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文苑
西汉文帝时为博士

韩婴

西汉文帝时为博士

  韩婴,男,西汉燕(今属河北)人。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王刘舜太傅。武帝时,与董仲舒辩论,不为所屈。治《诗》兼治《易》,西汉“韩诗学”的创始人,其诗语与齐、鲁大不相同,他推测《诗》之意,杂引《春秋》或古事,与经义不相比附,与周秦诸子相出入,皆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燕、赵言《诗》皆本于韩婴。赵子、淮南贲生即其高徒。赵子传蔡谊,三传形成韩诗的王学,食子学和长孙学,学徒甚多。后人认为他的《诗》学不如《易》学精深,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易》于孟喜,见韩《易》两好之,更从受之。
  韩婴继承和发扬了儒家思想,其思想直接承袭荀子,但又尊信孟子,以“法先王”代替“法后王”,以“人性善”代替“人性恶”。使儒家内部斗争最激烈的两派观点达到统一。他吸收周秦观点,并加以改造和更新,认为“福生于无为,而患生于多欲”。统治者必须节制欲望,“轻谣薄赋”,“使民以时”,避免战争;以“谦德”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即“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哲,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国家,近足以守其身”。为了维护大一统,他主张忠高于一切,孝从属于忠,若忠孝必舍其一,则宁做忠臣,不为孝子。臣下对君主要“以道覆君而化之”,“以德调君而辅之”。对君主进谏要讲究方式,他认为比干“杀身以彰君之恶,不忠也”。伍子胥“以谏非君而恶之”,是“下忠”。因而反对廉洁直方,不赞成传统儒家崇敬的伯夷,叔齐、卞随、介子推、原宪等人的廉洁气节,而赞成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由其道,厄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从而使臣民不为名不为利,能上能下,不悯不怨。不耻污君,不辞小官,百依百顺的顺民。
  他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贵民”的思想。认为“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之则亡”。统治者要“以百姓为天”,要想治理天下,必须“养民”。统治阶级必须不淫佚侈靡,应节俭,“用不靡时,养不害生”,以达到“天下和平,国家安宁”,为此,必须“教民”。以为“愚民百万,不为有民”。重申以儒家思想教育民众,提出“国之命在礼”的主张,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不成,王公由之所以-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陨社稷也”。否定了孔子的克己复礼,继承和发扬荀子“礼起于欲”,“养人之欲,给入之求”的主张,提出“因情从欲”的观点,认为“人的六情,目欲视好色,耳欲听宫商,鼻欲嗅芳香,口欲嗜甘旨,其身体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绣而轻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则乱,从之则穆,故圣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节之以礼,必从其欲而制之以义,义简而备,礼易而法,去情不远,故民之从命也速”。否定孔子“礼不下庶人”的观点,主张对百姓“教御以礼义”,认为“百礼洽则百意遂,百意遂则阴阳调,阴阳调则寒暑均,寒暑均则三光清,三光清则风雨时。风雨时则群生宁,如是雨天道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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