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在北平相识的老友谈天，不谈起北平则已，谈起北平来，就觉得那里无一不好。当年在那里生活着，本是住在天堂里，但糊里糊涂的过着一下子，就是一二十年，并不感到有异人间。于今沦陷了，真个落出墙去的桃子是好的，一回味起来，恨不得立刻收复了这座古都。我这样悠然神往之下，仿佛木哑的声音，呛啷呛啷，由墙外经过，那正是骆驼项脖上挂的铃子撞击声。在那每半分钟响一次的情形上，可以知道那必是有骆驼在胡同里走着，我俨然身居北平了。这时的北京，应当还称北平，因为我心里老这样想着，五四运动，好像就是前几个月的事情。隔着窗户向外一看，满地是积雪，积雪上面，杈杈桠桠的，秃立着几棵庭树。我正也想到，纸阁芦帘，是最大一种诗料，雪窗无事，不如来作两首诗消遣消遣，趁这个兴致，摊开书桌上的纸，提笔便写了七个字：“雪积空庭凡榻寒”。刚写完，便觉意思太平凡。而落韵在十四寒里，也是咏雪的老路子。便停放了笔，两手挽在身后，在屋子里踱着步子打旋转。这就是平常所谓，心里在抓诗了。忽听得有人在院子里叫道：“屋子里静悄悄的，老张在家吗？”
随了这声音，是我的朋友胡诗雄来了。他站在屋檐下，扑着身上的碎雪。我开了风门，让他进来，因道：“这样大雪，我不料你有此雅兴前来会友。我可怕冷，没有出去。”
胡诗雄脱了身上大衣，挂在衣架上，走近屋角的炉子边，伸着两手向火，然后又互相搓了几下，笑道：“冷有什么关系？冷不能打击我们奋斗精神。今天师大有雷诺博士演讲，题目是什么叫‘烟士披里纯’。此与我们爱好文艺者关系甚大，不可不前去一听。我特来邀你。”
我笑道：“这题目虽然时髦，可是我们对这名词，也耳熟能详，何必冒了雪去听讲？”
胡诗雄把手烘热了站起身来，看到桌上纸片，写了一句旧诗，因笑道：“你还弄这平平仄仄的玩意。”
我笑道：“这不成问题，我是兴到就做，兴尽就完。做一句可，做十首也可，而且也不在那刊物上发表。”
诗雄把头摇晃了两下，笑道：“提到作诗，我颇为得意。最近《雪花》杂志上，发表了我一首小诗，给了我二十块钱的稿费，而且版权还是我的。据编者按语，我那首诗，有泰戈尔的作风。昨天我看到胡适之先生，站在街上和我谈了三十分钟的话。”
我道：“他一定看到了那首诗。”
诗雄笑道：“可不是？他常和陈独秀先生提到我。
他们《改造》上还要约我作稿子呢。”
他说着，掀起袖子看了看手表，笑道：“快到时候了，我们一路去吧。”
我笑道：“这样冷，我实在无此兴致。”
诗雄一面说着，一面穿大衣，我却看到他的大衣袋里，整卷的小册子露了一半在外面，其中也有几张油印的字纸，和几张红格稿纸。我道：“老胡，你真用功，把讲义带着，又把写文章的稿纸带着。”
他道：“哦！我忘了一件事。”
说着，把那卷油印纸拿出来，分给了我一张，笑道：“你也加入一个吧。”
我看那油印纸上第一行写着文艺革命同盟会，接着是七八行缘起，十来行简章，倒也一目了然。可是后面有整百行，都是发起人的名字。照例，第一名是蔡元培，第二名是胡适之，第三名是陈独秀。以下几名，虽与别种集会的赞成或发起人名字，有点上下先后之别，但前十名，也不外疑古玄同，刘复，周作人，李大钊等等，总之，越在前面的名字越熟，越在后面的名字越生疏。在这发起人一百八九十名之间，有一个人的名字，将蓝墨水连打了两行圈圈，格外引人注意，那正是面前的这位诗人胡诗雄。我笑道：“这上面全是当代名人，将不才的名字摆下去，自己也当自惭形秽。”
诗雄道：“这上面都是发起人和赞成人，那另外是一回事，加入的不过当会员而已。第一次会，我们将讨论诗的问题。”
我觉得他来邀我的事，不能完全拒绝，就答应加入当一个会员。诗雄笑道：“走走，我请你去东升平洗澡。”
说着把衣架上我一件旧破大衣，也和我取下，两手抱着交给了我。我笑道：“你不是要去听讲吗？怎么又有工夫请我洗澡？”
他道：“我们听了讲去洗澡，也还不迟。”
这又听到院子里有人叫道：“密斯张，不要听老胡的话，他是奉命拉夫。”
说着话，走进一位少年来，身穿深灰布滩羊皮袍，头戴黑毛绒土耳其帽，颈上围着宝蓝毛绳长围巾，绕着脖子两个圈圈，身子前后还各拖着一二尺。他进门之后，两手互扯下手套。诗雄笑道：“姚又平，你这称呼人的脾气，还是不改，密斯脱三个音，你总只喊出两个，所有阳性的朋友，你都称为阴性。”
姚又平向我点个头笑道：“唆雷！”
我笑道：“老姚这一身穿着，正是这北京人土话，‘边式’。你那公寓对门，有几位是意中人吗？”
他笑道：“我好意点破你，免得老胡拉夫拉了你去，你倒俏皮我。”
我道：“我正要问你这句话，怎么叫拉夫。”
姚又平笑道：“这有什么难懂，这样大雪，听讲的人，一定很少。事先大家很捧场，演讲的人，也自负得不得了，若是闹这样一个结果，透着有点尴尬。于是和演讲者有点师友之谊的，就不能不出外拉人去听讲了。”
说到这里，他笑嘻嘻地和我来了一串英文。我笑道：“老姚什么都还将就着讨人欢喜，只有这三句话不离英文，有点令人毛戴。”
他笑着耸肩膀，又说了一句“唆雷”。胡诗雄道：“老张，到底去不去？”
我道：“你看老姚由景山东街老远的来了。”
诗雄忍住笑道：“这年头儿，‘北大’两个字，固然是香透了顶，就如北大附近的街巷，如汉花园景山东街之类，也不可一世，我没法儿等，先走了。”
他看我真无走开的意思，只好掉头走了。老姚隔了风门，还和他来句“谷摆”。我和姚又平傍了火炉子附近坐着，因笑道：“幸得你来，免我被拉了去。不过这样大雪，你老远的跑了来，必有所谓。”
他先向我笑了一笑，然后又搔了两搔头发。我道：“你必然有什么为难之处，也只管说。纵然我办不到，此处也无第二个人，并不泄漏你的秘密。”
听到“秘密”二字，他脸上一红，把头低了看看自己鞋子，仿佛是真有什么秘密。我这倒很后悔，为什么故意踢着人家痛脚呢？便笑道：“人生谁无秘密？我就有很多秘密。”
他这才笑道：“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秘密，我要到一个世交家里去拜寿，缺少礼服，想向你借件缎子或礼服呢马褂。”
我道：“这当然可以。不过我昨天还在某报副刊上，看到你的一篇小品，着实把北京小官僚挖苦了一顿。你那文里说，哔叽皮袍，外套一件青呢马褂，口里衔着雪茄。谈起话来，．不是徐东海，便是段合肥。在小百姓眼里看起来，那是一个官。在有识之士看起来，那就是亡中国的微菌。由这点看起来，你对穿青呢马褂的人深恶痛绝的程度，也就可想，怎么你倒要……”
我说着，看了他的脸。他搭讪着将铁炉上一把白铁水壶提起来向桌上茶壶里冲着茶。但他并没有斟茶喝，将水壶放到炉子上，依然坐在炉边椅子上，向我笑道：“我家道很贫寒，你是知道的。我一个七十岁的老娘，还寄住姐丈家。我虽半工半读，实在入不敷出，非另外设法不可。我这位世交，现时在交通部当司长，他是合肥人，和段芝老……不，不，段祺瑞。”
我笑道：“人家那么大年纪，就叫声芝老也没关系，你向下说。”
他笑道：“他很走得通段府这条路子。他向老头子左右说一声，随便在哪个衙门里可以和我弄个挂名差事。明天是他生日，许多亲友同乡都去拜寿。我为了和他联络联络，不得不去一趟。”
我点点头道：“那也是人情之常。但是我还没有看见过你穿马褂，你突然穿起来，不嫌有点别扭吗？”
姚又平笑道：“为了饭碗，这点儿穿衣服的小别扭，也就在所不能顾了。”
我听了他这话，觉得他借衣是实意，便翻箱子取出一件马褂交给他。他将衣服用报纸包了，笑道：“一客不烦二主，还有一件事，我索性请求你一下。不过这样东西，并非马上就要。”
我道：“还是那话，你要看，我是否力所能办的。”
姚又平道：“天气这样冷，应该让你出点汗，我请你到胡同口上去吃羊肉涮锅子。”
我笑道：“我还没有和你做事，倒先敲你的竹杠。”
姚又平道：“这无所谓，就是你要请我，也未尝不可，吃完了看我再告诉你要求你什么。你不去，我也不请托你了。”
我见他邀约得十分诚恳，只好和他一路走出门来。这时胡同里积有尺多厚的雪，两旁人家都掩上了大门，静悄悄的，不见什么行人。雪盖住人家的房屋与墙头上的树枝，越发现着这雪胡同空荡荡的，雪地中间，一行人脚迹和几道车辙，破坏了这玉版式的地面，车辙尽头，歇了一辆卖煮白薯的平头车子。一个老贩子，身穿蓝布老羊皮袄，将宽带子束了腰，站在雪花飞舞之下，扶了车把吆喝着“煮白薯，热啦。”
他说的是热，平头车上铁锅里，由盖缝里向外果冒着热气，可是他周身是碎雪，尤其是他那长眉毛上，也积着几片飞雪，越形容出他老态龙钟。我和姚又平由家里走出来，第一件事便是看到这位老贩子。姚又平道：“我有一个感想。雪片飞到眉毛上也不化，他的脸冻得没有一丝热气了。”
这句同情之言，果然是把这位老贩子打动了。他放下了车把，向我们望着，叹了口气道：“没法子呀。这样大雪，谁不愿意在家里烤火？一下几天雪，煤面全涨钱。人一天不死，一天就得干。”
姚又平最是和穷苦人同情，他不但在口头如此，而且是常常形之于文字。这时听得老贩子说了这番话，越发站在雪地里向他笑道：“你这话还得说转来。咱们一天不死，一天得干，还有人一天也不用干有吃有穿，干了倒是要死哩。”
说着，将手向胡同左边一扇朱漆大门里面指了一指，因笑道：“你瞧人家那里住着的。到这个时候为止，也许还没有出被窝呢。”
老头子笑道：“那怎么能比？人家是前辈子修的。”
他说着，那清鼻涕水，只是由苍白胡子上向下滴着。那鼻子眼和口里喷出来的白气，和铁锅里喷出的热气，纠缠住了一团。我扯着姚又平道：“不要耽搁人家做生意了，走吧。”
姚又平走着，笑道：“我就是和穷人表示同情，将来我要作一部长篇小说，专门描写这些苦人儿。”
我们一面说话，一面走着。走到胡同口时，待要转弯，却有一辆汽车轧得地面积雪呼呼作响，飞奔前来，我们两人赶快闪到人家墙根下站定，那车轮子在地面上滚起来的雪泥点子，还是溅了我们一身。我正要申斥那汽车主人一声，却听到车轮嘟呀响着，发出了惨叫，接着有人啊哟了叫着。我和姚又平回头看时，见那辆卖煮薯的平头车子，已打翻在地上，那老头子跌在几丈远。姚又平道：“你看，出了乱子了。”
我也来不及和他说第二句话，回转身就向前跑了去。自然，我们都是同情卖煮薯老人，要和那坐汽车人辨是非的，同时，我们也还觉得这汽车主人也有可取，他的车子撞了人，并没有逃跑。然而我们这念头还不曾转完，那汽车的前座门开了，跳下来一个司机，跳到老头子面前去，抬起腿来，就向他脚上踢了两下，骂道：“你这老王八蛋，眼睛瞎了，汽车来了，你不让开。”
我平素虽也讲个十年读书，十年养气，到了这时，实在不能忍耐，便老远的大声叫道：“呔！打不得，打不得，北京城里是有王法的地方。”
说着，我两人跑近那卖薯老人看时，他正在积雪里挣扎着要爬起来，看看他周身，倒没有什么血渍，也许是跌在积雪里，并没有碰伤他哪里，那司机穿着湖绉面的白羊皮袍子，卷着两只袖子，翻出一大截羊毛在外面，却是很潇洒的样子，他还指手划脚对着地上的老头子大骂，两手捏了拳头，举平了胸口。我便插嘴道：“朋友，你没有把他撞死，算是少了一条人命官司。他这样大年纪，跌个七死八活，你还忍心要打他吗。”
司机瞪了眼道：“干你什么事，要你管？”
姚又平见这人过分强横，也挺了胸道：“天下人事，天下人管。我们一路去找警察，这老头子究竟伤了哪里还不知道，你还脱不了身呢。”
