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间屡次文字狱，虽文网深密，然因天下未定，其所对付者，亦半属实意为难之人。霸者为自卫计，尚非得已也。至如乾隆间胡中藻一案，观其成谳之词，真可以“莫须有”三字尽之矣。且在彼时，何必更作如是手段？而竟作如是手段者，则高宗与圣祖世宗才略之高下，亦可见耳。今掇拾诸上谕，记其始末如下：
乾隆二十年三月，上召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谕曰：“我朝抚有方夏，于今百有余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渐洽区宇，薄海内外，共享升平。凡为臣子，自乃祖乃父以来，食毛践土，宜共胥识尊亲大义，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如胡中藻者，实非人类中所应有。其所刻诗，题曰《坚磨生诗钞》，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称磨涅，乃指佛而言。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从前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等诗文日记，谤讪讠寿张，大逆不道。蒙我皇考申明大义，严加惩创，以正伦纪而维
世道。数十年来，意谓中外臣民，咸知儆惕，而不意尚有此等鸱张狺吠之胡中藻。即检阅嗣庭等旧案，其悖逆之词，亦未有累牍连篇至于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国之久，莫如汉唐宋明，皆一再传而多故。本朝定鼎以来，承平熙，盖远过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至《谒罗池庙》诗，则曰“天匪开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蛮满洲”。俗称汉人曰蛮子，汉人亦俗称满洲曰鞑子，此不过如乡籍而言，即孟子所谓东夷西夷是也。如以称蛮为斯文之辱，则汉人之称满洲曰鞑子者，亦将有罪乎？再观其“与一世争在丑夷”之句，盖可见矣。又曰：“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
此非谓旃裘之人而何？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
又曰：“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
又曰：“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
又曰：“至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
又曰“暂歇南风竞”。两两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复，意何所指？其《语溪照景石》诗中，用“周时穆天子，车马走不停”及“武皇为失倾城色”两典故，此与照景石有何关涉？特欲藉题亦以寓其讥刺讪谤耳。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又曰：“人间岂是无中气？”
此是何等语乎？其《和初雪元韵》则曰：“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
单辞，出《尚书吕刑》，于咏雪何涉？《进呈南巡诗》则曰“三才生后生”，今日天地人为三才，生于三才之后，是为何物？其指斥之意，可胜诛乎？又曰：“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
盖谓岳渎蒙
羞，俯首无奈而已，谤讪显然。又曰“亦天子亦莱衣”。两亦字悖慢已极。又曰“不为游观纵盗骊”。八骏，人所常用，必用盗骊，又何所取？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淠彼因时迈。”
盖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谓朕不之觉耳。又曰“如今亦是涂山会，玉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与前“亦”字同意。其颂蠲免，则曰：“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
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如佛灯之难睹耶？至如孝贤皇后之丧，乃有“并花已觉单无蒂”之句。孝贤皇后，系朕藩邸。时皇考世宗宪皇帝，礼聘贤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宫，母仪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何偿令有干与朝政，骄纵外家之事？此诚可对天下后世者。至大事之后，朕恩顾饰终。然一切礼议，并无于会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与鄂昌往复酬咏，自谓殊似晋人，是已为王法所必诛。而其诗曰“其夫我父属”，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夫君父人之通称？君应冠于父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过谓其父之类，而已可乎？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是岂覆载所可容者乎？他如《自桂林调回京师》，则曰“得免我冠是出头”。伊由翰林，擢京堂，督学陕西，复调广西，屡司文柄。其调取回京，并非迁谪，乃以挂冠为出头，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张，除是脱锁。”
