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字午桥,号陶斋,浭阳人。以京官出为霸昌道。光绪戊戌六月开缺,为京师农工商局督理。庚子岁,拳乱作,清帝逃至西安。时岑春煊署陕西巡抚,端方为藩司,与春煊屡有争端。辛丑回銮后,以春煊抚山西,端方继其任为陕抚,旋令署鄂督。
端方之在鄂也,日以纳贿为事。尝语人曰:“差可卖,缺不可卖,则朝廷不能察其实而加罪于我。”
其设谋之狡如此。
凡与外人酬酢,时时演出一种献媚之态,见者皆指为剧中之曹孟德。盖其面色本白,而状态又似之也。故端方在鄂久,而名誉不佳。
及量移至江苏为巡抚,欲市官声。凡属吏人谒时,应馈门包,概令和盘托出,改作公用。骤聆之,似廉洁,岂知其别有一术焉。凡不纳苞苴者,对之有怒容,或于归公之门包外,更袖门包一分以进者,见之则有喜色,于是属吏皆具两分门包。
门包之累累者,何自来乎?皆括江苏人之脂膏也。
已而由苏抚署江督,不久,即去。既又复持节至。一般学界中人辄喜曰:“陶斋尚书重镇南洋矣。”
此无他,端方知江苏人多文弱,又矜言新学。彼惟于学堂中拨款若干,以为补助资,则趋之者,已如蚁慕膻,或则略与周旋以施其牢笼之法。
而江苏人已争诵之。实则所拨者,皆取于汉族之财,而托名为国家也。端方一己之忄坚囊,纤毫未破。未几,由南洋改任北洋,畿疆坐镇,暇预从容,日摩挲金石,以度数载光阴,而于国计民生之大,皆视之漠然。值孝钦梓宫奉移,以永安山陵,道涂观者达数万。外国驻京公使,咸与于执绋役。端方于此,忽演一奇特事,盖令人携摄影器,于沿途及陵寝内拍照,且安然乘舆,横冲神路,辟易而过也。为李国杰所劾,乃坐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之罪,遂革职。
宣统三年春,盛宣怀创铁路国有说,阴令御史石长信奏之。
清廷用其言,遂欲实行国有政策。湘鄂人拒之坚。政府乃议择一与湘鄂略有感情者,使之前往,或能融洽。于是那桐、徐世昌两协理,与邮传大臣,皆在摄政王前力保端方。端方复起用,得为粤汉、川汉两路之督办者,实由于此。
顾端方闻命为督办时,以为实行干路国有政策,窒碍甚多。
盖商办之路,一旦遽改官办,不惟成效难收,抑且易滋民怨,故不欲往。奏请另简大员以任其事。而廷旨不允。端方乃宴鄂京官于都中。至者为汤化龙、吴禄贞、陈曾寿等十余人。端方请其为将伯之助,皆不允。不得已乃抵鄂,与川绅乔树楠、湘绅余肇康等秘密筹议,以期破团坏体。会湖北政界中之高凌霨、赵彦滨、冯启钧辈,亦逢迎端方,谓湘鄂均公旧治,感情夙厚,旌节所至,无不和洽者。端方以谀言日至,渐形恣肆。自谓布置周密,功可必成,已照会鄂路总理,召集股东,速筹退股办法矣。时川督赵尔丰,以压制太甚,激生民变。政府闻之,急令端方带兵入川。故端方又启行。既入川境,赵尔丰事事与之反对,故川事不能明了。迨抵资州,即获田征蔡、周善培等来书,谓如到成都,即以兵戎相侍。又闻赵尔丰早预备督练公所为幽禁端方之地。故留住资州半月,不敢前往。仅遣随员先赴成都,以探虚实。未几,随员以电达端方,谓北京失守,两宫出狩山西。有旨令端方率鄂兵由陕赴晋勤王。端方闻之大哭,而不意其为伪也。当令兵队预备北上,兵队之反抗者,遂突入行辕挟端方出,而杀之。寻以其头颅送至武昌,仍由武昌给还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