那老头子左手扶了墙，已经弯腰站起来，右手捶着腰，哼道：“人倒没关系，只是我这辆车子打翻了，不知道哪里折了没有？那一锅薯全倒在雪里，稀化得沾着烂泥，也不能再卖给人吃了。”
姚又平道：“不成问题，那得要他主人赔。”
司机道：“赔？赔他坐死囚牢。”
说着，扭身便要走上车去，这时，惊动了胡同里人家，纷纷的开门出来看。我和姚又平都觉着有公理可讲，便紧跟了那司机走去，不肯放过，走到那汽车边下，见车子里坐着的那位主儿，正是姚又平文字曾把他形容过的，圆圆的胖脸，戴了一副玳瑁边圆眼镜，嘴唇上蓄一撮小胡子，而且嘴角上正衔着半截雪茄。我心里想着，又平看到这种人，一定是火上加油，必定要和他交涉一番的。然而我所猜想的，是适得其反，当那人把身子向前一伸的时候，又平却立刻取下帽子来，对那人一鞠躬，笑着叫一声老爷，那人道：“哦！刚才是你说话，这个老头可恶得很，把车子停在胡同中间，挡住了人行路。我有个约会，立刻要去，没工夫在这里纠缠，托你和我办一办吧，真是这老头子跌伤了的话，你拿我的名义，和附近的警察岗位交代一声就是。”
姚又平垂手站着，连连地说了几声是。那汽车夫见主人翁把事情已交代清楚，也并不问姚又平是否答应，开着车子就走了。我站在路边，倒是一怔，姚又平回转头来，见那老贩子已经爬了起来，正在扶起他的木板车子。便迎向前道：“老头儿，你也不好，你这辆车子，摆在路中间，又是胡同拐弯的所在，你教人家汽车来了，雪深路滑，怎么来得及让你。”
那老头子扶正了车子，又把煮白薯的那口大铁锅端了起来，苦笑着道：“总算好，吃饭的家伙，全没有跌坏。
我们这穷苦人撞上了坐汽车的，一千个对，一万个对，算起来总还是个不对。那还有什么话说？”
我倒有点忍不住，便向前道：“老人家，你跌伤哪里没有？”
老人苦笑道：“我跌伤了又怎么样，还不是活该？”
就在说到这个时候，胡同口上跑来两只大恶狗，把打撒在地面上的煮白薯，一顿乱抢。那老贩子先还吆喝了两声，随后他也不轰那狗了，两手操着腰带，呆了脸子光瞧着。我道：“老人家，你这一锅薯，要卖多少钱？”
他笑道：“你瞧，人倒了霉，狗都欺侮人，今天再回去想法子吧。反正跌不死，也饿不死。一锅白薯，倒不值什么，两块钱吧。”
我便在身上掏出两块钱来，向他笑道：“咱们交个朋友，这钱我借给你垫今天的伙食。”
那老头子且不接我的钱，向我身上看看，虽觉得我不是周身破烂，可是比那坐汽车的人就差得远了，将手掌在前衣服上摩擦着，向我望了笑道：“又不是你先生把我撞倒的。”
我觉得这也太够不上夸耀，把钱塞在他手上，立刻走开。姚又平随着我身后走来笑道：“我本来打算给他两块钱的，你已给了他，我就不必再给了。站在我们走路人的立场上，那总觉得坐汽车的人是不对的，其实雪地这样滑，车子可不好开。”
我笑道：“这事也值不得我们再去提他，我们快去吃涮锅子吧，我们站在风雪里面这样的久，也该感到有些冷吧。”
他自也不愿再提这事，随了我跑到街上羊肉馆子里去。还是爿相当有名的老馆子，天气冷了，闹哄哄的拥挤了许多顾客。我们走上楼，四周一望，恰好靠楼栏的玻璃窗边，空着一张桌子，我和姚又平过去坐下，他见玻璃窗上蒙满了水蒸气，就将一个食指在上面画着。我也隔了玻璃窗看街上的雪景。正好又是一辆汽车飞跑过来，把楼下一辆空的人力车，撞着滚到马路中心去。那汽车果然又停了，开了车门，先跳下来一头狼狗。狗脖子上的皮带，带了一位穿鹿皮短大衣，头戴獭皮帽子的少年下来，他并不理会那撞翻了的人力车，另一只手套了根鞭子，向这馆子里走了来。
我笑道：“我们今天尽遇着这一类深可遗憾的事。”
姚又平对于我这个提议，似乎感到有些尴尬，便笑道：“这里生意太好，我们来了这样久，伙计还没有来看座儿。”
于是对着楼座里面，高声喊着伙计。伙计过来一番张罗，自把我的话混过去，我也只好不谈，便笑道：“今日天气很冷，我请你喝二两酒。”
他笑道：“这回你不要客气，我实在有点事请求你。应该让我会东。”
我道：“你先说出来是什么事，我才肯扰你。”
姚又平回头看了一看别的座位，这才拖方凳子，和我挤着桌子角，将头伸到我身边来，低声道：“我想请你替我写一封信，说明我求学的苦境，要被求的人和我找个挂名差事。”
我道：“你不是说，已经求好了你令亲吗？”
又平笑道：“这个人头脑有点冬烘，喜欢人家闹之乎者也。我虽当面求他，可是我拙于言辞，不能说得婉转，如再写一封古文观止式的信去，那就百发百中。当然你弄这一手是内行。”
我听了这话，便有点犹豫。又平笑道：“你看看他那副样子，十足官僚，倒是一手好文学。”
我道：“我哪认识令亲？”
又平道：“刚才坐在汽车上和我说话的，那不就是？”
我不由得望了他道：“你叫我替你写信，去求这种人？”
他还不曾答言，突然一条大狼狗走了过来，两脚搭在方凳子上，把头伸到桌子上来。看看我们这桌上还没有端来羊肉，它又落下凳子去，奔向隔席这个座位。这里正有一老两少围了火锅，吃得兴致淋漓，这条狗，将头伸到桌子面上。老头子如何看得惯，将竹筷子敲了桌沿，向狗大喝了一声。这老头子对于这条狼狗，虽或有点失礼，可是就他一方面说，也可以说是正当防卫。不料有人就以他这一喝为不对，涮的一声，一条皮鞭子打在这桌子上，呛啷啷好几只碗碟，被这鞭梢子打破，正是那位头戴獭皮帽，身穿鹿皮大衣的少年，凶狠狠地到桌子面前，手握了鞭子，大声喝道：“老贼，你为什么喝我的狗？”
老头子真没有料到这种意外，酱油醋溅了满身与满脸，正望了这位少年，要质问他。谁知道他更是厉害，已经破口大骂了。那两个年轻的，也穿了长袍马褂，似乎也是社会上所谓体面人。其中一个站了起来，向他问道：“你这人怎么这样不讲理？你的狗……”
那牵狗少年不等他说完，在裤子腰后面袋里向外一掏，掏出一支手枪来。他将枪口对准了这人的脸，横了眼喝道：“什么东西？你多嘴，再说，我就毙了你。”
那人眼光正对了这个枪口，又看到这少年气焰十分凶恶，忍了不敢作声。所幸这里伙计懂事，立刻跑过来，满脸是笑的，向那少年请了一个安。
他笑道：“大爷，你瞧我了，菜都和你要好了，请你喝酒去。”
那少年不把手枪对着那人的脸了，却还指了这桌子，喝道：“叫他们和我滚开，我要这个座位。我不要雅座，我爱瞧个热闹。”
那三个人当了这满楼的座客，受了这种侮辱，脸都变苍白了。可是后面又来了几个挂盒子炮的马弁，更加了一番威风，其中一个，白净面皮，似乎更能办事的样子，伸手抓了座中一人的衣领口，拖开了座位，喝道：“你狗头上长了眼睛，也应该看一点事，这是倪总长大少爷。”
说毕，啪的一声，向那人脸上一掌，满楼的人听到倪总长大少爷这句话，微微地哄了一声，这声音里表示着，原来就是他。那个受侮辱的老头子，也立刻拱拱手道：“好好，我们让座就是。”
说着，三人连大衣帽子全不及拿，就闪开了。我向姚又平看了一眼，他也对我回看了一眼。这时，全楼一二百位吃客，全面面相觑，连咳嗽也没有一声。自然我们并非三头六臂的哪吒不敢空着手和盒子炮去讲理。无奈是这位倪大少爷，就坐着成了我们的紧邻。我们固然不便说什么，就是手脚放重一点，也怕得罪了他。
这一顿饭，大概不下于刘邦去赴项羽的鸿门宴，勉勉强强低头把饭吃完了，我首先站起身来，对伙计道：“我们柜上会账吧。”
伙计正巴不得我们这样的做，立刻鞠着躬连说是是。我在柜上会账，姚又平追了上来，向我低声笑道：“我本来想抢着来会东，无奈那小子横着眼看了我们，而且故意伸长了一条腿，拦着我的出路。我怕抢着走，会碰了他那儿，那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这样，所以让你抢先会了东。”
我说，我请你吃饭的，这未免口惠而实不至了。”
我笑道：“老姚，我们是朋友哇。”
我只说了这句，也没有当着饭店账房再向下说，就走出店来。我们对了火锅子，吃了这顿羊肉测锅子，脸红红的，身上大汗直淋，由脖子上直流到脊梁上来，皮袍子上再加上大衣，热得人肩膀沉甸甸的。虽然这是北方的严寒冬天，我们还不受到一些子冷的威胁，反是觉得汗出得太多了，身上有些芒刺在背。这时走出了羊肉馆子，到了这冷的世界里，舒出了一口热气，头脑清醒过来了。向大街两头一看，大雪茫茫，在半空里飞舞。向近处看，那些房屋店铺，还是若隐若现的，在白的烟雾里，模糊一些朦胧的影子。向远处看，那简直是天地都成为一种白色。自然所有在这白色云雾里的人物，都寒冷着成为瑟缩的模样。马路上大雪铺着，马拖着铁皮车轮在上面滑过，发出清脆的声音。马鼻子呼出来的气，像两道白烟。人力车夫，周身洒着雪花，也是在鼻子眼和口里吐出白气。尤其是那跑得快的车夫，额头上流了汗珠子，雪花飞在头上，歪曲着一丝一缕的细烟。北京城里街头本来宽，雪铺在地上屋上，两旁人家，各紧闭了店门，每段马路，都仿佛成了一片广场。三四辆人力车，车篷上盖满了雪在这广场上，悠然拉过去。所剩的是两旁杈杈桠桠的枯树，和突立在寒空，挂满了长线的电线柱。那电线在白色的世界里拦空布了网，越是线条清朗，我抖了一抖大衣领子，笑道：“在今天世界上尽多怕冷的人，可是我却成了怕热。到了这雪地里来站着，仿佛轻了一身累。我们这一会子工夫，看了很多的不平等，可是反躬自问，我们又何尝不是和劳苦大众站在反面。”
姚又平笑道：“你处处倒表现了正义感。”
我道：“表现正义感吗？老兄台，你这不会让那真有正义感的人笑掉了大牙吗？”
姚又平懂了我的意思，站着雪地里四周看了一看，把这话锋避开去。因笑道：“这样大的雪，无地方可去。我特意约你在羊肉馆子里谈谈，不想遇到了那个高衙内式的恶少一句话没说。那件托你的事，可不可以俯允？”
我道：“我们友谊不错，我愿意和你说实话。你这种向朱门托钵的行为，我有点反对。”
姚又平站着苦笑了一笑，因点点头道：“你这也是良言，不过……”
他沉吟着，话还不曾说出来，身后一阵脚步响，回头看时，正是那穿鹿皮大衣的恶少，手上拿了鞭子，追将过来。我想，难道他还要和我们为难？势逼此处，那也只有和他拼上一拼了。我便斜侧了身子，两手插在大衣袋里，看他怎么样？他直奔了我们两人而来，倒不曾横瞪了眼睛，将手上的鞭子，远指了姚又平道：“你姓姚吗？”
姚又平被他逼着，也不能表示好感，便正着脸色点点头道：“我姓姚。”
那少年笑道：“没什么，我和你交个朋友。我知道你是铁翼队里的篮球名手。我现在私下组织了个篮球队，打算把北京篮球健将都网罗了。我好几次看你赛球，那远投你真有一手，十次有八次能中篮。”
说着，又把鞭梢子指了姚又平的脸。在他可说是善意的，便是他那番骄傲的样子，也让人受不了，我倒要看看又平用什么话去拒绝他的邀请。又平听了他那番话，早是带了七分笑容，便向他点点头道：“你阁下贵姓？”
他道：“吓！你这人脑筋太简单。刚才在馆子里，我那马弁，不是告诉了你们，我是倪大少爷？我父亲是北京第一位红阁员，你应该知道。”
姚又平点点头笑道：“台甫怎样称呼？”
他道：“我找的那班球员，他们都称呼我倪五爷，你也叫我倪五爷就是了，也没有什么人敢叫我的号。”
我在一边听到，大为姚又平难受。他这样说话，不是找人交朋友，简直是教人来受他的侮辱。他是不曾和我说话，他若和我说话，我至少是拂袖而去了。可是又平并没有什么感觉，却向那人笑道：“五爷组织的球队，现在有多少球员了？”
他这一声五爷，叫得我通身肉麻，我不过是他的朋友，我无权干涉他这样做。便叫道：“又平，再见了，我先回去。”
说着，我不待他回答我，我立刻走开了。我在风雪中，穿过了几条冷静胡同，一口气奔回家中，走进我那破书房，却见胡诗雄端了椅子，靠近煤炉烤火。我道：“怎么样，会开完了？”
