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晦闻藏米帖八种，有海宁蒋氏《重刻群玉帖》中第八卷下册及《白云居》米帖，余借观之。《群玉帖》第九册云：“学书贵弄翰，谓把笔轻，自然手心虚，振迅，天真出于意外。所以古人书各各不同，若一一相似，则奴书也。其次要得笔，谓骨、筋、皮、肉、脂、泽、风、神皆全，犹如一佳士也。”
余谓运指则把笔自轻手心亦虚，亦无不振迅矣。余作书即患太迅，亦以运指故，不得停留也。运指故天真每出于意外，而欲不异人不可得矣。帖又云：“笔笔不同，三字三画异，故作异；重轻不同，出于天真，自然异。”
此亦从运指即可得之也。帖又云：“书非使毫行墨而已，其浑在天成如莼丝也。”
余谓常人作书，无非使毫而已。米所谓骨、筋、皮、肉、脂、泽、风、神，自无一而具，彼虽用墨，不过具点画耳。故使毫行墨，于墨以见骨、筋、皮、肉、脂、泽、风、神而非见其点画而已也。帖又云：“得则虽细如髭发亦圆，不得虽粗如椽亦褊，此虽心得，亦可学入，学之理可先写壁，作字必悬手，锋抵壁，久之必自得趣也。”
余按：唐以前盖尚无如今之桌椅，席地而坐，铺纸几，其作书也，无不悬手，故不但仰可题壁，亦俯可题襟，使笔如使马，衔辔在手，控纵自如，平原则一驰百里，崩崖则小勒即止。今有桌椅，故作书者作方寸内字，几无不以腕抵桌，而笔皆死矣。甚者即方寸外字亦复不悬手，彼因不知所谓书道，亦何足怪。故今欲学书，写壁实为无上善法，苟能书壁，则桌上作书，悬手绝无难矣。盖写壁较桌上写，难不啻以倍也。在壁有尽，或竟无可书之壁，岂遂不可学书耶，可张纸于壁书之。然壁实而纸浮，书之更难，久学亦无难也。至于桌上作书，即方寸内字亦须直躬而坐，悬手使笔，大氐初试竟不能下一笔，习久而以俯身以腕抵桌为不便矣。伏庐昔有《一雅集》，余尝与焉，余作书即写扇面亦如是也。邵伯纟先生则以手抵桌，挥洒自便，然其书无论真行及草，一纸始终无一奇怪之笔，惟以形式不取整齐，笔致不尚光刂为尽美耳。有以小字亦以悬手为问者，彼答不必然也。余谓唐人写经，验其笔法，是悬腕作者，或以语吴雷川丈，雷丈云：“悬腕如何能写得？”
余又尝为高鱼占书扇，鱼占誉之。陈叔通师丈欲明余作书之苦，告以此亦悬腕肘所为，鱼占曰：“如此者我竟不能下笔。”
吴丈不以书名，而伯纟、鱼占皆负誉者也，其实今之书者，十九皆若二君也。人因谓观者一样称誉，亦何必然。噫，为得世欲之誉，诚不必然，以艺术言之，岂可不自尽耶。帖又云：“余初学颜，六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之最久，又慕□季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全绎‘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弃钟方而师宜官，《刘宽碑》是也。篆使爱咀楚石鼓文，又悟竹简以竹笔行漆，而鼎铭妙古考焉，其书壁以沈传师为主，小字大不取也，大不取也（此四字疑为衍文——编者）。”
此老示人以其学书甘苦，并其经历，字字是艺坛金鉴也。今之教学书者，或先从赵、董入手，梁闻山云：“子昂书俗，香光书弱。”
然则此乃取法乎下矣。入手处差，以后欲脱牢笼亦不易矣。或教先从颜、柳入手，此则取法乎中者也。近世稍称能书者，无不习颜入手，然所作类似墨猪，上则如田舍汉，且以此骄人，谓鲁公亦不过得此评耳，然鲁公《傺侄文》、《争坐位》，何尝尽如此，只有一副本领耶。柳书米老取其紧结是也，然筋不藏肉，与道因圭峰同有寒乞相，岂可学耶。或教先学欧阳信本、褚登善，似得之矣。然欧、褚皆亲见晋人真迹，得其笔法，而后之习欧、褚者，无非从翻本或劣榻《九成宫》、《圣教序》等临摹，得其形似，便以为尽能事，直使欧、褚发噱于地下耳。又或先学《张猛龙》、《郑道昭》，可谓取法乎上矣，然不得笔法，则与学欧、褚者同其所得。近世吾浙有赵叔、陶心云，皆能书魏碑，然叔尚知笔法，所作尚活，心云全是死笔。余以为学晋唐书不易藏拙，写魏碑最可欺人，欲以藏拙欺人，任习一二种魏碑，便无不可，否则未得窥其法门，总不可遽语高深。或教先从魏晋入手，或先习篆隶，此法陈义过高者也。
