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四年七月五日访宋仲方，仲方告以谣言或七号夜当有变。然既为人所知，当无虑矣。仲方又谓：“王克敏北来之前，曾与黄膺白、何敬之商榷对日之策，终以抗御不能，承认侵地不可，仍止支节应付一法。”
然而支节可以日生，应付岂有既耶。当国府移宁之际，余即以为内政当定国是，外交当定国策，两者皆以从速调查研究入手。此事当以建设委员会任其策画，政治会议决其行止，总之必使有通盘大计，然后政治方入途轨。十七年，曾劝张静江先生不必办事业（时静江长建设委员会，方揽办电气、筑路事），宜筹建国大计，政治会议不当仅为因应之机关，宜设各曹，审定国计，时静江方有所避，不敢当此任。后二年政治会议虽设曹司，尚非如余之旨也。曾几何时而国势陵夷至于如此。回想收复汉口租界时，作何感想耶？仲方又谓：“监察院将劾汪精卫、黄膺白、何敬之及殷同等，以权辱国罪。”
呜呼，果有其事，直儿戏耳。夫监察院之精神，早已磨灭尽净，亦可谓未曾实现；因有监院以来，问狐狸者固数数见，而豺狼则未之问也。此次北陲之事，论理当劾，而当劾者岂仅此数子耶？且在此时而有此举并不足以示惩戒，而内政外交之纠纷益起。呜呼！好为门面事，亦吾国人之习性也。余以为此时止宜认识某为真正辱国者，不复使之得政，而切实筹定国计，而励行束湿之治以科其效。监察院于国计既行之后，执法而绳，择豺狼而诛之，则狐狸自安于窟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