他笑道：“爱好文艺的人，究竟不是那样热心，会没有开成，改期了。我顺路到徐先生家里坐谈了一会。我在胡同里走着，作成了一首诗，当时写给徐先生看，请他改。徐先生大为高兴，说我可算是泰戈尔的再传弟子。”
说到这里他把头连晃了两下。我脱下了大衣，也拖把椅子，坐在煤炉边，向他笑道：“哪个徐先生？”
诗雄哟了一声，瞪眼望了我道：“你难道不晓得，我和徐志摩先生十分要好。自然在大学名教授里面，还有其他姓徐的，可是和我最说得来的，还是志摩先生。”
我笑道：“这泰戈尔再传弟子一句话，怎样说法？”
诗雄道：“志摩先生的诗，是学泰戈尔的，我又学志摩先生，岂不是再传弟子？这并非我师生互相标榜。老张，我把今天所作的诗念给你听，你虽是作旧诗的人，你也不能不心服口服。”
我笑道：“心服口服，我对于你的诗，早就如此了。看你这个架式，这首诗一定不错，我这里先洗耳恭听。”
诗雄站在我面前，左手拿了那张五十磅的蜡光横格子纸，右手半举着，比了姿势，笑念道：“皓洁遮盖了，一切罪恶，屋上树上地上，都换上了银色的绒衣，风在半空经过，像快利的剪刀，在人面上且刮且飞。一条弯曲的胡同，冷静得像在夜半，两旁的屋宇，萎缩得那样低，那样低！墙头上的枯草，有些颤巍巍。是那墙角落里，有一张芦席，上面铺着雪，下面露出蓝色的破衣。呵！这里躺着一个人呢，他没有气息，也不知道这世界上的是非。怪不得每日那狂风中的惨呼：‘修好的太太老爷’。今天不听到了，咦！”
他念到这个咦字，将手高举起，嗓音拖得很长，瞪了大眼望着我，这分明是海派戏子拉长了嗓子，尽等台底下那个满堂好，我不能不给他捧一捧场，于是鼓了掌道：“好极！好极！这用我们斗方名士的大长语来批评，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你在哪里看到了这一个路倒，发生了这正义感。”
诗雄道：“我并没有看到这么一个雪中死人，不过想当然耳。”
我道：“你要这一类的资料，我大可供给，但小诗不够，必写成长诗，才能发挥尽致。”
诗雄摇摇头道：“我不作长诗！”
他很干脆的答复了我这一句话，我倒有些愕然。问道：“为什么不作长诗呢？”
他从从容容把那张五十磅洋纸折叠好了，揣到怀里去。因坐下答道：“徐志摩先生不作长诗，所以我也不作长诗。”
我道：“原来如此。徐先生之所以不作长诗，是不是因为泰戈尔也不作长诗呢？”
诗雄顿了一顿，笑道：“这个我没有问徐先生，大概如此吧？”
我道：“这话且丢开，你二次光顾，必有所谓。”
他道：“你这里有《宋诗别裁》没有？借一部我看看。”
我道：“这种书，你贵校图书馆里，不有的是吗？”
他道：“我们老朋友，谁知道谁，我也不妨实告。现在我正和人打着笔墨官司，讨论宋诗。我若到图书馆里去翻书，显着我肚子里没有存货。”
我道：“但不知你讨论哪几个人的诗？”
他道：“我是讨论谢康乐、鲍明远两人的诗。”
我笑道：“我兄错矣。此两公的诗，不在《宋诗别裁》之内。”
他道：“宋代这两位大诗人，别裁里还没有他的诗吗？”
我道：“《宋诗别裁》选的是赵宋诗人之诗。”
诗雄道：“难道这两位不是宋人，我也查过人名大辞典，决无错误。”
我笑道：“你当然历史比我熟。宋代不止一朝。”
他举手搔着头发，沉吟了一会。我笑道：“似乎南北朝的时候，南朝有个宋代。开国的皇帝，是刘裕。小孩子念的《三字经》上，有这么一句书，‘宋齐继’。不过我手边没有人名大辞典，我也不敢说我一定对。这里是出我之口，入君之耳，做老朋友的，有这么一点责任。”
他哦了一声，不由得红了脸，便缓缓地坐了下来，因强笑道：“也许是我弄错了。我就没注意到这个六朝宋代去。”
我笑道：“你该请请我了。你和人家打笔墨官司，要把主人翁的朝代也给弄错，你说得怎么有理由，你也赢不了人家。”
诗雄只好笑着向我拱拱手，因道：“怪不得呢，我在《唐宋诗醇》那部书上，拼命的翻，也没有翻到这两人的诗，我还以为是编书的人，漏了这两个。那么，这两个人的诗，要在什么书上找？”
我道：“那就多了！图书馆里诗集部里可以找到专集，历史名人编的古诗钞里面必定都有，一折八扣书的《十八家诗钞》也有。但是哪部书里有详细注解，我腹俭得很，一时不能举例。”
诗雄拱拱手笑道：“你骂人不带脏字。当了我的面，你自己说是腹俭，不过你挖苦我我也值得，免得我在刊物上公然失败。”
他一服软，我倒老大难为情，抓了他的手，连连摇撼了几下，笑道：“对不起，对不起，我也不过是和老朋友开开玩笑。其实我应当郑重出之的，不该俏皮你。”
诗雄笑道：“没关系，没关系，我也应当受一点刺激，以后也可下点读死书的工夫。不过这也不能怪我，自五四以后，一年我没有正经上过一天的课。一来是罢课日子太多，二来是鼓不起上课这点勇气。反正不上课我也可以毕业。说到这里还闹了个笑话，有一天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跑到课堂上去。不料空洞洞的，全课堂并无第二人，不见有上课景象。跑出课堂来，向人一打听，原来是星期。你看，我会把什么日子都忘了。”
他说了这一篇话，把话锋转移开了，我当然也就不必追着再问什么。他坐了一会，抬起手臂来看了一看手表，便去衣架上取大衣。我道：“又在下猛雪，你何必走，在我这里偎炉烤火，谈谈天不好吗？”
诗雄道：“今天下午四点钟开会，我是干事之一，不能不到。”
我道：“你们这样忙于开会，和社会上可能发生一点影响？如其不然的话，这也是牺牲光阴的一件事。”
诗雄道：“口说无凭，你如有这个兴趣，可以去参观一次。”
我道：“我既非会员，又非学生，怎样可以去参观？”
诗雄道：“你难道不是一个新闻记者吗？”
我被他这句话鼓动了，便笑道：“那也好，我顺便去瞧瞧各位名人。”
于是我也穿上大衣，和他一路出门。今天他们开会的地点，倒离我寒舍不远。二十分钟后，我们已经到了会场了。这是法学院一个小教室，天色不十分黑，那屋子里已经电灯通明。隔了月亮门，这边是个小院落，并排有若干厢房，窗户纸通亮，乃是教授的休息室。拉开风门，里面一阵热气向脸上扑了过来，正是屋子正中生好了煤炉子，火气生得呼呼作响。屋梁下垂了几盏电灯，照得屋里如同白昼。在教育费三四个月未发的今日，这第一个印象，让我有点出乎意料。沿屋子四周，陈设了七八张半新旧的大小沙发。许多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学了教授们那个架势，架起腿，半仰着坐在那里。学校里校役，对于这些大学生的伺候，有甚于伺候教授，在每人面前，都斟上一杯滚热的香片茶。那茶杯有的放在椅扶手上，有的放在茶几上，热气向上升，与茶几上几盆梅花相辉映，反映着这里很清闲，所欠缺的只是各人口里没衔上一只烟斗。诗雄将我引进来了，大家见是位生客，不知我是何校代表，便都起身迎上前来。诗雄笑道：“这位密斯脱张。是上海《大声报》驻京记者，每次发表通信，鼓吹文化运动，各位都看见了。今日我在路上遇到他，听说我们开会，他想来旁听一次。我和他虽是好朋友，这事也不能做主，特意引来征求大家同意。”
说着，一一和我引见。第一位是会长了。他戴了玳瑁边圆框眼镜，梳着西式分发，灰色爱国布皮袍子上，罩了半旧的青哔叽马褂，马褂纽扣中间，斜夹了自来水笔。他和我握着手，自称唐天柱。呵！这个名字是很熟的。报上每逢什么民众开会，必定有他到场，而且还有演说。本星期，在报上青年学子们有一篇宣言发表，正是他领衔，于是我微弯了腰，连说久仰。其次介绍的是副会长和几股干事。那文书股干事袁大鹏，白净瓜子脸儿，眼罩金丝托力克眼镜，身穿半旧蓝湖绉皮袍，外罩干净无皱纹的蓝布大褂，细条个儿，不过二十岁，透着是个调皮角色。
他和我握着手笑道：“密斯脱张到这里来，我们是很欢迎的。我们的行动，正要……”
说到这里。他换了一句英语“To be made known in the newspaper”。这句话他虽吐音不十分清楚，算我半猜半懂了，便笑道：“兄弟就为了找消息来的，贵会如有消息要发表，那算我来着了。”
我们这样谈着，不过那位正会长唐天柱先生，在脸上现出一种犹豫不甚赞同的样子。我立刻站了起来，向他声明着道：“若是会长觉得未便招待新闻记者，我就告退。便是国会，有开秘密会议的时候，也随便让旁听的人退席，这没有关系。”
那位副会长罗治平，是个白胖子，穿件灰布袍子，笼了袖子坐着，倒带些忠厚相，便呵呀一声，笑着站起来，因向我点头道：“这是密斯脱张的误会。因为我们这里，从前预备了旁听席，并没有人家，于今就没有这种准备了。其次呢，我们开会的仪式都是平民式的，若是由新闻记者笔尖下加以形容，那大概是很有些不堪。”
我笑道：“那决无此理。当新闻记者的，也有他的技巧，他决不能为了一次随便写文字，打断了以后的消息来源。干脆说一句吧，无论站在公私哪一方面，我都只有和各位帮忙的。”
说到这里，恰好那外面院子里叮叮哨哨摇起了一阵铃子，正是到了开会的时间。会长便拉着诗雄匆忙地说了几句，他和一些干事们纷纷出门而去。诗雄和我独后，悄悄地向我笑道：“会场上少不得总有点辩论的，凡事都请你和会长帮点忙。”
我这才明了会长所以犹豫的原因，便笑道：“你打了招呼，我自然就明白。这样说，你是站在会长一方面的了。”
诗雄道：“我无所谓，我对于这会，并没有什么野心，你回头在会场上看就明白了，你随我来。”
说着，牵了我衣襟一下。我随在他后面，走进那小教室，里面热烘烘的，屋角上那铁炉子正烧着大量的红煤。讲台上那张长方桌，上面蒙了雪白的新白布，两只白瓷盆子供着红梅花，踞着左右桌子角。会员们在课堂座位上，纷纷就席，每人面前，都放着一套文具，和一大套文件，颇像个会议的样子，我被胡诗雄引导着，坐在右端屋角孤零的一个座位上，面对了会场的会员，似乎是新设的一个新闻记者席，这总算客气极了。这时，大家入座，那位会长先生，从从容容走上讲台去，拿桌上一个铃子，直挺板住面孔，站在讲台中间，叮叮哨口当，将铃摇了一阵，依然放在桌上，对全会场的人看了一看，然后回转头来，也向我看了一看，这才面对了台下道：“现在开会。”
铃子摇过之后，全会场寂然，一点点什么声音没有。会长道：“今天这会有两件大事，一件是预选出席上海大会代表，一件是讨论大会宣言，我们应当提出什么意见。这两件事我们先办哪样？回头请大家决定，现在请文书股袁干事，报告各种文件。”
那袁大鹏听了此话，手里捧了一叠文件，站将起来，走向讲台。那会长便慢慢地走下台来，坐到第一排椅子上去。袁大鹏将一叠文书放在桌上，一面翻着，一面向讲台下看去，口里报告了道：“第一件是张干事李代表请假。第二件是……”
他手里乱翻着，口里轻轻地又来了两句英语，我仅听到他说了两句：“梭累”。他翻了一阵，终于是把要找的那张稿件清理出来了，他两手捧了念道：“平民夜校来信一件，要求本会承认他们为大会一个单位。第三件羊尾巴胡同住户伍子干来信一件，说他曾在中学读书，现在因贫辍学，要求本会承认他是个学生。”
类似这样的文件，他一直报告过了十七件，方才下台。会长唐天柱又走上讲台去，来了两手，向大家行了个注目礼。然后道：“本席在各位未讨论之前，有几句话要发表，先请副会长来主持议席。”