昔吾乡谭复堂先生教子弟，辄先以《史通》、《文史通义》，其子亦能信口而道，实乃一无所有，能述庭训耳。学书而先篆隶，亦犹是矣。且余以为今通以汉之八分为隶书，其于真书尚为高曾矩，若篆书实为祧祖矣。或以为篆书欲得其圆劲，学隶书欲得其方劲，其实得使笔之法，方圆自然而致也。学隶书于结构间架犹可取法，篆书则石鼓、秦公敦小具格律，其他布置随情，当时书者，本非秘阁通才，艺林供奉，率尔下笔，但循规矩，犹之魏碑竟有类匠人所作者。
昔余友张孟劬赠余唐高宗“辛未伊州塑匠马报远书天请问经”，审其笔法，与六朝名书实无区别，特艺不精，不足登于书林耳。然则在昔流俗作书，犹有渊源，如今文人学士，不晓书道，继习禹碑，亦复何裨。故余以为今欲学书，先受书法，次作临摹，临摹首求真迹，真迹难得，则今之照相本善影本其次也。然真迹之出钩摹者，亦犹可观，以其虽出钩摹，犹循真迹笔法也，然亦惟唐人钩摹者可观耳。若钩摹本之照相本影本，便存匡廓，无笔法可得矣。至于石刻本已不啻影本，苟非善刻，又非善拓，不如不习，不习犹保其璞，田地干净，下种便易，且得良好收获也。临摹之道，则李日华《紫桃轩杂缀》一云：“学书妙在神摹，神摹之法，将古人真迹置案间，起行绕案，反覆远近不一观之，必已得其挥运用意处，若旁立而视其下笔者。然后以锐师进之，即未授首，亦直迫城下矣。”
此说可取。余小时读书杭州宗文义塾，一夜有同学之年皆逾冠者，相聚斗书，同作一“九”字，而余竟得最胜，以余尝得遗箧中一《九成宫》照相本临摹熟习也。后学一赵书某碑，亦临摹能得其似，然彼时对本笔笔照摹，无异初学书时影写朱字帖也。其后薄书不学，及复喜书，遂不事临摹而爱观名迹，然不知作书有笔法也。从余直观觉如何是美者，便印入脑际，下笔时意想得之，亦复往来笔下。既明书道，则无闲暇可以从容临摹，又即临摹，不及半纸，即生厌倦，故仍循余故习。随时熟观，然偶一临摹，虽不终纸，而神气奕奕，点画不必全似，而远远相对，居然便是某书，正与李言若合符契也。
缘是之故，余书亦不入某家牢笼，出入自由，今虽无成，不敢自菲，假我以年，阔步晋唐，或有望耳。又帖云：“书字须要骨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帖乃秀润，在布置稳，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变态贵形不贵苦，苦生怒，怒生怪，贵形不贵作。作入画，画入俗，皆是病也。”
余按：颜鲁公肉胜（亦惟《家庙碑》等），宋徽宗筋胜，虽各有其美，而不可复学。筋肉停匀，二王之后，墨迹可观者，虞永兴、褚河南可为准绳者也。米言布置，极须神会，并非如宋板书籍中字，以四平八稳为得布置之宜也。每一字中，分间布白，极意经营，正如绘事，丈山尺树，寸马分人，山腰云塞，石壁泉填，楼台树遮，道路人行，总使吾笔下后，悠然无间，人目所至，恰当其心，斯乃谓稳，亦不俗矣。笔虽若崩崖绝壑，而不使人碍目，则险而不怪也。米所谓“贵形不贵苦”者，形字亦须神会，乃谓自然成形，由笔法使然，蔡中郎所谓“奇怪生焉”者，非刻意为之也。刻意为之，斯谓之苦，苦自生怒，怒自生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