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耒

　　张耒（1054—1114年），字文潜，号柯山，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北宋时期大臣、文学家，人称宛丘先生、张右史。

　　宋神宗熙宁年间，考中进士，历任临淮主簿、著作郎、史馆检讨。哲宗绍圣初年，以直龙阁学士知润州。宋徽宗初，召为太常少卿，成为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中，辞世最晚而受唐音影响最深的作家。诗学白居易、张籍，平易舒坦，不尚雕琢，但常失之粗疏草率；其词流传很少，语言香浓婉约，风格与柳永、秦观相近。代表作有《少年游》、《风流子》等。《少年游》写闺情离思，那娇羞少女的情态跃然纸上，让人羡煞爱煞，那份温情美妙真是有点“浓得化不开”。著有《柯山集》、《宛邱集》。词有《柯山诗余》。列为元佑党人，数遭贬谪，晚居陈州。

　　政和四年（1114年），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作品风格

　　由于他自己早年生活穷困，颠沛流离，后又屡遭贬谪，长期任地方卑官，对社会现实体察甚深，因而对劳苦百姓的关心也颇切，如在《劳歌》一诗中对那些“筋骸长彀”、“半衲遮背”的“负重民”以怜悯；在《和晁应之悯农》一诗中对那些“夜为盗贼朝受刑”的“南山壮儿”以同情等等，等等。也正因为其“哀哉天地间，生民常苦辛”(《粜官粟有感》)的悯农意识，才使他在政治观点上追随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而在实践中则主张富国强民，改革弊政，以减轻人民负担，这与司马光等人纯粹的因循守旧乃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与此同时，面对辽、夏对北宋的侵凌，他也积极主张开边御敌，建立奇功。他的《少年行》、《昭陵六马》、《听客话澶渊事》等无不洋溢着一股勃郁的爱国主义精神，读来令人感奋不已。

　　文学地位

　　张耒是北宋中晚期重要的文学家，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论文学创作渊源于三苏，提倡文理并重，以为“文以意为车，意以文为马，理强意乃胜，气盛文如驾”(《与友人论文因以诗投之》)。在《答李推官书》中他又明确申说学文在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在文章风格上，他反对奇简，提倡平易；反对曲晦，提倡词达；反对雕琢文辞，力主顺应天理之自然，直抒胸臆，“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贺方回乐府序》)。张耒的诗文正是其创作理论的具体体现，长短利弊皆本于此。其文风近似苏辙，苏轼对他有“汪洋冲澹，有一倡三叹之声”的称誉(《答张文潜书》)，张表臣也称其文“雄深雅健，纤秾瑰丽，无所不有”(《张右史文集序》)。他擅长辞赋，《哀伯牙赋》抒发曲高者孤独无与，媚众者身安得志的愤闷，《鸣蛙赋》运用各类比喻形容蛙鸣，《雨望赋》描写风雨气势，在立意遣辞上都有超过唐人辞赋之处(《复小斋赋话》)。议论文立意警辟，文笔高奇，如《论法》、《敦俗论》、《悯刑论》诸篇，均为佳作。张耒的诗歌创作成就卓著，汪藻称其诗“体制敷腴，音节疏亮，则后之学公者，皆莫能仿佛”(《柯山张文潜集书后》)。《宋史》本传也说他至晚年，诗风益务平淡，效白居易体，乐府效张籍。诗歌取材广泛，在很多诗篇中反映了当时下层百姓的生活，像《仓前村民输麦行》、《劳歌》、《和晁应之悯农》诸篇，无论是题材，还是表现风格，都与唐代新乐府诗极为相近。张耒诗以平易流丽明快见长，很少使用硬语僻典，苏轼称赞他“气韵雄拔，疏通秀明”(《曲洧旧闻》卷五引)，晁补之亦谓“君诗容易不著意，忽似春风花自开”(《题文潜诗册后》)。他作诗喜欢学习唐人，在集中有很多模仿杜甫、李白、韦应物的篇章，开北宋诗人学习唐调风气之先。他注重炼句，吕本中《童蒙诗训》云：“文潜诗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如‘秋明树外天’，‘客灯青映壁，城角冷吟霜’，‘浅山塞带水，旱日白吹风’，‘川坞半夜雨，卧冷五更秋’之类，迥出时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一)。此类佳句可谓俯拾皆是。但是张耒的诗过分强调“满心而发，肆意而成”，因此部分作品显得粗率质直，朱熹曾批评说“张文潜诗有好底多，但颇率尔”，又云“张文潜诗只一笔写去，重意、重字皆不问，然好处亦是绝好”(《朱子语类》卷一四○)。张耒词作不多，词风柔情深婉，与秦观词相近。其《风流子》(木叶亭皋下)叙写秋思离愁，铺景朗倩，烘托愁绪无极(《草堂诗余》正集卷六沈际飞评)。张耒的文集，在南宋时即有多种刻本传世：罗仲洪刊本《柯山集》十卷，汪藻刊本《张龙阁集》三十卷，张表臣刊本《张右史文集》七十卷，井晦之刊本《谯郡先生集》一百卷(均见周紫芝《书谯郡先生文集后》)。

　　文集版本

　　其文集今存主要有四种版本：《宛丘先生文集》七十六卷，存清康熙吕无隐钞本、《四库全书》本等。《柯山集》五十卷、拾遗十二卷，存武英殿聚珍版本、广雅书局刻本，见于《宛丘先生集》而不见于《柯山集》的诗文，均辑入该本《拾遗》。《张右史文集》六十五卷，存明[url]万历抄本、清雍正七年谢浦泰抄本等。《张文潜文集》十三卷，存明嘉靖三年郝梁刻本。四种版本文集所收篇目互有差异。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有李逸安等校点《张耒集》，较为完备精审。张耒还撰有《明道杂志》一卷，南宋庆元时陈升刻于黄州，现存明刻本、《唐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六首。《全宋诗》卷一一五五至一八七录其诗三十三卷。《全宋文》卷二七五○至二七七一收其文二十二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本传。近人邵祖寿编有《张文潜先生年谱》一卷。

　　张耒对诗文创作亦有他自己的观点，其核心则是以理为主，辞情翼之。“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夫决水于江、河、淮、海也，顺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冲砥柱、绝吕梁，放于江湖而纳之海，其舒为沦涟，鼓为波涛，激之为风飙，怒之为雷霆，蚊龙鱼鳖，喷薄出没，是水之奇变也。水之初，岂若是哉!顺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变生焉。……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宋史》本传)。又云：“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贺方回乐府序》)，一时之学者奉为至言。平心而论，强调在创作过程的发抒真情、笔随意驱，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而且的确也是把握了文艺创作的规律，但一味地否认构思、修饰、琢磨、锤炼等在创作过程中的必要性，则又不免矫枉过正。作者本人的创作也正因了其自立的樊篱，因而多少显得肌理有余而文采不足，略嫌枯槁相。其创作成就前未及东坡(苏轼)，后不如放翁(陆游)，痼或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