曩岁，鲁籍工人每年至关外劳力谋生，春去冬回者，无虑百万，张宗昌即其一也。张山东掖县人，仪容伟岸，世称为“长腿将军”。蛰伏故乡时，贫无以为生，乃随伴北走吉林，入矿窟为小工，以力雄胆大为众所拥，俨然头目矣。终以地穴生活阴翳不见天日，郁郁不得志，旋弃业从戎，随郑汝成至沪，转辗而入冯国璋部下。
民国六年，积功至师长，奉命征湘。醴陵老关之役，师徒挠败，仅以身免，废然北返，以索欠饷为由，结识盐务署长潘复。潘怜其落魄，假公济私。潘固豪于赌，张有同嗜，得钱辄随潘入局，一掷千金无吝色，潘益引为同调。
时潘攀附张作霖，得间为之一言，奉张与语大悦，畀以军职。二次直奉乏役，两军相持于九门口一带，张率骑兵一旅间道趋滦州，先奉军入关。无何，冯玉祥倒戈，直军败，张部进唐山，京津震动。
事定，以功酬鲁督，潘又引以自重矣。张为人昏庸暴戾，集腐恶之大成，而侠骨豪情，迥逾恒泛。匪酋、军贩有所求，立畀显秩；文士之摇尾者，亦各以闲曹相延礼，不令觖望。偶作狭邪游，勾栏中人稍当其意，遽为脱籍，然过眼辄忘。胸无城府，时人谥以三不知：一不知军额多寡，二不知姬妾若干，三不知顾问、咨议、聘委之总数。
此诚民国历史中寥寥可数之浑蛋也。因军额无定，饷糈恒无所出，除其直属部队外，余皆按期摊派。兵士有衣不蔽体者，则以打劫为生。张知之，未便施督责。受委军、师长鉴于统兵为无上之投机事业也，只图军额之扩张，不计战斗之强弱，以故遍地皆兵，即遍地皆匪。鲁人慑伏威棱之下，敢怒而不敢言焉。
孙传芳之勃兴也，长驱入苏浙，苏督杨宇霆北遁。张赴援挫败，引为奇耻，誓有以报之。孙一战胜奉，自视甚高，疑国中无足当之者。既与奉军为敌，对于吴佩孚与革命军之战，亦作壁上观，欲收渔人之利。顾革军势方盛，英雄一世之孚威将军颓然不可自振，革命势力遂由湘鄂展足赣江。
时孙号为五省联帅，赣在其列，闻警大怖，捐弃宿仇，只身走京津，俯首下心，约奉军为助。
乃说张作霖曰：“薰莸异器，泾渭分流，吾麦食者与麦食者谋，讵甘食米者之凌辱耶？”
其词甚巧，奉张顿改容谢。盖麦食喻北人，食米喻南人，以南北之见挑奉张，宜奉张之入彀也。奉张固与中山先生有旧，虎踞北京称大元帅时，仍不无与国民党合作之意，至是始决意甘为孤注。
然张宗昌未释旧怨，思有以尼之。奉张为之杯酒联欢，令孙赴赣督师，鲁军南下为援。论者谓黄雀在后，孙氏无论成败，均趋绝路。果也，鲁军抵苏，俨以战胜国自居，兽行既彰，民怨斯集。孙联师自作聪明，而从兹土崩鱼烂，追步吴大帅后尘矣。
先是，杨度以总参议名义入张幕中，张恒以汉高自况，戏呼杨为子房。杨笑曰：“汉高能役功人，公仅役功狗耳。我固不足以当子房，公亦非汉高可比。”
张曰：“然则公亦功狗耶？”
相与拊掌大笑。杨自君宪运动失败，壮志已消，以与民党有旧，时通信使。中山在世时，以私谊嘱其局外为助，故民党之在北方者，与之过从颇密。北伐前，丁维汾、柏文蔚、易培基、李石曾等北上，侦察时局，居东交民巷。易与杨有乡谊，知其见重于张也，嘱往游说，杨然之，乃赴鲁进言曰：“奉军强弩之末，必败，南军势方盛，不可与敌。识时务者为俊杰，公宜早为之计，成败利钝，转念间事耳。”
张大悦。越数日，遣参谋长金某为使，谕之曰：“汝与南人约，吾欲得江南，逐走孙传芳，以雪吾耻，他非所计也。”
