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为官者，只是淡无嗜好，静不多事，便是生民无限之福。要知得“淡静”二字，即是纯臣。凡人只是安分不妄想，但享许多自在之福。
当四海升平，但有奏请，以及廷臣面对，建置更革，或书生贵游，不谙民事，轻于献计。若一旦施行，片纸之出，万民滋害，可不慎欤。为官者，往来仕客甚多，如何应酬？但须酌量轻重，速赠速去，不可听在本地招摇生事，致污官箴。
我生于顺治末年，如今寿将七十，江都县的官，我眼见更换几十人，再不曾见熊县官，自康熙二十六年到任，至三十三年，在任八年之久的。
这熊县官，讳开楚。他是湖广人，只是不肯多事，小民便享许多安静之福。那时汤抚宪颁有对联云：
不生事不懈事自然无事
能养民能教民便是亲民
凡为官的，须把此联时刻警佩。熊公做到二年后，闻有个刘御史坏了官，自京都回家，由扬州经过。熊公即备程仪银十二两，前去迎接。柬房禀道：“这个御史是削职回去的，老爷可以不必送礼迎接。”
熊公笑道：“世人烧热灶的极多，烧冷灶的极少。本县性情专喜用情在冷处，但本县与此人无交，只此便见心思了。”
柬房不敢违拗，因随熊公到东关外刘御史船上相会，御史立于舱口，惊叫道：“人情浮薄，我自罢官，一路来无人睬着，今何劳贵县远迎，又送程仪呢？”
熊公道：“些须微敬，不过少尽地主之谊。卑职不敢动问大御史，因何被议？”
御史道：“我在朝房议事，科道各官，多有妄行改革。我说：‘当此太平之时，民以无事为福。’那众官俱以我为庸才，暗中竟说我既喜无事，只宜致仕闲逸的话奏闻。蒙皇上削职还乡，今贵县问及，不胜惭愧。”
熊公道：“凡治民之法，利不百，不可轻易变法，在上台更为紧要。倘上宪若喜多事，再遇不善奉行的下司藉情滋扰，小民受无限的苦累，上台那里晓得？即如做县官的，若喜多准词状，多听风闻，那恶棍并衙役人等，便藉倚着遍地里诈骗愚懦百姓，就难以安乐了。若地方上有大奸大恶，又须严刑尽治，榜示众知，令棍徒敛迹。若是一味安静不理。则虚费朝廷俸禄，而奸恶得志，百姓反不得安生了。总之，滥准、株连、差拘、监禁，此四件是为官大忌，请教大御台，以为何如？”
刘御史点头道：“此论深得为官妙法，我心敬服。但我平生自爱，沿途以来，从不谒客，今虽承贵县光顾，又承赐惠，感激不已，即日开船起程，亦不敢到贵县告辞，说完打恭，相别而去。
到了康熙三十三年，正值大计，考察各官贤否。江南督抚会题，竟将熊公填注才政平常，揭语已经到部。熊公探知此信，就打点罢官回去。过了两个多月，忽然京中飞报到县云：“江都县熊知县大有才能，已奉旨行取来京内升。”
遍传此报，府官同大小各官，两城乡绅士民，都到县贺喜。
这熊公甚是惊疑不信，只恐虚报。续有都中来的亲友细说，方知刘御史去后年余，因有一县官多事，百姓聚众鼓噪，皇上闻知，想及刘御史曾说“民以安静无事为福”的话，特召进京供职。此时科部已将熊知县议令解任。刘御史看见，因而抗众议道：“目今四海升平，为州县官的，不肯多事，与民安静，最是难得，这知县不可不行取进京升赏，以厉各官。”
因同了天下遴选卓异的好官，并列上奏，奉旨依议，才有此报。
熊公方才知感，又向县柬房道：“岂料昔日些微，今得如此好报。”
便择日起程进京。这日，官宦士民齐到县前恭送，人千人万，拥挤不开。前边列着“奉旨行取”的两面金字朱牌，许多旗执整齐，好不荣耀，无人不赞扬。虽是熊公清正，却深亏刘御史之力。可见人要抬举人，切不可遏抑人，亦不可随俗炎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