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年，英官马嘉理被害事起，英公使威妥玛会北洋通商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于七月二十六日在烟台议立条款。其第三端洋药一项，威使议请本国准为另立办法，与他项洋货有别，令英商于贩运洋药入口时，由新关派人稽查，封存栈房或趸船，俟售卖时，洋商照则完税，并令买客一并在关输纳厘金，以免偷漏。其应抽收厘税若干，由各员察看情形酌办。
威使上之英廷，议久不决，下印度总督核议。非英廷之难决也，盖印度度支赖是项税款者，十之三四，虑一经议定，中国既于海口重加其税厘，内地复随意抽收，于贩卖商人有所不便，即于印度进款有所不便，而于英廷尤有不便。印督中于商人之言，英廷复中印督之言，且烟台条款有益于彼者，已尽行之，此事遂置不理。其谓久议不决，特饰词也。
六年十月，总理衙门与美国驻京公使另立条款。其第二条曰：“两国彼此商定，中国不准贩运洋药入美国通商口岸，美国商民亦不准贩运洋药入中国通商口岸，并由此口运往彼口，亦不准作一切买卖洋药之贸易；两国商民，无论雇用本国、别国船，及本国船而为别国商民雇用贩运洋药者，均由各本国自行永远禁止。”
维时，巴西国亦遣使臣喀姓来请立约，北洋李大臣与议，其第十四款与美约同。美巴商人，本无运售洋药者，论者谓是约无关重轻，而不知关系特重，盖将来与他国修约，据是以为成案，由渐而列之约章，可期尽遏来源也。
七年，南洋通商大臣大学士两江总督左宗棠奉诏入直枢垣，与北洋李大臣会商威使，加征洋药税厘，每百斤共银一百五十两，使价贵瘾减，寓罚于征，得以渐除，并加收土烟厘金。奏曰：“鸦片流毒中国，其患先中于市廛衙署，凡中人温饱之家，佚游燕辟子弟，聚处而嬉，用以遣日。比吸食有癖，积渐成瘾，瘾重而形神交瘁，于是资倾家破，而身命随之。内地罢民，抛腴地以种罂粟，Ｅ５９果取浆，名为土浆。其患先中于镇集乡村，凡食贫力作之人，游手无聊之辈，久且视为平常日用所需，不知禁令为何事。于是吸食者多，更成积重之势。华民之吸烟者多，洋药之销路亦日益畅。从前各海口每岁进洋药三万余箱，嗣渐增至五万余箱，近闻且增至七万余箱。而洋药之价，前时每箱百斤售银七百余两，近闻已减至五百余两。是销路之畅，由于货价之减，可知也，而洋人心计之工，亦可知。于此而严吸食兴贩之禁，法轻则易犯，令峻又难行；若奉行不得其人，非徒无益也。臣前督陕甘，先以禁种罂粟为务，饬各属随时查拔，以清其源。遇有洋药入境，则标识封存行栈，勒由原路折回，不准在地方销售。其故违者，察出焚之通衢。已著微效。
惟此法，行之一方为宜，若统筹全局，则令其由原路折回，滞于此者或销于彼，仍为不了之局。详察事宜，断非加洋药土烟税捐不可。税捐加，则洋药土烟之价必贵，价贵则瘾轻者必戒，瘾重者必减，由减以至断瘾，尚有可期。若徒恃空文禁制，丁役之弊索，官吏之欺隐，由此而生。案牍纷繁，讼狱纠扰。特恐政令不行，而闾里骚然，未睹严禁鸦片之效，而先受其弊也。
自古整齐世宙，不能无藉乎政刑；政刑之用穷，不能不剂之以罚。周课田功，有里布夫家之罚；汉重酒禁，有误酬免侯之罚，其明征也。近如海国土产出口，辄按其成本而倍征之。英人于好嗜之物，更加征两倍，亦与赎刑遗意相近。况加征洋药土烟税捐，意在加倍减瘾，以期坊民正俗，复厥本初，多取亦不为虐。且议加者，中国吸食之价，非取之出产之地外国兴贩之徒。
权自我操，谁能过问？稽经诹律，理有同然，而措正施行，又无烦再计决也。臣奉命与各国事务，责无可辞。曾于接晤英使威妥玛时，论及鸦片宜加征税厘，翼可减瘾，威妥玛亦无以难之。适李鸿章至，臣偕赴总署，与威妥玛会商一次，李鸿章又独与威妥玛晤商两次，威妥玛意见不同，语多反覆，而于加价一节，尤断断然若重有所惜者。臣等如从其后议，以每箱八十两为定则，加数甚微，不但瘾无由减，适足为兴贩洋药者广其销路，而内地种罂粟贩烟土者得以藉口，并加征捐厘亦多窒碍。
