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只在墓场里巡行了一回，在母亲的墓上坐着。她也注意到了我的阴郁的脸色，问我为什么。“告诉她吧？”那么地想着。终究还是说了一句：
“怀念着母亲呢！”
天气太热，她的纱衫已经给汗珠轻薄地浸透了背上，里面的衬衣自傲地卖弄着风情。她还要整理行装，我便催着她回去了。
送行的时候连再会也没说，那船便慢慢地离开了码头，可是她眼珠子说着的话我是懂得的。我站在码头上，瞧着那只船。她和她的父亲站在船栏后面……海是青的，海上的湿风对于她的康健是有妨害的，我要为她祝福。
她走了没几天，我的父亲为了商业的关系上天津去，得住几年，我也跟着转学到北平。临走时给了她一封信，写了我北平的地址。
每天坐在窗前，听着沙漠里的驼铃，年华的蛩音。这儿有晴朗的太阳，蔚蓝的天空，可是江南的那一种风，这儿是没有的。从香港她寄了封信来，说下月便到上海来；她说香港给海滨浴场，音乐会，夜总会，露天舞场占满了，每天只靠着窗栏逗鹦鹉玩。第二封信来时。她已经在上海啦；她说，上海早就有了秋意，窗前的紫丁香枯了，包了放在首饰箱里，鹦鹉也带了来就挂在放花瓶的那只独脚几旁，也学会了叹息地说：
“母亲啊！”
她又说还是常上公墓那儿去的，在墓前现在是只有菊花啦。可是北平只有枯叶呢，再过几天，刮黄沙的日子快来咧。等着信的时间是长的，读信的时间是短的――我恨中国航空公司，为什么不开平沪班哪？列车和总统号在空间运动的速度是不能和我的脉搏相应的。
从褪了金黄色的太阳光里，从郊外的猎角声里，秋天来了。我咳嗽着。没有恐惧，没有悲哀，没有喜乐，秋天的重量我是清楚的。再过几天，我又要每晚上发热了。秋天淌冷汗，在我，是惯常的事。
多咱我们再一同到公墓呢？你的母亲也许在那儿怀念你哪！
玲十月二十三日
咳嗽得很厉害，发了五天热，脸上泛着桃色。父亲忧虑着，赶明儿得进医院了。每年冬季总是在蝴蝶似的看护妇，寒热表，硝酸臭味里边过的，想不到今年这么早就进去了。
希望你天天写信来，在医院里，这是生活的必需品。
玲十一月五日
我瘦多了，今年的病比往年凶着点儿。母亲那儿好久不去了；等病好了，春天来了，我想天天去。
我在怀念着在墓前坐着谈母亲的日子啊！
又：医生禁止我写信，以后恐怕不能再写了。
玲十一月十四日
来了这封信后，便只有我天天地写信给她，来信是没了。每写一封信，我总“告诉她吧？”――那么地思忖着。末了，便写了封很长的信给她，告诉她我恋着她，可是这封信却从邮局里退回来啦，那火漆还很完整的。信封上写着：“此人已出院。”
“怎么啦？怎么啦？好了吗？还是……还是……”便想起那鱼肝油，白色的疗养院，冷冷的公墓，她母亲的墓，新的草地，新的墓，新的常春树，紫丁香……可是那墓场的冷感的风啊……冷感的风……冷感的风啊！
赶忙写了封信到她家里去，连呼吸的闲暇也没有地等着。覆信究竟来了，看到信封上的苍老的笔迹，我觉得心脏跳了出来，人是往下沉，往下沉。信是这么写着的：
年轻人，你迟了。她是十二月二十八葬到她母亲墓旁的。临死的时候儿，她留下来儿件东西给你。到上海来时看我一次吧，我可以领你去拜访她的新墓。
欧阳旭
“迟了！迟了！母亲啊，你为什么生一个胆怯的儿子呢？”没有眼泪，没有叹息，也没有悔恨，我只是低下了脑袋，静静地，静静地坐着。
一年以后，我跟父亲到了上海，那时正是四月。我换上了去年穿的那身衣服，上玲姑娘家去，又是春天啦，瞧，那些年轻的脸。我叩了门，出来开门的是她的爹，这一年他脸上多了许多皱纹，老多了。他带着我到玲姑娘的书房里。窗前那只独脚几还在那儿，花瓶也还在那儿。什么都和去年一样，没什么变动。他叫我坐了一会，跑去拿了用绸包着的，去年我送玲姑娘的，枯了的紫丁香，和一本金边的贴照簿给我。
“她的遗产是两束枯了的紫丁香，两本她自家儿的照片，她吩咐我和你平分。”
我是认识这两件东西的，便默默地收下了，记起了口袋里还有她去年给我的从地上捡来的一朵丁香。
“瞧瞧她的墓去吧？”
便和他一起儿走了，路上买了一束新鲜的丁香。
郊外，南方来的风，吹着暮春的气息；晴朗的太阳，蔚蓝的天空，每一朵小野花都含着笑。田野是广阔的，路是长的，空气是静的，广告牌上的绅士皇不会说话，只会微笑的。
走进墓场的大门，管墓的高兴地笑着，说道：
“欧阳先生，小姐的墓碑已经安上了。”
见了我，便：――
“好久不见了！”
“是的。”
走过母亲的墓，我没停下来。在那边儿，黑的大理石，白的大理石上有一块新的墓碑：
“爱女欧阳玲之墓”
我不会忘记的，那梦似的笑，蒙着雾似的眼光，不十分健康的肤色，还有“你不懂的。”我懂的，可是我迟了。
他脱下了帽子，我也脱下了帽子。
1932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