于是罗治平副会长上台去，唐天柱退在议席上，他站在第二排椅子中间，先报了一声席次号数，二十四号。我明白了，这是学的国会开会的那一套国会里人多，恐怕书记不相识，无法记录。这小屋子里才统共二三十人，我第一次见面，就记住了他是唐天柱，倒觉他报号一举，令人不解。他道：“本席所说的是我们的志趣问题，也就是派代表到上海去，先要认清的一点。自五四运动以来，我们的奋斗的精神，已振动了全球。可是，我们是谋人民得到解放，是谋社会得到改造。我们的目的，不但不是谋做官发财，而且要打倒一切以升官发财来投机的分子。我们这些作文化运动的人，报上常有名字宣布，他要做官，要发财，除非改名换姓，设若他仍用现在作文化运动的名字去做官，去和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恶势力妥协，不但我们可以反对他，社会上也会加以唾弃！”
说完，全场劈劈啪啪一阵鼓掌。他说到这里，嗓子提高了一点，因道：“现在是民国九年，我保证，到了民国十九年，民国二十九年，我们依然为‘解放与改造’而奋斗。设若到了民国十九年，民国二十九年，我们这一群里，大之有做总长做次长的，小之有做局长做科长的，除非他们另用其他技巧与才具得来，那是另一问题。若是借了五四运动奋斗者的名义去作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只有我们都死了才罢休。有一个人在，我们必当鸣鼓而攻之！”
全场人一阵大鼓掌，我被他的话刺激了感情，也跟着鼓掌起来。唐天柱见大家鼓掌，他益发精神抖擞。昂了头道：“那为什么？因为五四运动，是最纯洁的文化运动，最神圣的革命行为，它在历史上，有闪烁千古不可磨灭的价值。若是只造就些大学生去做政客官僚，不但侮辱了无数热血青年的心迹，也在历史上给予后人一种疑虑。本席说这篇话，并非无的放矢，听到一点风声，江浙方面，所谓某某两大帅，很想当我们在上海开会的时候，要来加以引诱。甚至我们在津浦车上，他就要来联络。这一点，我们必须先为声明，绝对不睬他们。本席今年二十二岁，到民国三十年，也不过四十多岁，大概还没有死。我愿意到那个时候，在会场开会的人，大家常常还见面，看看我们这自负站在时代思潮前面的人物，到那个时候，还在干什么？我们今日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将来是不是还为一个时代思潮前驱者？有道是路遥知马力，那就可以完全发现出真面目来了。今天开会，有新闻记者席，我先开了这张支票，我个人决不借了今日会长的资格，做那无聊无耻行为的敲门砖！”
说完，有一部分人跟了鼓掌，大概是会长的同党。他又道：“我说过了这篇话，可以表明我的态度。本席对于出席上海大会的代表竞争，并不放弃。”
说完，他坐下去。那个副会长罗治平，两个指头将他鼻梁上架的一副玳瑁眼镜向上撑了一撑，向台下点头笑道：“本席也有话说，请会长主持议席。”
他说毕下来了，唐天柱走上台去，立刻会场上一阵骚动，好几个人站起来抢着要发言。唐天柱两手同摇着道：“请坐请坐，大家都有发言的机会。”
一个操着衡山山脉口音的青年，站在议席中间，争红了脸道：“会长，本席要求先发言。”
唐天柱对他看了一看，因道：“可以的，但是请以十五分钟为限。”
交代完了，这位先生，也不待旁人坐下，像放了爆竹似的，立刻发表起演说来，虽然我的耳音，极有训练，但是对于他的言论，依然不甚了解，只有解放，改造，奋斗，牺牲，一连串的新名词，仿佛可以捉摸，但是他并不顾及人家懂与否，左手按了桌沿，右手举了个拳头，高过额顶。说到最紧要处，说什么力竭声嘶，简直头角上青筋，根根直冒。台上这位会长，自然是只有瞪了眼望着他。便是在台下的这些会员，有的伏了案上看文件，有的拿了铅笔画桌子，有的彼此相望微笑一笑，我看了，倒替那位发言先生难受。正是在这样透着宾主无聊的当儿，忽然风门一拉，有两样此时正摩登而引人注意的东西闪出来，便是两方最大的红毛绳围巾。
这东西，正有两位小姐，将来披在身上。她们一色的穿了灰布皮袄，青绸裙子，挽着一个发丝髻。这一来，全场的人，并不用得喊口令，都站了起来，唐会长也在讲台上哈哈腰儿。一位小姐站住脚，呵了一声道：“开了会了，我们来迟了。”
唐天柱立刻点点头道：“不迟不迟，你二位来得路远，我们也是刚刚开会。”
这样一来，大家都来应酬这两位女宾，无论哪位发言的先生用了多大的力量来做那慷慨激昂的姿态，但决没有人理会他的言语。他仿佛也感到只管说话，不招待来宾，是一种失态的事，便悄悄地坐了下去，虽是他那段精彩言论尚未说完，却也不顾了。正会长站在主持议席的讲台上，究竟不便走下台来，倒是那位副会长罗治平见义勇为，立刻迎着两位小姐笑道：“坐第一排呢？坐第三排呢？”
其中一位年长些的小姐笑道：“还是照固定的位子坐吧。”
说着，罗治平引了她们大转弯地走议席前方绕过去，正经过我面前，一阵极浓厚的脂粉香气袭入了我的鼻端。在民国九年的今日，男女社交还是初步公开。有许多苦闷青年跑到华贵的电影院里，特意去享受这种粉香，现时在会场上就有这种香气，那大可以调剂会场上叫嚣枯燥的空气了。她们坐到会场正中的一排椅子上去，经过的所在，很谦逊的有几位青年站起来，带了严肃的笑意。便是刚才那位高举着拳头，像个武夫的发言人，也放出满脸的笑容，站起来点了两点头。直待他两人落座了，那哈着腰站在讲台上的会长，才正了面孔道：“现在继续开会，还有哪位发言？”
罗治平道：“密斯张密斯李刚到，不知道我们开会的经过，是不是可请会长追补报告两旬？”
那会长先是点头哦了一声，后来一回头看到有我这个旁听人，便轻轻说了一声不必！在这两位女宾来过之后，不知什么缘故，会场上倒寂寞了两三分钟，大家全静静地坐着睁眼望了那会长。唐天柱这才向大家点了个头道：“若是各位没有什么意见可发表的话，我以为可以投票了。不过兄弟附带发表一点意思，似乎我们应当有一位女代表出席。”
这话说出来以后，这两位小姐，首先笑了一笑，但是立刻感觉到这一笑有毛病，把头低下去了。刚才那位发言的先生，又站起来了。他很简单的两句话，倒是可以听得明白，他说：“推选女代表的票子，应该用记名投票法，这样，可以看出尊重女权的是些什么人。”
站在讲台上的唐会长对于这个主张似乎有点同感，也跟着微笑了一笑。我正想着，青年们的脑子是纯洁的，首先完全是正义感，到了知道什么是私欲了，他也会用点手腕。任何眼面前的人，恐怕也不会例外些，一般的半边脑子里是洋楼汽车，半边脑子里是好看的女人。这个念头没有完，忽然院子里一阵杂乱声，乌压压的拥进来一群人，正是北洋政府的标准警察 。他们自五四以来，有了特殊的训练，进门之后，两个捉住会场里一个。我虽是事外之人，急忙之中，无是非可辩。一个警察夹住我的左手，一个警察夹住我的右手，两人将我向上一抬，拖了我就走。在我前面，已经有十几位大学生在人肉夹板里夹出去了，我既不能抵杭，也无须抵抗，就由着他们将我夹了走，经过街巷的时候，也有人站在路边看。北京人士，总是那么悠闲的，垂了冬衣的长袖，静静的看着。有些人还彼此说着风凉话，“又在闹学生”，这个闹字，连我事外人听了，都十分刺耳，我倒不知道当时诸青年作什么感想。不多一会，我们就到了区分所里，先是把这些人统统关在一间拘留室里，后来便是区长传各人进去，分别谈话。传到第二名，便是我了。使我十分惊讶的，这位区长竟是很客气，他在办公室里的公事案边，站起来和我点了两点头，还伸手和我握了一握，笑道：“对不起，我们弟兄误会了，我们已知道阁下不是开会的学生。”
我看他黑胖的脸儿，嘴上蓄了两撇八字须。身穿灰哗叽皮袍，外套青呢马褂，头戴小瓜皮帽，顶着个小红帽结子。口里操着纯粹的京话，活表现他是一位北洋政府下一个小官僚的典型人物，我笑道：“既是贵区长明白了真情，大概兄弟可以被释放。”
他笑道：“不成问题，不成问题，就是这些学生，我们留他们过夜，一天明也让他们回去。请坐请坐，我还有几句话和阁下谈谈。”
我坐在旁边一把椅子上，他也掉过公事桌子边的椅子，对照了我。刚刚坐下，却又回转头来向窗子外叫了一声“来呀”，随着进来了个勤务，区长皱了眉道：“客来了，倒茶。”
随了这话，有听差进来，送着茶杯向前。我笑道：“区长倒是无须和兄弟客气。你有事，我在这里，免不了耽误你的公事。我可以回去了吗？”
区长笑道：“可以可以，叫弟兄们给张先生雇辆车。”
我想，打铁趁热，就是这时候走吧。于是站了起来，做个要走的样子，区长站起来，和我握了一握手，笑道：“兄弟有点儿要求，今天这件事，请张先生不必发表新闻。这些青年，放了书不念，整天开会，高谈国家大事，我们干涉他们，也是为他们父兄做主。”
我笑着说了一声是。他又道：“国家大事，让他们这样的毛头小子来办，说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恐怕转过来，让帝国主义打倒。兄弟说句不知进退的话，他们这样闹得起劲，就由于新闻界太肯和他捧场。张先生，我敢说，你要是把他们捧着来主持国家大事，你们当新闻记者的，比现在还要受干涉得厉害。这话怎么说呢？他们遇事讲个只有他聪明，他们能做，别人全不成。上自大总统，下至站岗的巡警，都归他包办……”
我想，我何必老听他骂学生，便抢着笑道：“区长放心。新闻记者，也有新闻记者的道德。区长既是说不能发表，兄弟决不发表，更不能因为贵区兄弟误会了，将我带区，我就借此泄私愤。”
区长见我把话说得透彻，又握着我的手摇撼了几下。笑道：“那好极了，有工夫可来赐教。”
听这音，是许可我走了，我还等什么，于是告辞出了警署。在大街上走着，忽然身后有人低声道：“老张，你出来了？”
街灯底下，我看到胡诗雄将大衣领子扶起围住了脸，站在人家屋檐下。因道：“匆忙之中，我没有理会到你，你怎么漏网出来的？”
胡诗雄道：“你看北洋军阀的这些走狗，多么可恶。我们在学校里开会碍着他们什么事？偏是他鼻子尖嗅着我们藏身的所在，将来有一天……”
我们一面踏着雪地走路，一面说话，我回头看看，并没有什么人，便笑道：“你的话就止于此，不必向下说了，让我猜一猜，你有一天怎么样？”
胡诗雄笑道：“好！让你猜一猜。”
我道：“有一天你在会场上，一定要宣布这北洋军阀小走狗的罪状？”
他哼着表示了不对。我道：“有一天你若被捕了，你得向他们抗议？”
他又哈哈笑了。我笑道：“有一天，你要自杀，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胡诗雄道：“不能那么消极。有一天我踏上了政治的路线，第一步我就整顿全国的警察。”
我道：“可是你们在会场里说过，你们的文化运动，并不是做官的敲门砖。”
他笑道：“老张，寒街深夜，这里并无外人，我对你实说了吧。不但将来，现在就有我们的大批同志，向政界里拼命的钻。我虽不知道民国二十年三十年将来是个什么局面，可是我敢预言，五四运动时代的学生代表，那日子必定有大批的做上了特任官与简任官。今日之喊打倒腐败官僚者，那时……”
墙角警察岗棚子里有人哈哈大笑道：“你们可漏了！”
我被那笑声惊醒。睁眼看时，床头边悬着民国三十年的日历。第十五章第八十梦回到了南京
