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总署，户部已屡次集议，至十二年十一月始有成说拟自十三年起，由各口监督与税务司，合力办理。虑各口开办仓卒，先于十一月廿六日，总署分函密致各口监督，略谓：“洋药税厘并征一事，凡进口先封存在关具结准设之栈房、趸船，俟有华商承买，每箱按约将税厘共一百一十两照数清完，始准起岸。其详细章程，亦与总税务司筹拟，日内即奏请举行。择明年西二月初一日为开办之期，诚恐仓卒为难，先布大略。惟奸商惟利是图，倘稍漏风声，必囤积居奇，豫图避就，候奏奉谕旨，再行电达出示。”
其各口税务司，由总税务司先后将应办各节，通饬预为筹办。总署随会户部于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奏请饬由各口监督与税务司合力商办，以专责成。奏曰：“窃洋药税厘并征一事，上年二月户部会同臣衙门，奏请由各省自行开办。统计洋药每箱除正税仍收三十两外，厘金加征银八十六两，各口务令一律。原以厘金抽自内地，冀可收数见增。乃试办经年，各省报收之数未见起色，且核计进口箱数偷漏愈多。
臣等悉心筹虑，欲税厘之生色，总非杜绝走私不可，欲缉私之严密，非各关监督与税务司合力稽征不可。盖洋药之为物，可整可零，其质既轻，藏匿最易，即偷漏最易。今惟明定新章，刻期开办，饬各口同时举行。每箱并征之数，照约以一百一十两为度，于进口时，即应按照新章，封存海关准设具有保结之栈房、趸船等处，必俟每箱向海关完纳正税三十两并纳厘金八十两后，始准搬出，拆改包装，请领运货凭单运往内地，如货包于运往内地之际，未经拆开，暨包上之海关印封、记号、码数，均未擦损私改，即无须再完税捐等项。臣等以为刻下如照约举行，果能办理得宜，其益有四新关职在封储，税司随时收解，互相稽核，涓滴归公，此利于国者一也；货入华商之手，厘税早清，沿途不再稽征，往来任便，此利于商者二也；不肖华商，每假设洋行，计图偷漏，口舌滋多，今则货未出栈，课已并交，奸商技无所施，案牍亦可清简，此利于官者三也；新章既行，洋药诸局卡可以裁撤，道路闾阎，无丁胥扰累，此利于民者四也。惟是口岸既多，用人必众，与夫购置巡船，添雇扦手之类，经费较繁。兹赫德拟呈节略，创始需款较多，逐年亦可递减。天下利之所在，即为弊之所生，臣等不敢谓责成监督与税司合办，必无流弊，特以此事定约已逾十稔，变计不啻百端，与其迁就观望，而巨款虚抛，何如立见施行，而利权自主。前者各省关皆以初无把握，招商包办，糜费徒多，税司除征正税外，未能相助，致难著效。一经定立新章，事在必行。
各监督受恩深重，自必激发天良，认真稽核。税司咸受中国禄糈，亦必破除情面，相与有成。即以每年进口七万箱而论，所收税厘，较之近年收数，必有起色。所以臣等反覆思维，以为舍此更无办法。其一切详细章程，容再饬各关道与税务司妥商酌核，总以宽筹经费，俾布置可以周详，并须严定考成，庶课项皆归核实。万一试办以后，窒碍稍形，亦可随时变通，设法补救。”
得旨后，总署电饬各省关定于十三年正月初八日为各厘局停止之期，初九日为通商各关税厘并征开办之始。凡洋药进口，由各该关税务司查明，封存准设具有保结之栈房、趸船，俟其运销时，赴关报完进口正税厘金，始准就栈房、趸船拆改，黏贴印封，包装行运。其附近香港之九龙，澳门之拱北两处，新设两关，三月间开办稽征税厘，以为积年洋药走私渊薮也。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起，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七年，洋药进口，计牛庄二百十六石，天津一千八百二十石，之罘六百八石，宜昌无，汉口一千二百六十四石，九江三千十七石，芜湖四千四百四十七石，镇江六千五百八十四石，上海一万七千九十九石，宁波四千三百八十九石，温州六十四石，福州四千九百三十三石，淡水一千六百二十二石，打狗二千六百二十六石，厦门六千三百六十三石，油头六千三百九十九石，广州七千七百二石，琼州一千三百九十六石，北海七百七十四石，九龙一千五百二十三石，拱北一千三十一石，综二十一关，七万三千八百七十七石。是年，至香港者，八万九千三百六十九石，余剩一万五千四百九十二石。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起，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牛庄一百十三石，天津一千五百五十五石，之罘三百十八石，宜昌二石，汉口一千一百六十一石，九江三千七十七石，芜湖三千四百石，镇江三千九百十一石，上海一万八千二百七十一石，宁波六千四十石，温州二百三十四石，福州六千一百六十六石，淡水一千九百七十四石，打狗二千六百七十二石，厦门六千八百七十三石，汕头六千八百六十三石，广州一万三千一百十四石，琼州一千一百六石，北海一千一百石，九龙二千八百五十一石，拱北一千八百十一石，综二十一关，八万二千六百十二石。是年，至香港者，八万八千八百三十石，余剩六千二百十八石，余剩之数，则为香港年终所存，及各口年终趸关者，自是香港转运各口洋药，无偷漏之患。向之厘金年终报部一万余两者，自十三年由关并征以来，第一年报部厘金四百六十四万五千余两，第二年则六百六十二万二千余两。
