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六月九日，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国相、元师“本朝讲邻国之欢，累年于兹矣。岁时之聘，金缯之奉，所以结好于无穷者，礼未尝有阙而日加于前，谓宜共保欢盟，万世永赖。比因边方邀功生事，遂致传疑，连兵构祸，深入郊甸。深惟厉阶生自叛将，而首开边衅者，乃异时主兵之臣，原其误国之罪，不可胜诛，既正典刑以谢天下矣。皇子郎君寻承通好，以致退师，固常遣使申谕三镇及戒所过不得邀遏回兵，而三镇之民以死固拒，且复怀恋坚守不下，大朝虽欲令之，固不能使之必从。
再念边衅之启在于往年之奸臣，而兹用兵之端不自本朝之今日，两国之人披坚执锐，皆以忠孝各为其主，乃使暴露原野，肝胆涂地，恐非上天好生之德，亦非彼此爱民之意，是以复遣使介，请以三镇租税纳充岁币，其燕、云旧地则不敢有爱，用使南北之民各得其宜，上合天德，下当人意，永享长久之安利，固亦仁明之用心。深惟忻、代之师专从统帅，想于议和之事或未详知，重使来师，淹留吾地。兹因闻命专使详告本末，想惟聪亮亦所乐闻。有少礼物，具如别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