耳边下听到人声像潮涌一般，我睁眼看来，被拥挤在轮船的船舷上。栏杆开了两个缺口搭着跳板，人像一股巨浪，在这缺口里吐出。栏杆那边趸船上，人是像这边一般的拥挤不过，他们手上，各个拿了一面小旗子，迎风招展。若在这人浪里，发现他们一个旧相识，旗子齐齐的举了起来，呵哈一声的欢迎着，我便是这样被欢迎的一个。糊里糊涂在人浪里穿过趸船，上了码头。呵！南京下关江边码头呀！久远了的首都！虽然沿江一带的楼房，都变成了低矮的草棚，巍峨的狮子山，绵延如带的挹江门城墙，都是依然如故的景象，一看就是南京。我所踏着的地面，是旧海军码头。迎面一座彩布青松大牌坊，上面红字，大书特书：“欢迎抗战入川同胞凯旋！”
那牌楼下拥挤着不能上趸船的人，像两道人墙，夹立在路边，都伸长了颈子，睁着眼睛，看看这登岸的一群里是否有他们的熟人？如果是发现了一个，就拥出来拉着手。尤其是操着南京口音的人，他们迎着他们所要见的人，老远的在人头上，伸出手来乱招，口里喊着人名字。我看到一位南京老太太，由人丛里撞跌出来，一手拉住一个青年，脸上在笑，眼里流着泪，口里喊着乖乖儿子。总之，这江边码头上成千成万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个情绪紧张的面孔。唯其是这样，我也有点如醉如痴了。路边上有欢迎他们的大汽车，形状如当年的公共汽车差不多，但略矮小些。据说，这是敌人退出南京时候留下来的礼品。
自然，用这车子欢迎我们入城，是含有一种意义的。车子里自然是同船来的人，有两位穿着西服的市民代表，脸上充满了笑容，连连向回来的人道着辛苦。但他们也不承认是留在南京的，他说，本来是住在上海。后来因为国际发生新变化，在上海租界上，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就退入了内地。自从得着光复首都的消息以后，他们就赶回南京来。总之，他们那意思，以为虽不曾深入后方，但是他们并不曾与敌伪合作。而辗转前方与敌周旋的那番艰苦情形，也许比远入后方的人还要伟大些。好在我们一路行来，大家都存下了这么一个志念，决不讪笑在沦陷区城里的人。我因之没有把他的话听下去，且向窗子外看着，车子还是经过下关入城的咽喉挹江门。城门虽是洞开着，城门洞外，还遗留下不少的沙包。那条中山北路，还是人家稀少。有的是旧房子剩下一堆残砖败瓦，或整个不见，有的又是新建筑的小屋子。倒是两边的路树都长得高大了，尤其是杨柳和洋槐，都铺张了一大块树荫，正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了。这时车上人又讨论着同船时常讨论的住房问题，而大家十有八九是暂借住亲友家里，再作打算。本来南京的房子，经过一次长时的浩劫，已经拆卸破坏得不像样子，很少可住的。敌人溃退时，又放了一把猛火，越发是房子减少了。说话时，车子过了华侨路，达到市中心区，本已接近繁华场合了。可是由三牌楼直到这里，越向南是新烧的房子越多。这里一些高大的楼房，是敌人盘踞过的，全是四周秃立着砖墙，中间是空的。低矮些的房屋，那简直便是一堆瓦砾，里面插上几根焦糊的木料。若不是中间那个广场，绕着圆马路，我已看不出所到的地方是新街口，因为这里是敌人烧毁着最厉害的一段，满眼全是瓦砾和断墙残壁。便是马路边上的树，也被烧焦了一半。车子过了这里，在一个有松枝牌坊的所在停了。少不得这里又拥挤了许多人欢迎，各找着各的亲友，分别去投宿。我被一个朋友，介绍到他亲戚家里住着。他的家住在汉中门内一条冷静的巷子里，是个令人极不注意的所在。往日敌人入南京，没有抢劫到这里去，现在敌人溃退，是由东南方逃去，也不及烧这城西角的民房，所以我所投的这位主人家，竟是浩劫中的幸运之儿。自然，被介绍到这里来寄住的，不止我一个，主人家的屋子，几乎是每一间里都住下了来宾了。我让主人让在楼上一间小屋子里，隔壁正是新回来的两位抗战志士。在我进屋不曾落座之时，便听到一个人在那里形容敌机轰炸后方的残暴行为。他说到他有多次的遇险，但始终是英勇对付着的。
他曾这样说：“敌机轰炸得久了，我们的防空设备也格外进步。我们屋子后面，就是石壁，在那里新打了厚可十丈，深可十五丈的洞子。放了紧急警报，我依然在屋子里料理过琐事几分钟，然后从从容容进洞。有一次，我洞子顶上中了头彩，．而且是很大的炸弹，但我们除听到一声大响之外，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后来有几次猛风扑人，洞口上的烟雾，涌进了洞子，我们料想着洞外不远中了弹。我也不问敌机去远了没有，就跳出洞外，四处张望着。见斜对面有个水桶粗细的炸弹，正在冒烟，想必是燃烧弹，我提起路边上预备着的两个沙袋，就扔了过去。因为我相距得很近，沙袋打得很中，正把沙袋撒在那炸弹冒烟的所在。这么一来，我就引起兴趣来了，继续拿了沙袋，向上面扑了去。我差不多把炸弹火焰都扑完了，防空救护队才赶到。你们没有到过大后方的人，不要以为大后方就没有危险。”
另一个人道：“空袭那究竟不是天天的事，我们在前方的人，是整天听着炮响。但炮响尽管炮响，我们照样做自己应做的事，哪个去理它？有一天，我在家里向你们后方写信，突然一个炮弹穿过了屋顶，接着就是十几炮。我总以为像平常敌人天天放礼炮一样，并不介意，继续的向下写信。等到把信写完，机关枪也响了起来，这才打听出，敌人有一支流窜部队，已经窜到我们村镇附近。但我们一点也不惊慌，立刻联合了保甲长，先撤退老弱妇孺，再……”
先前那个人不愿向下听了，拦着道：“这有什么稀奇，你们那里，听到炮响，总还离着火线几十里路呢。在现在立体战争的时候，根本没有前后方之分。我们在后方，真是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每月都有出钱的机会，有一次劳军献金，我把买米的钱都献出去了。”
那一个还说呢，我们就听到你们在后方做生意发大财，一弄几十万。发财的人，献几个钱给国家，那还不是应当的，不抗战，你们这些财何处发起来？我听到隔壁人士，这一顿辩论，这算回南京来第一个接受到的新影响。我正听着出神，忽然有个在林谷寺种菜园的老乡，高高兴兴跑进房来。拱了粗糙的拳头笑道：“恭喜恭喜，多年不见，你还是这样。”
这人叫李老实，在尖团的皱纹上，丛生了一把苍白脸胡子，寿星眉长出脸来一寸多，就现着这人有些名实相符。我笑道：“也不一样了吧，在四川几年，头发白了一半了，前后害过两场重病，打过十几场摆子，咳嗽毛病，于今未好。”
李老实笑道：“自然是辛苦几年了。不过这么样回来，可以享福几年了。”
我道：“享福？这福从何享起？”
李老实挨近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低声笑道：“张先生，你何必瞒我？我听说到四川去的人，当一名打扫夫，一个月都拿整百块薪水，像你先生，一个月还不拿几万吗？难道你回来，没有把在重庆挣的钞带回来？我并不向你借钱。”
我笑道：“你说打扫夫每月拿整百块钱薪水，那是真的。可是，像我们这种人，比打扫夫差不多。我告诉你，打扫夫拿了那些钱，还是你曾经见过的打扫夫，并没有穿起西装，至于我呢！但我生平是个不肯哭穷的人，我穿什么衣服到四川去的，我还是穿什么回来，并未曾做新的。”
李老实笑道，“我今天特意来欢迎你，有点好心奉上。新住宅区北平路那地方我有四五亩田，好几个人打听，我都没有松口。当年张先生在南京，我们相处得很好，这一点人情，我一定奉送给你。你先一齐买了去，自己用不了许多，你分几方给亲戚朋友，人家还不是抢着跑吗？于今有钱，太平无事可以拿出来了。”
我想，这位李老实认不了一百个扁担大的字，拾了一根鸡毛当令箭，不知他听了什么大人先生的咳嗽喷嚏，便以为我是个了不得的衣锦还乡人物，若要和他申辩我在四川还是个穷措大，他未必肯信，倒不如顺了他的口气说下去，倒还算接受了他的人情，便含糊地答应着道：“我今天还是初到南京，一切要办的事都没有办，简直地说，今日的一餐晚饭和洗个澡的目前急需，我都没有着落，我怎么会有时间谈上买地皮的话？”
李老实听我这话，并不以为我顶撞了他，还是笑嘻嘻的。同时，在身上摸出一包纸烟来，先敬我一支。我看着首先便是一惊，因为他拿来的，正是久违了的大前门牌子。在大后方，吸大前门纸烟的人，并非绝对没有，但不是李老实这种人随便可以在身上掏出来的。我还根据了我的乡下人习惯性，笑道：“你吸这样好的烟？”
他笑道：“这样什么好烟，很普通的牌子。”
我道：“南京市上，这样的很多吗？”
李老实不懂我的语意何在，问道：“纸烟店里都有，像从前一样，张先生为什么问这样的话？”
我想了一想，是了，在我由四川来的人看法，与他在南京人的看法，有很多不同，这句问话，他又是一个不可了解，便笑道：“我以为现在交通刚刚恢复，怕洋货还不容易由上海运进来。”
李老实笑道：“张先生要买什么洋货，我去替你买。我有一位亲戚，正要开一爿洋货店，货还没有到齐，已经先在做生意了，大概要用的洋货总有。”
我笑道：“洋货凯旋，比我们抗战义民来得快。”
李老实又不懂我的意思，他想了一想，答复我一句话道：“洋货他自己并不会走路。这么……”
我拍了桌沿笑道：“妙妙，人家说你老实，这可不是老实人说得出来的。”
李老实笑道：“张先生也说我对了，你怎么说是洋货来得快呢？”
我道：“你这话又说远了。我初到南京，什么都想去看看。我们出去走走，有话走着商量。听说奇芳阁还在开着，到那里去吃碗茶去，好吗？”
李老实连说好好，我同主人翁暂告了辞，和李老实由小巷子里穿出中正路。看时，两边房屋，零落的被摧毁了。不曾颓倒的白粉墙上，左一片黑墨，右一片黑墨，淡墨的地方，还露出敌伪留下的标语。可是，就在这里，便有笔在墙上写的新标语，如杀尽倭奴，欢迎义民还都等等。最大的几个字，还是本街某号某户某某人敬制。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因问李老实道：“汪精卫在南京的时候，你也认识几个小汉奸吗？”
李老实红着脸，身子向后退着，啊哟了一声。我笑道：“那没关系呀。你还是种你的菜，你又没做汉奸。譬如你要买菜给人，这熟主顾里面，就不能没有在汪贱手下做事的。说你认得他，也没有在你身上涂了黑漆。我正想问问你们，日本人要逃跑的时候，他们什么感想？”
李老实道：“做大官的人，急得不得了，日本人又不许他们跑。总是说南京不要紧。就是要紧，也可以带了他们上东洋去。他们也知道这事靠不住，都托了家人，在乡下找房子，而且是越穷越僻静的地方越好。我们在城边上种菜的人，很有些人受过他们重托，所以我知道。我想，这种人碎尸万段，确是应该，哪个替他们想法子，让他们逃命。后来日本人走了，他们也就不晓得逃到哪里去了。”
我道：“那么，当小汉奸的人呢？”
李老实道：“越干小事的，心里越安稳。我们料着作恶不大，大家总可以原谅的。
就是受点小折磨，眼见中央回到了南京，那也是一件痛快事。譬如这几个月里，南京也常放警报。在南京城里的人，除了那些怕死的大汉奸，没有一个人不快活。呜呜警报一响，千千万人，全由心里喊出来，我们的飞机来了。不但没有人躲，在街上看不到，有人还偷偷地爬到屋顶上去看。警报越放得多，大家心里越高兴。日本鬼子气得要命，想不放警报。但是不放警报他们在城内的侨民，又要埋怨。譬如太平路一带做生意的鬼子，他们就最害怕，有了警报，附近有防空壕也不躲，跑到城南老百姓的地方来，他料着中国飞机不炸中国人。”
我笑道：“这倒是真话。在南京的日本人不放警报害怕。放了警报，．又是告诉沦陷在城里的中国人，你们的飞机来了。”