议甫定，张学良骤至（事前并未电告），询张曰：“闻兄欲为国民党，不识有诸？”
张愕然曰：“有之。然吾弟何由知悉？此晰子所以教我也。”
学良默然。张为人亢爽，胸中蕴秘，不禁脱口而出。学良知其易与，乃从容曰：“与国民党合作，吾等筹之久矣。家父与中山先生有旧，吾人应一致行动。若兵未渡河而自相割裂，人必轻我。且家父为吾团体领袖，尤应由家父出面，庶符体制也。”
张唯唯。时湘人薛大可在座，学良目之曰：“烦君寄语晰子，彼如饶舌，吾将索其头颅。”
杨闻之，骇然北返，盖杨不独畏祸，尤以竖子不足谋也。无何，孙军败，革命军以风卷残云之势挥戈北指，张屡战不利，遁居东瀛，仰天叹曰：“吾悔不用晰子之谋也。”
怅惋之余，慕恋益切，命吴某返国迎杨东渡，就商大计。时杨已居上海，从杜月笙游，婉函谢之。
张挥金如土，嗜赌如命，一掷数万金无吝色。湘人薛子奇（即大可），主持《黄报》事，其人亦豪于赌，明日断炊，今宵必罄所有乃已。张大奇之。薛屡以津助《黄报》为请，有所得，辄携赴赌局，一夕而尽。次日，往乞如故，习以为常。某日，张挟公债三十万予薛曰：“吾作一次之赠与，免君朝朝过我矣。”
时市面债价尚有七八折，薛顿富，纵赌益力，不期年，挥霍净尽，《黄报》风雨飘摇如故也。时人谓为“两奇”，盖自有津贴以来，未有若张之豪放者；自有办报以来，亦未有若薛之善用津贴者。
山东某大学推张为校长，张往致训词曰：“咱张宗昌识不了几个大字。×你姊，今天轮到咱当校长了。没有多的话，人家欺负咱们的学生，就是欺负咱的子弟，咱要×他妈，还不答应他！”
此又自有训词以来所未有也。
张在鲁一年，敛财二百万，微时旧侣无不遂意，而死去之日竟无余蓄，人以为疏财仗义，而不知所疏者三千万鲁人之财，宁有足取？！
北平新闻界死于军阀之手者，有邵飘萍、林白水二人，相距才百日耳，某报为之标题曰“萍水相逢百日间”。林初隶民党，袁氏柄政，辟为参政，曾一度摄篆闽省。安福系势盛时，创《公言报》，聘主笔政。旋林自组《社会日报》。徐世昌为总统，依违直、奉间。战将作，林为诗以刺之曰：“兵锋已及长辛店，祸水终弥水竹村。”
二语传为妖谶，盖徐饮酒赋诗，恒以“水竹村人”自署也。无何，直军胜，徐被放走津，《社会报》以敢言重于时，不胫而走。然林不事家人生产，好蓄古董，恒断炊，乃踵权要之门丐其津助，解曩愈多者往返愈频；稍未遂意，即反唇丑诋，权贵患之。直奉再战后，总揆潘复亦林之旧主顾也。某日，潘正遭拂逆，林适至，拒之，忿然去。
翌日，报端著论诋之，略谓：“鲁督张宗昌入都，潘侍之不跬步离，如肾囊之于睾丸，则潘复可呼为‘肾囊总理’。”
张阅之怒，拍案曰：“吾必杀之。”
命宪兵司令王琦派兵掩捕，不待鞫讯，立予枪决。薛大可闻之，坌息而至，谏曰：“公勋业日隆，奈何杀文士？”
张不顾而唾，薛为之长跽不起。张感其义，乃曰：“吾深恶其人。虑有人为之缓颊也，命立置重典，恐已无及，奈何？”
即跺脚呼侍弁，速以所乘汽车载薛先生往宪兵司令部，且亲电王琦曰：“林白水已捕得未？吾巳赦之矣。”
然弹丸飞去，不可复回，林君已返魂无术。军阀之藐法乱纪，举棋不定，有如是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