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先生余杭人，而幼居杭州里横河桥南河岸，税王梦楼之孙小铁家寓焉。其幼病羊痫，故不能应试。长亦独慧于读书，其于人事世故，实未尝悉也，出门即不能自归。其食则虽海陆方丈，下箸唯在目前一二器而已。清末光绪二十八九年间，俄法皆有事于我，上海爱国之士日聚张园，召号民众，以谋救止，太炎与蔡孑民、吴稚晖无会不与。稚晖演说，辄如演剧者东奔西走，为诸异状。而太炎则登台不自后循阶拾级而上，辄欲由前攀援而升，及演说不过数语，即曰：“必须革命，不可不革命，不可不革命。”
言毕而下矣。太炎时已断发，而仍旧装。夏季，裸上体而御浅绿纱半接衫，其裤带乃以两根缚腿带接而为之，缚带不得紧，乃时时以手提其裤，若恐堕然。是时，上海所谓大报者，《自申报》、《新闻报》外，有《中外日报》、《苏报》。《中外日报》颇能靳骖申、新两报，不胫而走。至俄法事起，《苏报》社论时有激昂慷慨，言人所不敢言者。隐然为革命之言论机关也。一日，张园之会，演说者循例不过声名弈著之数子耳，乃忽有镇江钱宝仁者跃而登台，演说之时，创言主战，自鸣当毁家抒难，身有徒属可召而集者数千人。是日为法侵龙州事也，坐中多两广人，钱操方语，两广人多半不悉所言，见人多拍手，则有要求译为粤语者，马君武自告奋勇述焉。于是钱名大噪。
《苏报》主人陈梦坡即访钱而延之寓，便策进行，余于次晚亦造焉。钱所述如昨，并树三指，以示其徒属可召而集者三千人。余察其言夸，而举动殊鄙，归与汤尔和语，其人不可信，尔和然之，然诸公群焉信之。梦坡之女曰撷芬者，尤佩敬之。既而《苏报》载太炎答《新闻报》记者一文，中有“载┟小丑”云云，清廷令苏松太道讼之公廨，于是太炎与宝仁及著《革命军》之邹威丹容并系狱。然钱卒先得脱，以系基督徒，而实乃妄人也。威丹瘐死于狱，太炎则于狱中事缝纫焉。是时，上海有所谓“野鸡大王”者，服西装而束发于顶，蓄三绺须，貌甚奇。其夫人亦豁达，非寻常闺阁中人，一时名士皆友之。时余与王小宋同一宅住，其人时来访小宋，余因识焉，遂时造其家。其人实阴怀革命之志，而鬻书于青莲阁、四海升平楼等品茗之所，亦皆三等妓女之所聚，故拥“野鸡大王”之号，其人为谁，徐敬吾也。其所鬻书，杂《革命军》等于其中，盖以是传播革命思想也。张园之会，敬吾亦必与焉。
《太炎文录续编》有《救学弊论》，多根据过实之传闻。盖所失固有，而迹其大较，则晚近学术界颇能张皇幽眇，其人固多出于学校，不可诬也。又谓元、魏、金、清习于汉化，以致覆亡之后不能复兴，以戒今人慕习远西文物为可虑。信如此说，则当极诸蓁忄丕，不必从事文明矣。余昔固与太炎共鸣于《国粹学报》，彼时乃以挤覆满洲政权为职志。以民族主义之立场，发扬国粹，警觉少年，引入革命途径，固不谓经国致治永永可由于是矣。且所谓保存国粹者，非言事事率由旧章也。而论治则以人群福利为本，以共达大同为极。岂可久滞种种区分，若种若国若贵若富而不悬一共达之鹄！夫使人尽得所，生活无歉，必不为人所亡。不然，徒守茹毛饮血之俗，则太古之族存者几何！
太炎不能书而论碑版法帖，盖欲示无所不知之博耳。然所论书丹，自谓前人所未说，亦不诬也。又谓意者古人悉能题壁，题壁有力故书丹自易，此见亦佳。韦仲将题榜，身悬百尺之上，可见当时门阙扁额，皆重墨迹，且悬之而后书也，则书丹亦犹此矣。今人不独不善题壁，亦不善题襟，余尝悬纸于壁而书之，竟失平日书体，以此知米颠书从此入，大是良法。