说到这里，我们很高兴，不知不觉穿过了健康路。这里还是以前一样，夹着中间一条水泥面的马路。不过十家铺子，倒有八家改了东洋建筑。那墙上贴的广告牌，大学眼药、仁丹、中将汤等等，还是花红栗绿的，未曾摘下。健康路转角，向贡院街去的横街口上，有两个五彩灯架招牌，树立在电线杆子上，一个上面大字写着“东亚舞厅”。另一个格外大，有一丈长，两尺宽，上面五个大字旁边还注着日文，是“松竹轩妓院”。我不觉呀了一声。心想，这简直是对神圣首都一种侮辱，李老实虽不大识字，他看到了我对那牌子惊奇了一下，自然，知道我意所在，便笑道：“张先生看到这姑娘堂子的招牌，奇怪起来啊，这见得日本鬼子是个畜类，汉奸也不要脸。因为在南京的日本鬼子，他明说非找婊子不可，没有婊子，他们就乱来，汉奸就在夫子庙一带，办了许多堂子，还怕日本鬼子找不到，在大街口树起大招牌来，让他们好认识。堂子已没有了，倒不知道这牌子怎么还在？”
说着话我们到了旧市政府。外面那道围墙，还依然如故，可是大门外那个木楼，就成了一堆焦土，由此向里面看去，大大小小几堆瓦砾，杂在花木里面。这地方是敌人驻过兵的，他如何肯留下痕迹？相反的，离这里不到五十步的一个清唱社，门口依旧树着彩牌楼，墙上红纸金字的歌女芳名招牌，并不曾有一张破的，似乎在敌伪退走的前夜，还有大批的人渣在这里寻找麻烦。好在就在这清唱社门口，拦街已横挂着一幅白布标语，上面大书特书，“庆祝最后胜利共同建设新国家”。这就把这条街上各店铺私人贴的标语，映带得更有意思。第一是什么阁清唱社，正有几个工人在扎新牌坊大门旁边，一块木牌，糊了白纸，用红绿彩笔写了布告。我觉得这异样的刺激视神经，便站着脚看下去。只见上面大意写着，“陈某某女士，俞某某女士，随国府入川，站在艺人岗位上，宣传抗战，始终不懈，实堪钦佩。现已随同凯旋人士，同回首都。
本社情谊商恳，已蒙允许，不日在本社登台献艺。久违女士技艺者，当无不深为欣慰也。”
李老实站在我后面，十字九不认得，也看了一番，因笑问道：“是四川回来的歌女，又到夫子庙来唱戏？”
我笑道：“那比学生出洋回来还要体面些吧？”
李老实且不答我的话，将手指着一个理发馆玻璃窗上，新用纸糊的广告，笑问道：“这上面好几个地面，到底是哪里搬到哪里的？”
我看时，上面写着，“重庆南京理发馆，由重庆迁移南京营业，即日开幕。”
我笑道：“那不比对门一家的布告还清楚一点吗？”
原来对门是一家南京菜馆，正在修饰着门面，也是将白布用红绿彩笔写了布告，悬在门壁边，第一行便是“重庆首都南京昧川菜馆”。李老实望着，不由得伸手搔了一搔头发。我笑道：“你不懂吗？这也就和你欢迎我回来一样。我们是抗战入川过的，这句话最响亮。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有地皮要兜着向凯旋回都的人去卖，那是对的，不过像我这种人应当除外。就是这一位角色，也许都可以买得起你的货。”
我说时，正走着经过一家落子馆。那门口也挂起了布的横披，上面大书，“建国杂耍场，不日开幕”，门边另有两块广告牌子上面写着，“相声大王刘哈哈，率同全体杂耍艺员，于抗战初期，由京迁汉，由汉迁渝，继续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最后胜利。在渝献艺时，誉满西南。现随凯旋人士回都，新编建国技艺多种，与全体男女艺员，在本社继续献艺。此为我杂耍艺员抗战史上最大光荣人物，想各界人士当以先睹风采为快也。”
李老实道：“刘哈哈，我晓得他，他也回京了。”
我笑道：“他不但回来了，他还是光荣地回来了。你应该拜访拜访这路人。”
李老实道：“他要买地皮吗？”
我笑道：“并不是他要买地皮，不过我譬方说，像他这种人都可以买得起地皮呢。”
说着话，奇芳阁已经在望，虽然这是下午，并非吃茶的时候，可是来吃茶的人，却还不少。门口台阶上，依然也摊了许多报。有两个老报贩子，蹲在地上。我先笑着向他点头道：“你们还在这里卖报？”
一个老头子道：“受了两年的气，没法子，现在好了。”
我随手拿起来两份报纸，都是隔日上海出版的。我道：“怎么卖上海的陈报呢？”
老头子道：“南京现在还只有两家报出版，他们印得又不多，不到十点钟，就卖完了。就是上海报，早两天也搁不住。南京人好久不看到骂日本鬼子的报了，不看消息，只看两句骂日本的话也十分快活，你先生不买份看看，我保证你满意。”
李老实笑道：“人家在重庆报馆才来的，一直到现在，人家没有停止过骂日本鬼子，像我们吗？现在算是开荤了。”
那报贩子听说是重庆来的新闻记者，却由台阶上站立起来向我望着，因笑道：“你们重庆来的报还只有一家出版，实在不够销，你先生这多年辛苦了。”
我觉得老百姓把我们在重庆的人实在着得过高了，也只好微笑了一笑，算答复了他。走进茶馆子去，已不是从前的奇芳阁，第一是墙上壁上，有许多新的图案。其实这图案，也没有什么新奇，就是几块黑墨。原来这黑下面墨下面，便是敌伪给老板留下的麻烦，不是纸印的标语，便是搪瓷的标语，时间来得匆促，老板来不及张张剥下，只好把些黑墨涂了。同时，又在那涂黑墨的所在，另贴了加大的标语。除了拥护字样之外，便是杀尽倭奴方罢手。上得楼梯去，迎面一张标语，还是五彩夺目的，是极新鲜的一张画。一面青白国旗下面，一个戴青天白日帽章的武装兵士，脚踏了一个戴红太阳帽章的倭兵。本来上面有印刷的标语是杀尽倭奴，那旁边倒有不少铅笔写的字，每行都写的是“你也有今日”。自然是茶客写的，这倒让我想着在南京的百姓，虽沦陷在魔窟里，其实并未丝毫减少抗战的观念。我正在打量着，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坐下，好来观察一切。
可是有一位说南京话的老人，拱手迎着李老实道：“到处找你，不想在这遇着。”
李老实半昂着头，表示得意的样子，笑指了我道：“这是重庆来的张先生，我们是亲戚。”
那老头儿哟呵了一声，向我拱拱手道：“是凯旋回来的，欢迎欢迎！我们一块儿坐着吃茶，好吗？我就是一个人。”
他说时，支了两只手将我们让着。我也正想找个老人谈谈南京情形，便如约同在临窗一张桌子上坐下。茶房送上茶壶茶碗来，那老头替我斟着茶，第一句话便是到过三牌楼没有？我道：“那里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过两天或者去看看。”
老头子道：“那里是鬼子驻兵的地方。日本鬼子在南京的时候，装得神出鬼没，每条街口和巷子口上，都钉了木牌子，上写禁止通行。他们走后，我们去一看，以先鬼子说什么那里有钢骨水泥的炮台了，有地道通到紫金山了，有天字第一号的高射炮了，那全是些鬼话，一点影子也没有，现在那里又变成很平常的地方了。不过平常虽然平常，究竟还是交通要道。我路上有一片地在那里，阁下……”
我听他兜了一个大圈子说话，见面也是谈地皮生意，因笑道：“实不相瞒，我们这吃笔墨饭的人，战前是怎么样，战后还是怎么样。假如我要买地皮的话，第一桩买卖，就该摊着这位李老板做了。”
那老头子笑道：“吃饭穿衣住房子，人生三件大事，这总是要办的。这几天，少说点，就是这奇芳阁楼上，哪一天没有几十桩谈房子地皮买卖的。这并不要紧，要置房地，还是立刻动手的好，等到人都回了南京了，那就另外是一桩行情。南京这大地方，自然不愁买不到地皮，可是要买地点适中的，就不容易了。”
李老实将茶碗向桌子中心一推，伸着头低声道：“谈到房子，你路上有现成的吗？”
这老头子被这一问加增了三分神气。手摸胡须，身子向后仰了去，因翻了眼皮，做个沉吟的样子，然后点头道：“房子是有一幢，地点也不错，不过价钱可就大了。本来，现在砖瓦木料，没有一件不成问题，瓦木工匠，也要谈交情，才和老板做工，盖房子，实在不是易事，房子为什么不贵起来呢？”
我道：“这也是实话，不过，我要告诉南京置产人一句话，许多人鉴于战前花几万万元在南京盖些房子，至少是牺牲了万架以上的飞机，或者两三条两万吨以上的主力舰，此外如柏油路，宫殿的钢骨水泥衙门，那种费用，移来做国防经费，是多么好。现在抗战结束了，建国方才开始，重工业的建设，正需要大量的钱，有钱也犯不上去造个花花世界的南京。一般人看法，战前以修马路盖洋楼繁荣南京市的计划，是不大妥当的，这次恐怕不许像以前那样做了。”
那老头子静静地听着我的话，然后把胡子一抹道：“这话也不尽然吧？南京是个首都，人口一定很多，无论怎样省俭，房子总是要住的。”
我道：“房子自然是要住的，不过人民遭了这一次炮火的洗礼，多少晓得一点什么叫平等自由。从前几十个人住一幢房子，和一人住几十间房子，那种对比的事，以后决不会有，也决不许有。”
老头子道：“决不许有？哪个来不许呢？”
我看这位老人家穿着晃荡的长衣，卷起长袖子，还不失却那十八世纪的典型。嘴上的黑胡须，八字儿分梳着，摸了胡子的手指，还带了几分长的手指甲。我想，这和他谈平等自由，透着有点格格不入。但我生平是个直肠子人又不忍有话不说，因想了一想笑道：“我们现在是强国之民了。国家是中华民国，主义是三民主义，一切都有一个民字，难道这做民的人，还不应当明白自己是主人翁？老百姓大家说不许，那就不许。”
这老头子听了我的话，似乎掉入浆糊缸里，越搅越糊涂，将桌上的纸烟拿起来，衔在嘴角里，擦了根火柴偏头吸着。眼睛微微闭了，似乎想着出神。李老实道：“这些国家大事，我们谈他做什么？除了出买的，老先生路上，还有出租的房子没有？”
这句话却提起了老头子的精神，他笑道：“俗言道得好，钱可神通。真是肯多花几个小费的话，房子也未尝找不到。”
我道：“果然有房子，当然找房子的人，可以出点佣金，但不知房子在什么地方？”
老头子将手连摸胡子两下，微笑了一笑，这期间总有两三分钟的工夫，也没有宣布房子在哪里。但是他也不肯决不答复，却笑着向隔席茶桌上一指道：“那位刘老板他有办法。”
我回头看时，那桌上独坐着一个人，面前放了一把宜兴紫泥茶壶。夫子庙并不改掉老规矩，凡是老顾客，有一把固定的茶壶。由这茶壶看去，可以知道他是一位老顾客了，他圆圆的脸，秃着一颗大脑袋，一笑，腮肉下面现出两条斜纹来。身上穿件四口袋的灰绸短夹袄，在小口袋里拖出一条金表链子。李老实似乎也认得他，便站起来向他点了两点头，他也站起来点了点头。李老实便走过去，坐在桌子旁边，向他笑问道：“刘老板路上有房子吗？”
他把头昂起来，先笑了一笑，然后摇了两摇道：“房子谈何容易？难哕！”
李老实道：“若是有的话……”
他倒不答应有没有，翻了眼向李老实道：“你也要租房子，打算做二房东？”
李老实遥遥的向我指着道：“那位重庆回来的张先生要找房子。”
刘老板操着满口南京腔道：“真是个大萝卜，替他们发什么愁。人没有来，电报早就来了呢。有些人由上海跑回南京来，早已代那在四川的亲戚朋友，把房子安顿得一妥二贴。这几天，新住宅区，昼夜有瓦木工匠在修理房子，那房子修理好了，是让我们住吗？”
我听那大声言语，倒有些受宠若惊，只好向李老实招两招手，仍旧回座，这话似乎不便再说下去了。李老实随着我的招手走了过来，低声向我笑道：“你不要看他口气说得那样强硬。
他实在有房子，他不这样做作，不显得他那房子值钱。”
我皱了眉道：“自从有了回南京的行动以后，房子房子，时时刻刻谈着房子，我有点腻了。我们另外谈一件事好不好？”
