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曾亮

    梅曾亮(1786～1856)中国清代散文家。字伯言。江苏上元（今南京）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梅曾亮少喜骈文，与同邑管同交好，转攻古文。姚鼐主讲钟山书院，二人俱出其门。管同早卒，曾亮居京师20余年，承姚鼐余势，文名颇盛，治古文者多从之问义法，有继主文坛之势。

    梅曾亮在桐城派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是由于他官场失意，仕途不畅，潜心古文学习，其古文创作成就高于同时期其他作家，吸引了许多文人归附门下。方东树推崇他：“读书深，胸襟高，故识解超而观理微，论事核，至其笔力，高简醇古，独得古人行文笔势妙处。此数者，北宋而后，元明以来，诸家所不见。为之不已，虽未敢许其必能祧宋，然能必其与宋大家并立不朽。”姚莹说他：“伯言为户部郎官二十余年，植品甚高，诗、古文功力无与抗衡者，以其所得，为好古文者倡导，和者益众，于是先生(指姚鼐)之说盖大明。”另一方面，道光后期桐城古文家较有名者，相继谢世，?这为古文创作形成以梅氏为中心，客观上提供了优越的外部环境。梅曾亮这一时期，久居京城，交结文士，遍纳门徒，自然成为弘扬桐城派大师方、刘、姚散文理论的核心人物。梅曾亮是如何继承并发展桐城派文学创作理论的呢?

    梅曾亮把刘大提倡的“气”说，进一步阐述发挥。在桐城派四祖中，刘大?论文已经非常重“气”。他说：“昔人云：‘文以气为主，气不可以不贯，鼓气以势壮为美，而气不可以不息’此语甚好。”梅曾亮把刘氏的观点进一步发挥拓展，他说：“夫古文与他体异者，以首尾气不可断耳。有二首尾焉，则断矣。退之谓六朝文杂乱无章，人以为过论。夫上衣下裳，相成而不复也，故成章。若衣上加衣，裳下有裳，此所谓无章矣。其能成章者，一气者也。”可见梅曾亮非常强调行文的一气呵成，气脉流畅。他还说：“文气贵直而其体贵屈。不直则无以畅其机，不屈则无以达其情，故善为诗文者主乎达而已矣。”这就是说文章在主题鲜明、一气呵成的同时，要善于曲折尽意，不能一味直露。因为客观事物总是复杂多变的，作文要表达精深的思想，丰富的内容，就更需要曲折有致，这样才能表达得准确与完备，收到良好的效果。

    文章特点

    梅曾亮论文重“气直体曲”，在学文的方法上，继承了刘大櫆“音节者神气之迹”和姚鼐“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人”的主张，重诵读则轻文法。他说：“欲得其气，必求之于古人，周秦汉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诵乃可。夫观书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诵之而人于耳，益一官矣。且出于口，成于声，而畅于气。夫气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至精，御古人之至精，是故浑合而无有间也。国朝人文，其佳者固有得于是矣。诵之而成声，言之而成文。”只要把古文之文读熟成诵，就能凭自身之至精之气，得古人之至精之气，可见“读诵”是非常重要的。他在《台山论文书后》中说：“台山氏与人论文，而自述其读文之勤与读文之法，此世俗以为迂且陋者也。然世俗之文扬之而其气不昌，诵之而其气不文，循之而词之丰杀厚薄缓急与情事不相称，若是者皆不能读文者也。文言之，则昌黎所谓养气；质言之，则端坐而读之七八年，明允之言即昌黎之言也。文人矜夸或自讳其所得而示人以微妙难知之词，明允可谓不自讳者矣，而知而信之者或鲜”。文言、质言虽然说法不同，其实是一回事。可见梅氏在学文途径上，是继承了桐城派大家的主张的。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写到：“盖后世文人既以古文相号召，则势不能不取则于古作。然而取则古作，学其字句则嫌太似，学其法度又怕太拘，若欲学其精神则理论虽高，奈苦无下手之处。论文到此，真人穷途。所以桐城文人在音节字句上以体会古人之神气，则学古有途径可循；同时再在音节字句以体验己作之是否合古，于是作文也有方法可说”。这对梅曾亮继承的桐城派文论的实质作了较为深刻的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