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春秋》一书,记述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乱世史事。已佚。今有元陶宗仪辑本和清黄奭辑本,黄氏辑本收入《汉学堂丛书》“子史钩沉”,比陶本完整。《说郛》宛委山堂本仅六节,而商务印书馆本更少,仅一节。今从黄本点校。
司马彪是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过继给晋宣帝司马懿之弟司马敏。年少时勤奋好学,孜孜不倦,但轻薄好色,常遭到司马睦的责备,因此不得做继承人,虽然名义上是过继于人,实际上是废除他的继承权。司马彪也因此不问人情世故,而致力于学业,所以能够博览群书,完成著书立说的大事。
最初拜官骑都尉。泰始年间(265年―274年),担任秘书郎,后改任丞史。注释《庄子》,撰写《九州春秋》。司马彪认为“先王设立史官记述时事,阐明善恶规劝诱导,统摄教化世人的要领。因此,《春秋》杂乱无章,孔子加以整理;《关睢》残缺不全,师挚进行修补。难道先哲们喜欢麻烦?是因为不得已而已。东汉中兴,终止于建安,忠臣义士功德昭著,而当时缺乏优秀史官,记述繁琐杂乱,谯周虽然做了删改修整,但仍不完善,自汉安帝、顺帝以后,多有残缺遗漏之处。”于是司马彪研究百家史书,参照世俗传闻,上自东汉光武帝刘秀,下至汉献帝刘协,共二百年,十二代王朝,前后贯通,广泛汇集诸多史事,作纪、志、传共八十篇,定名为《续汉书》。泰始初年(265年),晋武帝司马炎到南郊举行祭祀大典,司马彪上书议定其事。后拜官散骑侍郎。晋惠帝末年(306年),司马彪去世,时年六十余岁。
当初,谯周认为司马迁《史记》记述秦朝、周朝以前的事,有时采录世俗传说和百家之言,不专一依据正统经史,因此作《古史考》二十五篇,都依据旧时典籍,用来纠正司马迁的错误。司马彪认为谯周所著不够完善,列出《古史考》中一百二十二件史事,认为不妥,大多依据《汲冢纪年》中的说法,也流行于世。
司马彪鉴于汉氏中兴,忠臣义士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繁杂,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渐被淘汰,惟有八志因为补入范书而保留下来。《续汉书》的八志有《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其中《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地理情况,《百官志》记录东汉官制,它们对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八志中这三个志的价值更突出一些。遗憾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关系都相当大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续汉书》中都付诸阙如,影响了八志的总体成就。另有《庄子注》21卷,《兵记》20卷,文集4卷。均佚。今仅于《文选》中存《赠山涛》《杂诗》等。在司马彪之前,曾有东汉官修的纪传体东汉史《东观汉记》;在司马彪之后,有华峤等撰《汉后书》。至南朝刘宋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繁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史通·古今正史》)范书能集众家之长,故后来居上。范晔以罪入狱,其十志未成而死。梁刘昭为范书作注,乃取《续汉书志》加以注释,分为30卷,以补范书之缺。范晔《后汉书》最早的刻本,系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由陈充等人校勘,“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板”(《崇儒》四之一)。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刊刻由刁衎等人续校的《后汉书》校定本(《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上述两个版本都只有范晔所撰的纪传,而没有司马彪的《续汉书》志。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国子监孙上疏:
史籍记载
《晋书·卷八十二·列传第五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