李老实听到顶头给他个大钉子碰了，他实在不能再提到房子的事了，因抬手搔了两搔头发，笑道：“那么，我们移一个地方去坐坐吧。这里过了吃点心的时候，喝空心茶，也把肚子洗空了。我们到豆腐涝店里去吃两块葱油饼，来碗酒糟汤圆，好吗？”
我笑道：“正是许久没有尝到夫子庙风味，应该拜访拜访。”
其实论到豆腐涝，也不见得是让人念念不忘的东西。不过在重庆的时候，想到在夫子庙消遣了半夜，到了十二点钟以后了，豆腐涝店里灯光雪亮，射到马路上来。葱油香味，在夜空里盘旋着。正当肚子饿得咕噜作响，引着两三个气味相投的朋友，带了一点听戏看电影的余兴，走了进去。这一种情调，由南京去重庆的朋友，回想到了，却也悠然神往。那个老头子倒富于趣味，将手一摸胡子，笑道：“最好是那个时候，油漆雪白的公共汽车，马达呼呼作响，要开不开，游客正好回家。稻香村糕饼店里还大开着门，电灯大亮，你去买些点心要带回家去，好送给太太吃。柜台旁边，遇到一位花枝招展的歌女，在那里买鸭肫肝吃。虽是不和你说话，你站着相隔不远，闻到那一阵胭脂花粉香，你忘记了回家，回头看时，那一辆公共汽车已经开走了。而且那部汽车，还是最后一班。回家路正远得很，你就觉得有点儿尴尬了。在重庆的时候，你们回想到过这种滋味没有？”
我哈哈大笑道：“这样看起来，你老先生倒是有经验的人了。不过这一类的经验，还是在城北住公馆的人丰富些。”
李老实对于这些话，不感到什么兴趣，便站了起来代会过了茶账，匆匆地就向楼下走去。我自无须留恋，跟着他也向前去。那个隔席的胖子，看到我们不买他的账，直追到楼梯口上，把李老实找了回去，对着他的耳朵边，叽咕了几句，李老实笑了一阵，然后引我走出奇芳阁来，笑道：“他最后向我问一句话，问这位张先生是代表哪个机关的。假如是重庆搬回来的机关要找房子，那倒可以想法子。”
我道：“这是不是以为机关租房子，他就可以大大的敲一下竹杠？”
李老实道：“不！他倒是一番好意，他以为把房子租给机关，也就为国家尽了忠。”
我笑道：“他们也知道为国尽忠。”
李老实笑道：“张先生你不要说这话。我们失陷在南京的人，是没有法子，并非是不爱国。你不要以为这些东西的主人翁才是爱国的。”
说时，他伸手一指面前停摆着的汽车。我们去吃豆腐涝，本当向西拐。不知不觉走错了路，却是向东拐。他所指的这汽车，却是六华春、太平洋两个大酒馆子门口。这两家馆子，不但依然是从前那个铺面，而且油漆一新，汽车在大门外两旁分列着。有的汽车夫，新从车子上走下来，挺起了胸脯子，口角上斜衔了一支香烟，大开着步子穿过马路去。我对这两家馆子看了，颇有点出神，心里就转着念头，这也许是个兴趣问题。我们在南京的时候，这里顾客盈门，我们离开南京，在重庆听到传说，夫子庙这几家馆子，不但不受什么影响，也许比以前的生意还要好些。于今我们回到南京来了，这两家馆子，又是这样热闹。顾客虽换来换去，热闹总是一样，这不可以研究一下吗？这两家馆子如此，其余馆子的情形，也不会例外。假如我是六华春的茶房，我又始终不曾走开，那么，在十年来，我在这不同的顾客身份上，也可以看出这是一种什么社会。我心里只管这样想着，当然也就向那里看去。忽然有人叫着我的名字，问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隔了马路看时，是我们一位老同行，不过现在不是同行，他是一位老爷。因为朋友背后都称他局长，我也就叫他薛局长。走过马路握了他的手笑道：“自从南京警报器一响，你就到欧洲去了。真是不幸得很，听到你在罗马第二天，墨翁就承认了伪满，于是你就离开了这靴形国，这多年你在哪里当华侨？不是欧洲吧？英德法比，一度大轰炸，也不亚于在南京的时候。”
薛局长正色道：“我早就要回国的，因为要替国家宣传，我到美国去了。”
我笑道：“那么，你要回来办一家大报了。贵社价值百万元的轮转机，现在还安然无恙吧？”
他苦笑了一笑，答道：“你明知故问，那是为抗战而牺牲了。”
我道：“那实在可惜。像我这措大，办了一张小报，两三架平版机只值几千块钱，也舍不得把它丢了。终于是用木船搬到汉口，再由汉口搬到了重庆，难道你的政治力量……”
薛局长一把挽了我的手就向六华春里面拉了去。笑道：“过去的事，提它做什么。我们总算回
了南京，什么东西全可以再来。今天这里有个熟人请客，我们喝两盅去。”
我道：“我还有个穷朋友在马路那边等着我呢。”
说着，我回头一看，李老实已经不见了。高声叫了两句李老板，也不见人答应。这可无法，只随了薛局长走进酒馆去。
我倒不觉来的怎样荒唐，走进一座大厅，里面有三桌酒席，有不少的熟人，自然也就有了几位新闻记者。其中有位侯先生抬头看见我，迎上前来，握着我的手笑道：“你也回南京来了。”
我笑着还没有答复他的话时，他又笑道：“我说了，我们在南京的朋友，一天多似一天。喂！张兄，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不可不认识。”
说着，他向对着本席上的一位女宾，招了两招手，我看那人的打扮，显然是一位歌女。在我们这样哀乐中年的人，而又在抗战期间经过一度长期的洗练，纵然对夫子庙这地方还有所留恋，却是另一种看法。不料一番阔别，这番刚踏进这秦淮河畔，还是这老套，我经过扬子江两岸，火药和血腥气还未消呢，我有点惭愧了。我正考量着这个问题，那位被介绍的歌女，已是离开席，向我面前走过来。侯先生介绍着，遥远伸着手，在空中摇晃要向那小姐拍肩膀的样子，笑了向我道：“这位柳小姐，是由上海新来的。当汉奸在南京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许多人要她来，她决不将就。不是为了交通困难，她早到重庆去了。你不要以为大后方不需要唱戏的小姐们，而她这一点志气，是大可钦佩的。”
那柳小姐到了我面前，本要待我说些什么，不想侯先生说了这么一大套的夸奖话，教她跟着向下说不好，静候着人家捧场也不好，微微的低了头，把脸皮红着。我笑道：“要为国家出力，不一定要到重庆去，在上海住着，一样可以有所为。柳小姐哪里献艺？”
说着话，我被侯先生拉着在席上坐下，他说他是代表主人翁的。那柳小姐只和我隔了一个座位，他向我笑道：“我正和重庆来的一批小姐们对门唱，当然是比不上，还请重庆来的先生们帮忙。”
我道：“重庆也不出产皮簧戏呀。”
侯先生斟了一大杯黄酒送到我面前，然后拍了我的肩膀道：“重庆来的人，是抗战过的，那就大为不同呀。以往谈什么京派海派，于今不同了，新添了个渝派，等于出洋镀过金的博士一般，你不知道吗？老朋友，你就是镀金者之一，可喜可贺，为你浮一大白。”
我笑道：“那我就不敢当。我在重庆那样久，一点没有贡献。第一是抹桌子的工夫太多，少参与各种集会，少在共同列名的印刷品上写着名字，连我多年的老朋友都忘了我是新闻记者。这时候你要我受这一大杯酒，我岂不是受之有愧？”
在座对面有一位嘴上蓄着小胡子，穿西装的同行纪先生，伸出手来摇了两摇，然后正着脸色道：“暂不要开玩笑，我有一句正经话要提一声。我们上海一班同业，自从八一三以后，就想到内地去，始终没有走成。现在他们一个战地视察团，由大江南北起，一直视察到黄河流域的上游，然后由那里折回襄河两岸，由公路到广西视察昆仑关，还要到云南边境去看看。这实在是个壮举，我决定去。”
有位花白长胡子的人，靠他坐着的，手摸了胡须微笑道：“就是我，未尝不想试试这一壮举，好在走到旧战壕里去坐着吸纸烟，哼两句西皮二簧，也全没关系。反正头顶上没有飞机，对面也没有炮弹。”
那位纪先生，噘了小胡子，不觉得把脸涨红了，向大家道：“战后视察战场，这也是常有的事。”
侯先生回过脸来，向柳小姐笑道：“现在到重庆去的直航飞机，倒不怎样挤。这样说，你也可以去一趟，以了夙愿。”
柳小姐倒没有怎样考虑，随嘴答道：“以前首都在重庆，所以大家向那里赶，现在大家都回了南京，还老远跑去做什么？”
侯先生笑道：“你说的大家，连我也包括在内吗？”
柳小姐抿嘴微笑着。他上手另坐了一位歌女，圆圆的脸儿，长睫毛里，一对大眼珠，脸上便带了三分豪爽的样子，便插嘴道：“侯先生，你以为这句话占便宜，其实当歌女的人，总是靠爱上夫子庙的人捧场。纵然他不过是到歌场上去，花一块钱，泡一碗茶的茶客，也是我们所须倚靠的。因为我们要人花钱，也要人捧捧场面。老实说，我们是生意经，要说不分男女老小应当爱国，这话我们也知道，知道是知道，挣钱还是挣钱，那究竟不是一件事。若说我们到昆明重庆桂林去，为了是爱国，倒不如说我们是为了卖药赶集。那还漂亮些。我不大认得字，但也就常常听到人说过，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秦淮河上的女人，在上千年以前，就是这块材料，于今陡然会好起来了吗？好起来了，她就不肯搽胭脂抹粉来陪各位吃酒。”
她一大串的说着，不觉把脸涨红了。在桌上的人，好几个鼓了掌，我也笑道：“并剪哀梨，痛快之至。”
不过这位小姐的话，好像是有感而发，她笑道：“小姐这称呼不敢当，我叫陶飞红，外号张飞。当歌女的，无非是过歌女一套生活，把名称再提高些，无非是赶热闹卖脸子的人，狂些什么？各位今天回到南京的，好像对我们有些另眼相看。自然，我们应当稍微自重些。可以不要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以为中国成了强国，我们当歌女的也出过力。其实口头上表功一番，好让一块钱一碗的茶卖到两块。那希望也可怜得很，谈不上前途。”
我听她说到“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这八个字，就觉得这个歌女的书，还是念得不少，真是五步之内，必有芳草，不过像她这样口没遮拦，在这三桌席上，恐怕就有些人听不入耳，应当照应照应她，免她吃亏，便故意把这话锋扯开来。因笑道：“当年我们在夫子庙听歌的时候，是两三角一碗的茶，于今涨到一块钱了吗？”
侯先生笑道：“你怎么提从前的话。再前去三十年，夫子庙茶馆里的茶，还只卖三个制钱一碗呢。”
我道：“那么奇芳阁的茶，现在卖多少钱一碗了？”
侯先生笑道：“你又何必单问茶价？一切是这么一个标准。不过人还是这样一个人，不见得长了多少价值。”
他说到这里，倒有心要沾女人一点便宜，回转头来向陶飞红道：“你说我这话对吗？”
她笑着点点头道：“战事一结束，人的肉长肥了，骨就变轻了，分量还是差不多，怎么涨得价钱起来？女人还是要当歌女给人玩，士大夫阶级，也……”
她笑着摇了两摇头道：“我们还是唱两句苏三离了洪洞县吧，弄什么之乎者也。”
我听了她这话，冷眼看看她的态度，觉得她坐在这酒绿灯火的地方，另外有一种啼笑皆非的神气。虽然这里三桌席上，有许多歌女陪酒，不减当年秦淮盛事，究竟时代不同了，她那种皮里阳秋的话，绝对没有人介意。也许是我的神经过敏，颇觉她的话，有点令人受不了，便借故告辞。走出酒馆只见满街灯火，穿西服的朋友，三五成群，嘻嘻哈哈走着，花枝招展的歌女，坐在自备包车上如飞的被拉着过来过去。这仿佛我回到了战前的夫子庙，我伸手在身上摸摸，并没有那里有一道创痕，也许我过去几年，做的是一场噩梦，并没有这回事。不过我抬头看时，有两三处红蓝的霓虹灯市招照耀着，又证明了的确有那回事。