是与拟增税捐，期收实效，本谋大相刺谬，而其事且有所难行。
兹拟总口原征洋药进口每百斤税银三十两，仍由总口征收，毋庸置议外，其总口厘捐，由中国自办，于总口附近地方，设立总局，遴委廉干大员，总司洋药厘捐。凡洋药进口完纳税银后，听洋商分销各口，或留存趸船，或起存行栈。税务司查明箱数，报知总局复验，登簿盖印，设立三联票，一存总局为票根，一填发税务司为备核验票，一给洋药商人为运销各口验票，三联骑缝钤印，编立号数，彼此执存，轮流互核。遇有偷漏及土烟夹杂诸弊，无难一览而知。似此销路一清，讥禁可得而施，市价相若，税厘可得其实。以言增加税厘，期收禁烟实效，庶有当焉。至于增税加厘办法，各有攸殊。或议于总口征洋商之税，即并内地应捐之厘而加征之，是为合办；或议于总口照税加厘外，于内地分销各口加征华商之厘，是为分办。两者衷诸一，是朝廷执中有权，推之而准，与洋人毫无干涉。按照现今厘章，于两起两验中，寓周代儆惰农，汉世严酒禁遗意，每洋药百斤统税厘合计征实银一百五十两，理法均得其平。总较之洋法，别国土产货物进口，照本征税，其嗜好之物进口征加两倍，轻减为多。而以古昔省刑薄敛之意义论之，固考之不谬，而质之无疑者也。若内地私种罂粟，所造土烟，行销浸广，应即照洋药税则，加捐示罚。惟土烟味淡气薄，吸者弗尚，其价值亦较洋药为轻，税厘之加，未宜与洋药一律。如按其斤重价值，准洋药推算议加，乃与罚捐之意允协，而贫难之民因惜费而减瘾，其实效亦复相同。”
奏上，光绪七年五月初九日，奉上谕左宗棠奏禁食鸦片请先增洋药土烟税捐，以收实效一折。鸦片流毒中国，为害甚深，近因民间吸食愈多，销路愈广，于国计民生，大有妨碍。
朝廷轸念时艰，何难申明禁令，齐之以刑。惟虑陷溺既久，兴贩吸食之徒日众，空文禁制，既属徒法难行，讼狱滋繁，又将别增扰累。左宗棠所奏拟加增税厘，参用罚惩遗意，冀可渐挽颓风，不为无见。各省原定洋药厘捐，本较洋税为重，乃总计所收厘金，竟远不及进口之税。是承办之员，奉行不力，减成折收，任令奸商隐匿偷漏，巡役包庇分肥所致，情弊显然。左宗棠所拟每洋药百斤统税厘合计征银一百五十两，内地土烟价值较低税厘准照洋药推算征收，亦尚平允。此项系取之于吸食鸦片之人，与华洋各商并无干涉。著南北洋大臣、福州将军、各直省督抚、粤海关监督，将各关口及地方情形详细体察，将稽查征收章程悉心妥议，于一月内覆奏，候旨定夺。此事务在必行，该大臣等当熟筹办法，期于大局有裨，实为至要。原折均著抄给阅看。又奏香港偷漏过钜，请由广东督抚委员赴港查其出入之数，轻总理衙门会北洋李大臣，以香港久画为英埠，政令不及，若在港查其出入实数，仍不能不与英官商办等词覆奏。当增税之谕到浙，浙江巡抚谭钟麟、委道员蒋国桢，于五月二十八日，抵宁波总口，体察情形，浙省可加，而苏省以上海有洋人聚居处所，免厘之章，未便遽加。江浙毗连，加于此而不加诸彼，不啻为渊殴鱼。闽之于粤情形亦然。煌煌天语，率格不行。而罂粟之禁，自是转不弛而弛。嗣复经总理衙门与威妥玛商办洋药税厘并征，在香港设局，每百斤先收正税三十两，带征内地厘金八十两。威使仍有意推延，始终以咨回本国为词。维时有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者，德国人，上书北洋李大臣，请先奏派大员往印度查勘种制鸦片情形，兼探印度总督意旨。李大臣韪之，因派道员马建忠由津赴印，将应议各节带往，面商印督。印督亦深喜我国自操此项贸易之权，庶可缓缓断绝，即抽收税厘，亦可由我国自主。于是德璀琳建议办法十条，陈之李大臣。略谓印度每年运来鸦片约九万箱，即准此数，由中国就印度设局收买，运回分售，别商不得买卖，以三十年为限，每年递减三千箱。请印督晓谕种罂粟者，每年少种三千箱之罂粟，减至三十年，此患可绝。而英人又谓中国土植罂粟，年盛一年，宜先自禁，以是又不果行。然所议由官收买，立限递减，底于断绝，固至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