太炎为袁世凯幽居于北京钱粮胡同时，以作书自遣。日有大书，尝书“速死”二篆，大可尺五六，悬之屏风，遂趣其长女以自缢。然此二篆颇有二李、二徐之笔意，计当不存矣。
《太炎文录续编》有《吴彦复先生墓表》，信史也。有《黄晦闻墓志》，亦信而少简，于晦闻之介无称焉。太炎之初被幽于龙泉寺也，晦闻亦有书致李仲轩，盖与余约共救之也。
从夏瞿禅假得章太炎《自定年谱》读之，其记三十一岁避钩党南渡，至台湾，谓为日本人所招。然彼时清廷实有命逮太炎，黄仲丈得讯以告孙颂容丈，容丈告其从妹夫宋平子先生。宋先生以告余师陈介石先生。师与宋先生皆太炎友也，即促太炎避地，乃应日本人之招耳。其四十四岁在东京时，余游日本，即往访之。太炎与其长女、女夫龚未生局趣东京乡间一小屋中，与余谈历数时，留余饭，犹不忍别。其饭配仅大蒜煎豆腐一味也。余劝其归，愿为疏通于浙之当道。太炎亦望归，时浙以秋霖灾遍全省，浙东数不靖，而太炎故乡余杭县亦有事，惧反为太炎累，未言，而武昌军兴矣。太炎亦以十一月归上海，寓爱俪园，余日趋与划策，会章笛秋为江苏都督府总务厅长，秘书长则应季中丈也。与余谋，欲治一日报，为革命鼓吹，延太炎为社长，即《大共和日报》是也。
余旋就浙江都督府秘书，而此报遂由太炎而为其所主持之政党机关报焉。其四十七岁所记为“袁世凯幽锢”一节，称陆建章慕爱先达，相遇有礼，可谓君子可欺以其方矣。建章所杀革命党岂胜指数，乃慕爱太炎耶？建章鹰犬也，受世凯旨，世凯不敢加害于太炎，畏人以此为口实，而又知太炎书生易与，故令建章阳为慕爱而阴实幽锢。其在龙泉寺绝食，余与黄晦闻各致书李仲轩，请其为言于世凯，释太炎之锢，仲轩不敢言也。其由龙泉寺移钱粮胡同也，先住本司胡同一医家，医即建章之属也。及居钱粮胡同，一切皆由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遣人为之经理，司门以至司庖，皆警厅之侦吏。太炎惧为所毒，食必以银碗银箸银匕，盖据《洗冤录》，谓银可验毒也。其宾客往来者皆必得警厅之许然后得见，其弟子中唯朱逖先可出入无阻。余初往亦不得入，其后乃自如。盖侦吏知余与太炎所言不及时事也。其后太炎复以郁居绝食，逖先私袖饼饵以进。太炎斥之，掷其物。比为余知，已第三日矣。
余晨八时抵其寓，太炎卧重衾中，唯吸水及纸烟。时方隆冬，所寓屋高且大，不置火，以太炎谓世凯有阴谋，或以煤毒致其死也。余自朝迄更起，被大衣不敢卸，不得食，规以义，劝以情，初则百方不能动之。其拒余也，则引《吕览养生》之言“迫生不若死”。经余委宛譬谕，旁晚乃涉理学家言，少得间矣。及更起，余见其情可食矣，乃谓之曰：“余来一日矣，未有食也，今欲食，先生陪我，可乎？”
太炎始诺。余乃自令其司庖者煮鸡卵两碗来。庖者以进，余即以一碗进太炎，而余不食，知其饿，可再进也，果然。及其食毕，乃辞出。其司庖与司门者，皆肃立以谢余。自此余出入益自如而得间告以消息。会马通伯欲以其所著《毛诗》故，得太炎之审正，余乃引通伯以交太炎。通伯故炳湘乡人，又称耆宿，而时为参政，为言于炳湘，监视得少宽。而余与太炎因谋倾袁事，余以明年即为洪宪元年，故辞北京大学教授事，将南归。时有总统顾问廖容者，故余门人，曾率兵惠州，王和顺部也。容时时以读书来受益，余因嘱其归，纠旧部以讨逆。容受命，而余先行，与太炎别，太炎泫然，平生末见其若此也。