因为面前最大的一方霓虹灯市招，有四个大字，是“民主茶厅”。第二块市招，稍微远些，是“建国理发堂”。第三块市招，立得更遥远，是活动的灯光，夜空里，陆续的闪出字来，第一个字是“廉”，第二个字是“洁”，第三四个字是“花柳”，第五六个是“病院”。我想，民主，建国，廉洁，这些名词，分明是战前不常用的，于今茶厅理发馆都知道用来做霓虹灯招牌，不是经过炮火的洗礼，人民思想进步，曷克臻此？正在出神呢？忽听得身后有人轻轻叫了一声张先生。我回头看时，正是那歌女飞红，便笑道：“陶小姐，出来了？刚才那番快论，真是豪爽之至。以往，也常跑夫子庙，却没有遇见过你这种人。我冒昧一点，我想哪天约陶小姐谈谈。可以吗？”
飞红笑道：“这是你特别客气。你高兴见我，在夫子庙任何馆子里填张条子，我不就来了吗？”
我笑道：“不是这意思，我愿站在作朋友的立场上，和你谈几句话。”
她站着低头想了一想，笑道：“好的，好的。何必另约日期，马上就可以。”
我道：“但怕陶小姐应酬忙。”
她道：“你愿和我交朋友，我就耽误几处条子也不要紧。我们可以到咖啡馆去坐坐。”
说着，她就转身走进身后一爿咖啡馆，只见满街灯火。是我请她谈话的，我虽觉得早不当旧调重弹了。可是未便违约，只好随了她走进门去。那咖啡座上，灯火通明，人热烘烘的，我越发难为情，立刻和她走进了一个单间坐着。我一看这里，却也非比当年的咖啡座，门帘子将白布变为绿呢的了，窗户上掩上了绿绸窗帷。虽然中间还有一张小桌，这似乎是专为吃点心用的，而非为喝咖啡用的。旁边除了两张坐的沙发而外，另有一张长可四尺的睡沙发。绿绒的椅面，放着锦缎的软垫。沙发面前放了矮几，正是让喝咖啡的人将杯碟放在上面，可以卧谈。墙壁上半截，即是粉红的屋正中垂下来的电灯，是紫色的罩子，映着满屋都是醉人的颜色。桌上玻璃花瓶，插着一束鲜花，红的白的，配了绿油油的叶子，香气扑人。我站了还不曾坐下呢，飞红笑着向我道：“这样的房子，一个男子和女人坐在这里谈心，你想还有什么正大光明的事谈出来吗？”
我笑道：“既然如此，陶小姐何以约我这个一面之交的人到这里来谈话？”
飞红笑道：“唯其是一面之交，我才约你来谈，若是熟人……”
她虽然直爽，说到这里，也透着有点难为情，拖长着字音，没有把话说下去。恰好是茶房跟进来，问要些什么。飞红告诉他要两杯咖啡，然后让着我对面坐了。她笑道：“我竟是代张先生做主了。”
我想着，在大后方的人，也许感到咖啡缺乏。我道：“那倒不，只要有钱，在大后方，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这一点，德国比不上，便是英国对我们也有愧色。”
飞红笑道：“好，我现在可以向张先生领教许多大后方情形了。”
我笑道：“不然！我正要向陶小姐请教。”
她笑道：“请教我？我一个当歌女的……”
我摇摇手笑道：“不要谈这一套。我之请教你，那是有原因的。我想，在秦淮河的人，难得跳出这没有灵魂的圈子，把冷眼去看人。由我很客观地看陶小姐，颇是合这个标准。所以我想问你最近一些所知的事情。”
她笑道：“你说是个有灵魂的人，我倒是承认的，张先生打听这类事情要登新闻？”
我道：“不！这也不是登新闻的材料，我有点疑心，要搜罗战时一些故事，由可歌可泣到醉生梦死一类的材料都要。将来写出杂记来，至迟哪怕到我身后发表，也可以给天壤留点公道，给后人留点教训。现在这工作依然在进行，所以我想在富有兴亡诗意的秦淮河下，找点材料来。”
飞红算是领悟了我的意思，微笑着点了两点头。正好茶房送了咖啡在茶几上，她扶起茶匙在手，搅着咖啡，簇起了睫毛，看看咖啡上浮起来的汽烟出神。我且不打搅她，等她去想出要对我说的话。在这静默的时候，我感到一点不安，红灯光醉人的颜色，和女人身上的脂粉香气，迫使得我催促她一句，笑道：“不必想什么整个的故事，你说你应酬场上新发生的感触那就很好。”
她点点头道：“有了，还是说我们本行吧。有一位歌女，原来在南京是很红的，许多人在她身上花钱都失败了。后来她在大后方兜了个圈子，年纪虽大些了，但她是个天生尤物，还有许多人追求她。结果，她却嫁了个商人。”
我笑道：“这就是老大嫁作商人妇了。”
飞红笑道：“你好像为她惋惜吧？那错了！她发了很大的财，至少手上有一百万元。从此以后，要大享其福了。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这位商人胸无点墨，原来是在南京卖烧饼带开老虎灶的。只因为这位歌女的养母，当年在南京，常到这家老虎灶上去冲开水，和这位商人认得。到了后方，见他西装革履，甚至于汽车进出，又有了这来往。连这女也和他有说有笑，一个卖热水的人，对那红歌女，只好望望罢了。没想到谈起交情来，他受宠若惊，就献金五万元。”
我道：“这人颇也爱国。”
飞红笑道：“他非向国家献金，是向歌女献金。这歌女才知道他实在有钱，半由自愿，半由养母做主，就嫁了他，于今正在托人在南京四处买地皮呢。你们文人，提起笔来，什么都说得头头是道，就不如人家一个卖热水的，在后方抗战回来，人财两得。我这点故事，你拿去渲染一下，也不下于卖油郎独占花魁吧？”
我道：“他是怎样发了财的？”
飞红道：“那由于他一个把兄职业太好，是个汽车司机。这司机专由海口子贩货到后方去，一个人忙不转来，就教这个卖热水的帮忙。不到一年，他手上有了二三十万，脱离了那司机，改做水上的生意。把四川的山货，用木船装下去，回头又由木船装棉花上来，再过一年，家产就过百万了。”
我笑着了摇摇头道：“这近乎神话。”
飞红道：“神话不神话，不必研究，反正其人尚在。当然，这里面也有点机缘凑合。是他跑海口的时候，和一个在江口子上的跑外认识。他在海口上帮过那人的忙，所以那人在江口上免不了报答他一下，遇事给他一点便宜行事，所以人家发十倍的财，他也可以沾一半分光。”
我想了一想，因道：“他发上了百万财，还是沾人家一半分光？”
她笑道：“这个原因，我们在敌后的人哪里会晓得？”
我笑道：“那么陶小姐的意思，以为我应该晓得。”
飞红笑道：“你不晓得，我又有什么法子呢？”
我道：“后方的故事，还要我到此时此地来问你，这新闻记者，真是越做越回去了。再谈一个此地之事吧。”
飞红又喝着咖啡，想了一想，笑着摇着头：“一部二十四史，从哪里说起，你必得给我一个题目。”
我也不免伸手搔搔头发，想不出一个题目来。忽听得外面一阵欢笑声，便道：“有了。这些咖啡座上来的西装朋友，又是一副纸醉金迷的样子。他们新到，有什么桃色新闻没有？”
飞红笑道：“这也可以理想得到的事，何必问他？我倒想起了一件事。就是我们这无灵魂之群的里面，也有有灵魂的，而这件事也很有趣。当伪组织在这里的时候，那些日本顾问最是了不得。他们一样逛夫子庙，抽鸦片烟，无论怎样腐烂了的嗜好，都试上一试，就是一层，不肯花钱。若是有那些汉奸出钱，玩得比中国人还起劲。最好是汉奸垫钱玩的时候，多少他能从中弄两文，就可以心满意足。世界上若比赛贪污，恐怕没有比日本人更胜一筹的了。”
我笑着摇摇头道：“骂日本人我们是第一等，用不着再来对你的。”
飞红笑道：“你莫忙，趣事在后面。
一个日本顾问和一个歌女有来往，一切开销，都是汉奸的。日本人当他代付款的时候，他说，你有钱代我送歌女，不如把这钱直接送给我，我还领情多了。那人只好把钱送给他，而歌女那里，他还是照顾的，汉奸又照付了一份。这歌女见他无耻，写了一封匿名信骂他，信上有杀尽倭奴的话。那日本顾问，认得这歌女笔迹，要拿信为证，办这歌女反日的大罪。后来那歌女托许多人讲情，他才开出价钱来了，一个倭字，要赔偿一千元的侮辱费。”
我笑道：“这颇妙。”
飞红笑道：“颇妙吗？妙的还在后呢！这封信共有十九个倭字，假使每个字赔偿一千元的话，共要一万九千元。这无论一个当歌女的出不起这多钱，便是让那伪组织里的汉奸代出，他也觉得肉痛。再三和那日本顾问说情，才答应打个两折，每字两百元，无论如何不能少。算起来共是三千八百元。这钱倒不问是哪个出，那日本人要赚整数四千元，还差着两百元，有点美中不足，就自己信上添写了一句杀尽倭奴，共凑成两十个字，于是拿出信来，照倭字点数，共要四千元。这个调停两方的汉奸，却也说句天理良心话，他说文句旁边，所添的一句杀尽倭奴与原文笔迹不符，与日本人所写的汉字，倒有些相像。这个字的侮辱费两百元，不能代出。后来日本人说了实话，是他添的，他是要凑成四千元。凭他日本大国民自骂了一句倭奴，也值两百元。这么一说，连那歌女也觉得这日本人软得无法对付，只好共出了四千元。”
我笑道：“这实在够得上写入一见哈哈笑，后来这歌女和日本人无事吗？”
陶飞红道：“日本人得了四千元，一切都忘记了，照样叫那歌女的条子。歌女等他得意忘形的时候，便对他笑道：‘你日本人要起钱来，连杀尽倭奴也肯写出来。’他说：‘那算什么？不贪污的人，在日本做不了藏相。’藏相就是财政部长。近卫不为要钱，也不做首相，假使有人给他钱，比做首相还要多，他一样可以不干。可是在日本就没有人出得起买动首相的钱，所以他把首相作下去，你不要看日本什么都统制了，人都穷得没有饭吃。其实阔人吃的东西，都是用飞机运到东京去的。他们不贪污，哪来这些航空的奢侈品？要贪污就大家贪污，大家快活，我又何必做那傻瓜呢？”
我笑道：“这个日本人小人而不讳言是小人，浑蛋得还有点眉目。除了出卖灵魂的群人里，也不易这样看透日本人。”
陶飞红见我夸奖她的报告，十分得意，继续的供给了我许多故事。我听着有趣，忘记她是夜中生活的忙人，尽管由她说下去。忽然有个穿西装的人掀门帘子闯进来，站在电灯底下，对了我们瞪着双眼直视。我闻到他酒气熏人，便也发现了他两眼是红的。这是一个醉人，自也无须理他，可是他倒不介意，歪斜着走到飞红面前团了舌尖笑道：“陶小姐，你倒快活，约了朋友，在这里喝咖啡，我们的韩小姐哪里去了？我已经在中央饭店里开好了房间，找不到她的影子。你要晓得，明天早上七点钟，我还有早会。现在是十一点钟，这晚上还有几个钟点？”
飞红也红了脸冷笑道：“你这些话，对我来说干什么？你还不算十分醉，你还认得清人啦。”
西装朋友在口袋里一掏，掏出一卷钞票，向飞红笑道：“我们商量商量。韩小姐不来，你就代表一下吧，明天早上，这些都是你的，我们来一个大Kiss。”
说着，把头伸到飞红面前来。飞红两手将他一推，瞪了眼道：“你尊重些。”
他身子晃荡两下，哇的一声，鱼肚海参鸡鱼鸭肉未曾消化的一股人粪，标枪一般由口里向飞红身上吐着。飞红实在不能忍耐了，啪的一声，向他脸上打了一个耳光。骂道：“你在那里造孽，弄来些造孽钱，吃喝得肚子里装不下去，倒屙出来。你不喝酒，是醉生梦死，你喝了酒，却是醉死梦生。你有钱，你可没有了灵魂，你是中国人？你是中国的僵尸！你痴心妄想，我虽然是歌女，我也有点觉悟。不想你穿得这样漂亮，像个人物的样子，醉时比歌女还下流，歌女做不出的样子，你也做得出来。你还想明早七点钟起来，又戴了一副假面具去骗人。今晚上在秦淮河上醉生梦死，明天早上，又要到哪里去侮辱一块圣地？你就在这里躺下吧……”
这一顿痛骂，我觉飞红惹了一点乱子，知道这位西装朋友是什么人？在我焦急的时候，心房乱跳，身上出着汗，突然惊觉过来，睁着眼看时，桌上油灯，其光如豆，两个耗子，嗤溜的跑走了。远处鸡声咯咯的叫，由窗户里向外看，天大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