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乾隆十二年金川叛乱，迄五十七年尼泊尔征定，其间用兵凡十余次。战役上虽未尝无一二败北事，然其终局，常得自然之胜利。故是时有十全武功之称，谓两定金川，两定伊犁，一定回部，一入缅甸，一定台湾，一复安南，两胜廓尔喀也。
此等武功，于宣扬国威，恢张领土上，固有伟大之效力。然令朝野上下益傲然自大，轻视外国，误用其惯法以对付欧罗巴，渐至酿成种种之失败者，此亦其一大原因也。俄罗斯学士贝斯德纳失，尝于所著对华意见中纵论之，略言支那康熙、乾隆间武功极盛，若黑龙江地方之占领，若西藏之归服，若外蒙古人之归化，若准噶尔之征定及布哈尔汗国近旁诸部之降服，若土尔扈特之脱归，皆此数十年间发生之事实，无一不足长支那之傲慢心者也。支那人既以此等事实长其自大之风，蔑视外国矣。
而又适当欧罗巴诸国遣使北京，遂谓为己国强大之所致，愈增其焰。何则？支那人以为外国公使之来北京者，皆朝贡使也，朝贡国若是其众，历代中未尝有如我清朝者也。而支那政府又常思乘机发达臣民之爱国心，故每当外国使臣之至，辄称为朝贡，布告全国。其官吏则又奏诸皇帝，谓陛下聪明至圣，总裁万机，德加四海，兼统万国，兆民悦服，是以各国派遣使臣，前来朝贡。
政府即又以此等奏文刊布四方，揭示诸城门，通谕人民。彼欧罗巴公使固未尝不熟闻其说，然起而向支那政府诘责其处置之不当者无有也。抑岂惟不于此等文告致其诘难而已，虽支那边吏，于欧洲诸国使臣之赠品，附以标帜，而题曰某国王奉献中国皇帝之贡物，彼等亦恬然有所不顾也。而此贡物自边境送达北京，途中人民之见之者，直以为欧罗巴诸国服从支那，而确认此累累者为贡品无疑矣。此其语虽不无过当，然观于乾隆朝与俄罗斯增订之条约，及与英吉利交涉之文书，而知当时自尊自大之习惯，实有出于吾人想象之外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