又曰“一世眩如鸟在”。又曰“虱官我曾惭”。又曰“天方省事应闲我”，又曰“直道恐难行”。又曰“世事于今怕捉风”。无非怨怅之语。《述怀》诗又曰：“琐沙偷射域，饶舌狠张箕。”
《贤良祠》诗又曰：“青蝇投昊肯容辞？”
试问此时于朕前进谗言者谁乎？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于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见其诗中，即有“下眼训平夷”之句。下眼并无典据，盖以为垂照之义亦可，以为识力卑下亦可，巧用双关云耳。至其所出试题内，《孝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若谓出题欲避熟，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十余年来，在廷诸臣，所和韵及进呈诗册，何止千万首。其中字句之间亦偶有不知检点者，朕俱置而不论，从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若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
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且内延侍从、曾列卿贰之张泰开，重师门而罔顾大义，为之出资刊刻。至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此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大，用俾天下后世，共知炯鉴。张泰开著革职，拿交刑部。胡中藻、鄂昌，已降旨拿解来京。俟到日，交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公同逐节审定拟具奏。
庚子谕：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城忠敬为根本。自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奈相尚，遂致古风日远。语言诞慢，渐成恶习。即如鄂昌，身系满洲，世受国恩，乃任广西巡抚时，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今检其所作《塞上吟》，词句粗陋鄙率，难以言诗。而其背谬之甚者，且至蒙古为胡儿。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倾心归附，与满洲本属体，乃目以胡儿。此与自加诋毁者何异？非忘本而何？又如鄂昌家查出《塞尔赫晓亭诗钞》，内有《作明泰妾杜贞姬》诗一首。初似明泰身遭不幸，本非其罪者。及查阅原案，始知明泰身为协领，侵独兵丁钱粮，其罪本即应正法。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如天之仁，将伊解送宁夏，永远枷号，实属格外宽典。而塞尔赫所作诗序，但知赞其妾为贞姬，遂饰为仇家行刺等语。此直变乱黑白，不自知其矫诬矣。
究之明泰，今竟以占田谋杀二命正法。夫以如此恶人，而有贞姬为妾之理乎？夫满洲未经读书，素知尊君亲上之大义。即孔门以诗书垂教，亦必先以事君事父为重。若读书徒剽窃浮华，而不知敦本务实之道，岂孔门垂教之本意？况借以诋呵讥刺居心，日就险薄，不更为名教罪人耶？此等弊俗，断不可长。著将此通行传谕八旗，令其务崇敦朴旧规，毋失先民矩。倘有托名读书，无知妄作，侈口吟咏，自蹈嚣陵恶习者，朕必重治其罪。
四月丁未，谕军机大臣等：胡中藻自回籍后，所作诗稿甚多，且其词气与刻集迥异。必由先已知觉。讯据胡中藻有广信府亲戚张绍衡，自京捐纳回南，至伊家吊唁。见书架上有《坚磨生诗集》刻本，因说此书以达御览。胡中藻问尔何所闻，张绍衡答以裘曰修即曾说过之语。遂遣人询之。伊兄张绍渠据称张绍衡上年三月回家，此后并未来京，亦未到伊任所等语。著传谕胡宝珠，即速提张绍衡到省。审讯张绍衡是否闻之，裘曰修如何向伊说知。是否属伊传语胡中藻，伊如何传述之处，一一讯取确供。在张绍衡不过无心传述，有则不必躲避，无亦不可妄承，或伊别有来历，总期讯出实在情形，使此事明晰。如张绍衡能将实情供出，尚无大咎。
若枝梧掩饰，亦必终于水落石出。该抚先将供情，由驿驰奏。一面将张绍衡押送来京质对。再胡中藻在本籍曾刻诗斗方，诋毁地方官，其中必有关涉朝廷处。何以查送杂稿诗片内，并无此件？该省如有人收存，务须查追。再胡中藻家中书籍，内有《预纪略》二本，《复斋录》六本。查系何等书，有无关系，一并送来。
甲寅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奏称胡中藻违天叛道，覆载不容，合伙大逆凌迟处死。该犯的属，男十六岁以上，皆斩立决。张泰开明知该犯诗钞悖逆，乃敢助资刊版，出名作序，应照知情隐匿律斩立决。其与逆犯酬答之相冒，俟拿解到日，另议谕，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在廷诸臣，和进诗册，何止数千万篇。其中字句谬戾，亦所时有。朕皆不加指摘。何恶于胡中藻一人，实以其所刻坚磨生诗内，连篇累牍，无非谤讪诋毁之词。不惟谤及朕躬，且敢诋毁国家。本朝抚临中夏，百有余年，凡天下臣民，自祖父以至孙子，世蒙教养深恩。而胡中藻逆伦悖叛，乃至于此，其得罪于列祖列宗者至大。昔皇考于查嗣庭等案，大示义正，意狂诞之徒，必应知所畏惧，而不谓尚有胡中藻其人，自不得不申明宪典，以警嚣顽。今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公同确讯，屡经面对，佥请处以极刑，自属按律定拟。朕意肆市，已足示众，胡中藻免其凌迟，著即行处斩，为天下后世炯戒。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文辞险怪，人所共知。而鄂尔泰独加赞赏，以致肆无忌惮，悖慢讠寿张。且于其侄鄂昌，叙门谊，论杯酒。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习耳。
