖报者，吴苑有两人，享有专利权：卖报的也是租看的，出制钱一二文，足以使你一览无余。
写到此，我又想起了“吴苑三痴子”的故事。三痴子者，都是吴苑四面厅的老茶客。为什么奉他们以痴子的名号？因为苏州人都以温良风雅为贵，遇有性质特别，有异于众的人，辄呼之为痴子。这也不独是苏州为然，如我前文所说的，当时呼章太炎为章疯子，蒯礼卿为蒯疯子。别地方的疯子，亦即苏州人所称的痴子，实则借用一句古典话，所云“臣叔不痴”也。我且述三痴子如下：
第一先说冯痴子。冯君号守之，他是一个田主人家帐房，这一种职业，苏州人称为“知数业”，其名称当有来历。冯自言只读过三年书，而好谈时政，他的政治知识，全是从报纸上得来的。他一到吴苑，便是谩骂，骂政府、骂官僚、骂绅士，无所不用其骂，四面厅上，好像只听得他的声音，别人也无从与之辩解。但即使别人不理会他，他也一人喃喃地骂，因此人呼他为冯痴子。后来，他认识了几个日本人，经营日本股票，颇有所获。再后来，便住居日本去了，在商业上发了一点小财。我那一次到日本去的时候，坚欲留我在其家盘桓几天，他说：“我家有床有帐，有桌有椅，完全是苏州派，不必席地坐卧也。”我以在国内有职业，辞谢之。
第二是朱痴子，号粱任，是一位深思好学的人。他的父亲是位文秀才而武举人，得一个武职，未就任，家颇小康。但梁任从未考试过，他排满最烈，剪辫子最早，剪辫而仍戴一瓜皮小帽，露其鸭尾巴于背后；身上长袍，御一马甲，拖一双皮鞋，怪形怪状，因此人呼为朱痴子。他最佩服章太炎，当太炎因苏报案被囚时，他每至上海，必到提篮桥监狱一访太炎。他有口吃病，期期艾艾不能畅言，而性颇卞急，他也是吴苑的常茶客，却是来去匆匆，坐不暖席。后来闻他以陪某几位名士，至甪直镇观唐塑，他携其儿子，另雇一小船同往，途经一湖，忽遇风浪，船覆于水，他们不识水性，父子同死。那时我不在苏州，未识其详。关于朱梁任事，我下文再有多次述及。
第三是张痴子，名一澧，号沅圃，他是张仲仁的族弟，这位先生也有些特别，他是一位评论家，在吴苑中人人识之。向例茶馆中泡一壶茶有两茶杯，意示—壶可以供两人饮也。但张君自己并不泡茶，好与友人共一壶，时人称之为共和先生，因“壶”与“和”同音故。张君又曾写一小说曰“老骚”，乃记述杨崇伊（杨云史之父，时寄居在苏州）与吴子和（吴郁生之弟）在苏争夺一妾事，话多嘲谑。后来张一鹏（号云搏）主持上海的时事新报，继孟心史（名森，号莼孙）之后，朱粱任、张沅圃均为编辑，一日两痴为一小问题，几至大打出手。时报与时事新报望衡对宇，两人均来赴诉于我，我笑谓：“你们两人，各打板子一百，此小事不足争论，我请客，分饷大菜一餐，复为朋友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