自此以后，政海澜翻。太炎游说西南，不暇宁居；而余舌耕养亲，久居故都，与太炎仅二面耳。一为九年，余为外姑之丧南归，道经上海，访之于也是庐，高朋满座，皆纵横捭阖之俦也，余起居之即别。二为廿一年，太炎至北平，余一日清晨访之，以为可以叙旧语。乃太炎未起，起而盥洗事已，方相坐无多语，而吴子玉以车来速，余素不乐太炎与闻政事，盖太炎讲学则可，与政则不可，其才不适此也。徒能运书卷于口舌之间，观此所载，几若洞照无遗，亮猛复出，而其实每违于事势，然四方当局皆重其名而馆之，亦实非能尽用其言也。故观其与子玉亦若沆瀣相得，知不可谏，即辞而行。余于太炎谊在师友之间，得复一见其平安，亦无他求，而从此竟人天异域矣。今日思之，亦有黄垆之痛也。
访章太炎夫人。夫人以余与太炎旧交，述炎丈晚年以旧学不传为忧，而投贽者遂众，所进者杂，规之未能止也。炎丈既从怛化，而门下自旧日诸大弟子如朱逖先、汪旭初外，新进如潘某及某某尚可称为无忝，而率藉此标榜以为己利，尤以沈某为甚。上海太炎文学院之设，即为若辈所以为资者。及经多方经营得以立案，而若辈造为高自标榜之语，忽焉星散，如此者非一二事，未亡人以为苦也。余不详炎丈晚年事，其逝世后及门所为更未有所闻。夫人之言，必有所苦而发，记之以见学术林中亦复戈矛森立也。
三十一年四月廿二日，章太炎夫人与夏瞿禅来访。章夫人贻余《章氏丛书》三编，然皆太炎杂文，其中实多不必存者，盖酬应及有润笔之作，不免多所迁就，如太炎之文学，无此已堪百世也。及门以广搜为贵，故片纸只字，将在所必录矣。谈次，颇及炎丈往事，夫人因及炎丈被幽北京钱粮胡同时，袁世凯使其在上海之谴刺机关，多方谋致夫人于北京，自有所用意也。夫人断然不往，因以此为章氏尊卑所不谅，炎丈亦有不满之词。后虽得白其情于炎丈，而时则北京某报居然以炎丈夫妇仳离之事载矣。余乃以一事质夫人：“当余十八年任教部抵都，时黄季刚教授中央大学，余于一日傍晚抵其寓，盖以与之不见数年，得一谈为快也。因询及炎丈，而季刚语余曰：‘章先生甚恨你。’余愕然。余思虽与炎丈近时踪迹多疏，若言往昔，炎丈与余固信义相孚者也，何事乃甚恨余？复问季刚，亦止唯唯而已。未知夫人亦曾闻及炎丈有所以恨余者乎？”
夫人慨然曰：“北京某报之诬余，即出季刚。季刚好造生是非，其言实不可听，此人为文人无行之甚者。”
因历举其事。有为余所知，有为余所未知者。季刚为人在其同门中，如朱逖先、马幼渔、沈兼士辈固习知之，会集闲谈，辄资以为助。忆其将离北京大学时，其同门者皆厌与往来，唯钱玄同犹时过之。一日，余往谈甚久，季刚若倾肺腑，且约越日午饭于其家，期早至为快。乃及期而往，则季刚高卧，久候而后出。时至午矣，余腹枵矣，然绝无会食之象。逮午后一时余，余饥不可忍，乃陈宿约。季刚瞠然曰：“有是乎？余忘之矣！”
草草设食而罢。余始信其同门之言。及其后为同门者所挤，而胡适之因利用以去季刚。季刚不善积，得束修即尽，至是无以为行，复依余为周旋于蒋梦麟，乃得离北京也。不意又造作炎丈恨我之言，殊未悉其意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