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其诗中谗舌青蝇，据供实指张廷玉、张照二人。可见其门户之见，牢不可破。即张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尔泰、胡中藻辈为匪类也。鄂尔泰、张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君，不能大有为耳。不然，何事不可为哉？大臣立朝，当以公忠体国为心。若各存意见，则依附之小人，遂至妄为揣摩，群相附和，渐至判若水火。古来朋党之弊，悉由于此。鄂尔泰为满洲人臣，尤不应蹈此恶习。今伊侄鄂昌，即援引世谊，亲昵标榜，积习蔽锢，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巨。使鄂尔泰此时尚在，必将伊革职，重治其罪，为大臣植党者戒。鄂尔泰著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祀。其配享太庙，系奉皇考遗诏遵行，与见在准张廷玉之配享相同，应仍照旧。张泰开本一庸懦无能之人，其出资刊刻，由被勒索。而序文又俱系胡中藻自构，张泰开著从宽免其治罪，即著释放，仍在上书房行走，效力赎罪。胡中藻之母，年已八十。
其孙亦在幼稚，及伊弟胡中藩等，著从宽免其缘坐。其胡中藻诗案内，一应干涉之人，除鄂昌俟解京之日，另行审结外，其余俱著加恩，一概免其查究。至于李蕴芳，身为县令，乃以检验为害，反复嗟怨，甚属狂悖。该抚现以贪婪题参革职俟审，拟到日再降谕旨。余依议。
吾尝读乾隆间御史曹一士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兼禁挟仇诬告诗文，以息恶习一摺云：“古者大史采诗，以观民风。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恶。即《虞书》在治忽以出纳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达也。降及周季，子产犹不禁乡校之议。惟是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虽属闻人，圣人亦必有两观之诛，诚恶其惑众也。往者造作语言，显有背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圣祖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诛之，非得已也。若夫赋诗作文，语涉疑似。如陈鹏年任苏州府知府，《游虎邱》作诗。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圣祖明示九卿，以为古来诬陷善类，大率如此。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可为万世法则。
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遗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
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读皇上谕旨，凡奏疏中，从前避忌之事，一概扫除。仰见圣明，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风之盛。臣窃谓大廷之章奏，尚捐忌讳，则在野之笔札，焉用吹求？请敕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现在不准援赦者，条例上请，以俟明旨钦定。嗣后凡举首文字者，若无的确踪迹，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造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讦之风可息矣”云云。观于此而知当时文字之狱，其层见迭出者，殆难数计。夫即以胡中藻一案论之，如上谕中所举各条，任翻何人集中，此等语句，其孰能免？而坐是夷及宗族，牵连钩党，凡有血气，其谁不自危？
曹氏所谓井田封建，述怀咏史者，皆可以致大逆不道之罪案。无惑乎举世之学者，舍最无用之学术外，不敢研究也！龚定庵尝云：“积数百数十年之力，以振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猕既夷，顾乃藉祖父之余荫。一旦责有气节于其臣，不亦暮乎！”
呜呼！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从来渐矣。抑世宗不杀曾静之身，不焚吕留良之书，而且以其供词刊布，颁示天下。其操纵一世之妙用，实有可惊者。嘻。二千年历史上雄才大略之君主，类此者殆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