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圣（生卒年不详），字次君，祖籍梁国甾县（今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出生于梁国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 [1-4]  西汉时期官员、学者、礼学家、汉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后世称其为“小戴”。

　　戴圣与叔父戴德曾跟随后苍学《礼》，两人被后人合称为“大小戴”。汉宣帝时，戴圣以博士参与石渠阁论议，官至九江太守。

　　著作有《礼记》（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即《小戴礼记》传为圣编。《汉书》记载成书于汉建初七年（80年）。

　　咸淳三年（1267年），宋度宗赵禥以其籍贯地诏封戴圣为“考城伯”。

　　戴圣为东周时期宋国君主宋戴公（子撝）的第二十三世孙。祖籍梁国甾县（今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出生于梁国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 戴圣早年与叔父戴德等人潜心钻研礼学，成就卓著，朝野威望很高。但作为礼学的代表人物，戴圣有点居功自傲，不拘小节，甚至于时不时干出一些逾越法纪的事情。因为戴圣的名望地位，前任刺史对戴圣的不轨行为视而不见，戴圣也就习惯成自然，愈演愈烈。

　　后来，戴圣担任九江太守，而年仅30岁的何武担任了扬州刺史一职，恰巧管辖九江太守。何武按照职权范围，毫无保留的对戴圣的不当行为进行监督。戴圣根本不把何武这个年轻人放在眼里。何武暗中派人将他的罪行查证清楚，然后向他“露章”，就是故意把罪证透露给他。戴圣知道自己的不端行为被何武掌握，对何武更加憎恨。虽然何武没有告发戴圣，但戴圣担心何武检举自己，就主动辞职，到京城去做博士。到京城后，戴圣对何武仍然有所忌恨，不失时机地在朝廷散布一些何武的坏话。

　　不久，戴圣儿子的宾客勾结绿林大盗抢劫，其子受牵连入狱，被官府抓获，羁押在庐江。处理这一起案子的正是何武。真是冤家路窄，戴圣以为自己毁谤了何武定会遭到报复，儿子肯定要被判处死刑。但案件的处理结果，出乎戴圣的意料，何武根本不计较个人私怨，秉公处理了参与这起案件的罪犯，对未参与该案的戴圣儿子宣判无罪释放。戴圣因此敬佩何武的爱憎分明和公正司法。只要何武到京城，就一定去诚心诚意地拜访他。

　　咸淳三年（1267年），宋度宗赵禥以其籍贯地诏封戴圣为“考城伯”。

　　儒学成就

　　戴圣一生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与叔父戴德及庆普等人曾师事经学大师后苍，潜心钻研《礼》学，成就卓著，史称戴德为“大戴”，戴圣为“小戴”，二人合称为“大小戴”。“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

　　戴圣将战国到汉初孔子弟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等人所记的各种有关礼仪等论著，编撰成书，被称为《小戴记》或《小戴礼记》。该书原为解说《仪礼》　的资料汇编，后经郑玄作注，摆脱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其要言精义比起《仪礼》　中的繁文缛节，更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戴圣因此开创了“小戴学”。

　　学术影响

　　戴圣精心讲授“礼学”，授徒颇多，曾传其学于梁人桥仁、杨荣等，于是，今文礼学“小戴学”又有了“桥、杨氏之学”。小戴对于传播和发展《礼》学有一定贡献，《小戴礼记》被列为儒家经典，“三礼”之一，唐时被称为“大经”，明时已取代《仪礼》成为“五经”中的《礼》。该书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人研究和发展儒家思想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代表作品

　　戴圣成为今文礼学“小戴学”的开创者；后来，三家之学皆立于学官，其学兴盛一时。宣帝时，戴圣曾被立为博士，参与石渠阁议，评定五经异同。终生以授徒讲学和著述为业，曾选集战国至汉初孔子弟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等人所记的各种有关礼仪等论著，编撰成书。被称为《小戴记》或《小戴礼记》。该书原为解说《仪礼》的资料汇编，后经郑玄作注，使它摆脱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成为今本《礼记》。全书共分《曲礼》、《檀弓》、《王制》、《月令》、《礼运》、《学记》、《乐记》、《中庸》、《大学》、《内则》、《坊记》、《儒行》、《王制》、《玉藻》、《冠义》、《昏义》、《杂记》等四十九篇，其中的要言精义比起《仪礼》中的繁文缛节更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与其叔父戴德所编《大戴礼记》八十五篇（现存三十九篇）亦不相同。

　　《小戴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小戴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高徒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

　　《小戴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到汉朝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

　　《小戴礼记》全书用记叙文形式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里选录的原文依据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则广泛参阅了各种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简明、易懂。选录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标题（原文只有篇名，每篇原文都较长），原则上采用选文的首句作标题，注释中只说明选自某篇。

　　《礼记》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东汉郑玄将49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分为五类：一、通论礼仪和学术：《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二、解释：《仪礼》17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三、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四、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梁氏的归类划分，对我们有一定参考价值。

　　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称为“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由于学者郑玄为《礼记》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书中还有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内容。

　　宋代的理学家选中《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把他们合称为“四书”，用来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 《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小戴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这里，仅就有关《仪礼》一书的一些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仪礼》的篇数与作者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如下：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礼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这个次序，为西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曲阜孔宅墙壁中发现《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

　　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

　　观今本《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

　　《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牲》、《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 《礼记》，儒学经典之一，所收文章是孔子的学生及战国时期儒学学者的作品。汉朝学者戴德将汉初刘向收集的130篇综合简化，一共得85篇，称为《大戴礼记》，后来其侄戴圣又将“大戴礼记”简化删除，得46篇，再加上《月令》、《明堂位》和《乐记》，一共49篇，称为《小戴礼记》。“大戴礼记”至隋、唐时期已散逸大半，现仅留传39篇，而“小戴礼记”则成为今日通行的《礼记》。

　　汉景帝时鲁恭王初好治宫室而坏孔子宅，得古《礼》五十七篇于坏壁之中，其中十七篇与《仪礼》相同，《奔丧》、《投壶》见于另外四十篇中，礼家将其录于《礼记》之中，得以流传，而其余篇章，因为藏之秘府，世人难得一见，后来散逸不传，称为“《逸礼》”。

　　朱熹撰有《朱子家礼》一书，他认为“《礼记》只是解《仪礼》”。阮元在《书东莞陈氏<学蔀通辩>后》说：“朱子中年讲理，固已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五伦皆礼……且如殷尚白，周尚赤，礼也。使居周而有尚白者，若以非礼折之，则人不能争，以非理折之，则不能无争矣。故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彼可此之邪说起矣。”

　　《小戴礼记》不仅是一部描写规章制度的书，也是一部关于仁义道德的教科书。其中最有名篇章，有《大学》、《中庸》、《礼运》（首段）等。《礼运》首段是孔子与子游的对话，又称为《礼运·大同》篇，大同二字常用作理想境界的代名词，不少地名亦取用此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