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廷采（1648—1711年），字念鲁，又字允斯，浙江余姚县城人。

    师承黄宗羲，得授史学而传其文献之学。后读刘宗周《人谱》，崇奉王守仁心学，又通兵法。讲学姚江书院十七年，授徒著述，终老乡里。为学重在经世，谈理终归致用，力倡读史以救当世之失。对宋明忠烈、晚明恢复事迹，皆极意搜罗表彰。施琅征台湾，遇廷采于西湖，纵谈沿海要害，琅奇之。既游西北，走潼关，讲学于黄冈之姚江书院。

    晚岁，思托著述以自见。尝从宗羲问逸事于明末遗老，作《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王子传》（王子即王阳明）、《刘子传》（刘子即刘宗周）、《王门弟子传》、《刘门弟子传》等凡数十篇，欲勒成一书，未成而卒。

    主要影响

    邵廷采在经世致用治学观的熏染下，奉其为治学之旨，“经、史、子、集，淹贯惟今；丧、祭、冠、婚、典型由古。凡士习民风之大，并人心天理之微，要归当事之施行，宁止书生之空论。”“书陈陈充栋，如不能用，何益？”孙奇逢为清初三儒之一，施博称他为“当代真儒”。邵廷采16岁从学于施博处时读到孙奇逢的《征君语录》后，开始以经世之志为治学之宗旨。

    （一）注重士子应当关心国事，为社稷民生着想，

    邵廷采在《思复堂文集原序》说到：“行文贵有原本，内无所窥，于心性外之不关家国天下之物，徒敝精神，穷日夜，以求其似，虽成亦何所用。”在《思复堂文集》中规劝士子治学应注意：“明经将以致用。”反对今人治经：“不唯其用之为，徒贪多务得；思取词藻，雷同剿说而已。”

    （二）反对空疏浮躁的学术之风，讲求真知实用的治学精神

    邵廷采主张治学应该写有用之文，极力反对无用之文。年轻时他曾写了一本书叫做《规心录》献给黄宗羲，黄宗羲阅后即说：“无实者弗为。”[6]，邵氏闻后当即烧了此书，以为治学之鉴。邵廷采在《学校论》中说到“士息讲学，而务返其本于孝弟忠信，则人心渐醇，浮言虚誉无所用，而流兢消；天下方有实行真品，而治化可兴，圣道可明矣。”[7]还将经世致用精神贯于执教的姚江书院中，在其亲手制定《姚江书院训约》十条：“一曰立意宜诚、二曰堪理宜精、三曰伦纪宜敦、四曰威仪宜摄、五曰识量宜弘、六曰取与宜严、七曰学术宜讲、八曰读书宜进、九曰举业宜醇、十曰功课宜勤。”并要求学子：“诸生读书是真读书，做人是真做人。”

    （三）通过近代历史来为现实服务

    史革新教授认为：“邵廷寀关于经世致用之学的讲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注、研究社会现实，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是研究历史，从中提炼于今有用的知识借鉴。”邵廷采晚年系统总结了自己的史学经世思想，写成《治平略》12篇，分田赋、户役、国计、农政、仓贮、水利、盐法、钱币、关市、刑律、弭盗、河防十二略、《史略》6篇。“《治平略》和《史略》，所述多为明朝事，它是通过近代历史来为现实服务的。重视治国思想的研究。”《西南纪事》十二卷，记述桂王朱由榔君臣历史。《东南纪事》十二卷，记述鲁王朱以海和唐王君臣的历史，取材丰富，考据可信，详细记录了滇、桂、闽、浙匡复故国事迹，在一个明朝遗子的立场上大力赞扬明朝忠烈之士，有助于当时乃至现在南明史的研究。

    主要作品

    廷采著有《西南纪事》、《思复堂文集》、《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东南纪事》、《王门弟子传》、《姚江书院志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