核之因并征所增经费，每年仅三十三万两耳。此洋药厘金税关并征之明效大验也。
然而，税银三十两列之条约税则，不换约不得有毫厘之加，而约载商洋止准在口销售，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止准华商运入内地，则内地厘金应征多寡，其权犹自我操，每百斤即征至数百金，外人不能藉口也。今并此厘金亦列入专条，一则曰：“不得较土烟税捐格外加增，不得别立税课”；一则曰：“运送洋药前往内地，仍不免其输纳税捐，无论何时，英有废弃专条之权，仍照津约办理。”
据此，则权自我操之厘金，不换约亦不得有毫厘之加。其与土烟并论者，盖深知我重征土烟，一时难办，以此愚我。而遂其阴狡之谋。所幸者，尚有“四年以后，皆可先期知照作废”一语。窃愿专条废弃，仍由我自行征收，无虞掣肘。特恐积习相沿，前辙易蹈，未必能如各关之稽征，一律涓滴归公耳。
当道光年间，中国吸食鸦片者尚少，印度烟税亦不过重。
烧烟之信传入外洋，英上下两议院臣民，多以鸦片贸易本干中国禁令，以此用兵其曲在我，遂有耶稣教会递禀求禁，并请勿任印度栽种罂粟，又有人在英京伦敦作鸦片烟罪过论，以为既坏中国风俗，又使中国人猜忌英人，而碍商局，英主颇是之。
时义律意在用兵，议遂寝。迨通商弛禁后，英之传教士游历各省，见民间吸烟日众，劝止不可，因于同治十二年春，在议院论及，大要谓印度鸦片流毒中国，华人怨之，邻国非之，损我英名。因合英之善士联名禀院，致书各国，有能痛陈鸦片利害者，著为论说，仅六阅月内函达伦敦，择其尤善者，酬金六百，次者半之。通得五十四论。中有四论为华人所著。取众论编印成书，以资国人观感，期有以歆动之。十三年秋，有曾在中国传教之雒魏林、理雅格、丹拿等三人，曾在中国为商之马特生，及其国中富商、文士，共六十五人，于伦敦倡设劝禁鸦片会。光绪元年五月，复禀请议院设法渐令印度减植罂粟。议院以四端批覆，谓：“鸦片为东方人性情所好，日所必需，一也；华人自甘吸食，与英何尤，二也；众士所陈鸦片为害情形，过当难信，三也；罂粟关印度度支，欲禁必倍征他项。恐激而变生，四也。”
观其末端，可知英人意向矣。二年，礼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既至伦敦，会中官绅靦陈鸦片宜禁各节。
郭大臣于三年二月初八日，与副使候补五品京堂刘锡鸿具疏，略谓：“西洋通市于中国，历无嫌怨，道光二十年议禁鸦片烟，遂至失和。宜如何疾首蹙额相为戒禁，以示无忘国耻之义。就臣等耳目所及言之，鸦片之禁始自雍正时，其初但充药品，贩运内地，所恃政教修明，民间懔懔畏法，无敢吸食，至道光初，而其风始炽。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展转至四川，而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由是而至贵州，至陕西、山西。一二十年来，废田而种罂粟，岁益浸广，西洋贩运亦渐增多，势将尽中国之人，皆失其生理。西洋人士和鸦片烟为害之烈，与中国受害之深也，将与设为公会，广劝禁止栽种贩卖，臣至伦敦，其地世爵忧弗斯伯里，及议政院绅士马克斯求尔德，及教士里格丹拿毕士等五十余人，相就论此，义形于色。窃以为禁止鸦片烟，不在繁为禁令，在先养士大夫之廉耻，而其要尤在长官稽查督察，使不能有所宽假。宜先示限三年，责成督抚分饬州县，多制戒烟方药，施散劝谕。逾期不能戒者，官吏参革，生监、举人褫斥长官不举发同罪，而共文武试士子，例具五童互结，宜以鸦片烟为首禁，客隐者一并除名。童生皆先停考，滥入场者禀保坐黜，廪生吸食皆先停止，保人滥保者教官亦坐黜。至三年期满学校中不准复有吸食鸦片烟者。用以激励士民之心，而作其气，亦在使知所耻而已。其川、滇、甘、陕各省，栽种罂粟，则必以课吏为先。臣闻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工力又复减者，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土税，亦数倍于常赋。官民皆有所利，以致四处蔓延，男、妇相率吸食，不能如印度所出烟土禁民吸食，而南洋附近之暹罗，东洋之日本，皆有厉禁，民间无吸食者。独中国贩运销行，每年课税数千万，为英国入款一大宗。而其地绅士会议，犹勤勤焉，谓烟土贻毒中国，引以为咎，倡言禁止。伏乞皇上坚以持之，宽以期之，责成各省学政整顿学校，责成各省督抚整顿属官。
而于栽种罂粟，又须由督抚责成州县劝谕绅民，整顿所属地方。
求实效而不为虚语，务力行而不责近功，其道无他，在疏通民气而已矣。中国民情常若隔阂，臣以为禁止鸦片烟，当使教化转移之意多，院禁操切之术少，使天下臣民，喻知此意，自有不敢不禁不忍不禁者存乎？皇上一心之运用，中外人心无不响从。臣等正月内接据粤绅唐德俊等禀称咨请总理衙门转奏，其后屡见英国士绅力陈鸦片烟之害，发于至诚，又复集多人陈述此义，人心向义之机，不敢不据实缕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