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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之事功化

  董仲舒有言曰:“正其谊不谋其利,名其道不计其功。”
  这两句话看去颇有道理,假如用在学术研究上,这种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是极好的,可惜的事是中国不重学问,只拿去做说空话唱高调的招牌,这结果便很不大好。我曾说过,中国须有两大改革,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事功化。这第二点就是对于上说之纠正,其实这类意见前人也已说过,如黄式三《儆居集》中有申董于功利说云:“董子之意若曰,事之有益无害者谊也,正其谊而谊外之利勿谋也,行之有功无过者道也,明其道而道外之功勿计也。”
  这里固然补救了一点过来,把谊与道去当作事与行看,原是很对,可是分出道义之内或之外的功利来,未免勉强,况且原文明说其利其功,其字即是道与义的整个,并不限定外的部分也。我想这还当干脆的改正,道义必须见诸事功,才有价值,所谓为治不在多言,在实行如何耳。这是儒家的要义,离开功利没有仁义,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但是后边具体的列举出来的是这么一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育,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库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阮伯元在《论语论仁论》中云:“中庸篇,仁者人也。郑康成注,读如相人偶之人。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者,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相人偶者,谓人之偶之也。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盖士庶人之仁见于宗族乡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仁见于国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与人相偶而仁乃见也。”
  我相信这是论仁的最精确的话,孟子所说的正即是诸侯之仁,此必须那样表现出来才算,若只是存在心里以至笔口之上,也都是无用。颜习斋讲学最重实行,《颜氏学记》引年谱记其告李恕谷语云:“犹是事也,自圣人为之曰时宜,自后世豪杰为之曰权略。其实此权字即未可与权之权,度时势,称轻重,而不失其节是也。但圣人纯出乎天理而利因之,豪杰深察乎利害而理与焉。世儒等之诡诈之流,而推于圣道之外,使汉唐豪杰不得近圣人之光,此陈同甫所为扼腕也。”
  颜君生于明季,尚记得那班读书人有如狂犬,叫号传噬,以至误国殃民,故推重立功在德与言之上,至欲进汉唐豪杰于圣人之列,其心甚可悲,吾辈生三百年后之今日,播其遗编,犹不能无所感焉。明末清初还有一位傅青主,他与颜君同是伟大的北方之学者,其重视事功也仿佛相似。王晋荣编《仙儒外纪削繁》有一则云:“外传云,或问长生久视之术,青主曰,大丈夫不能效力君父,长生久视,徒猪狗活耳。或谓先生精汉魏古诗赋。

  先生曰,此乃驴鸣狗吠,何益于国家,”此话似乎说得有点过激,其实却是很对的。所谓效力君父,用现在的活来说即是对于国家人民有所尽力,并不限于殉孝殉忠,我们可以用了颜习斋的话来做说明,《颜氏学记》引性理书评中有一节关于尹和靖祭其师程伊川文,习斋批语起首有云:“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云云,未尝不位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为生民枪惶久之。”
  这几句话看似寻常,却极是沉痛深刻,我们不加注解,只引别一个人的话来做证明,这是近人洪允祥的《醉余偶笔》的一则,其文曰:“《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报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
  这里说的直捷痛快,意思已是十分明白了。我所说的道义之事功化,大抵也就是这个意思,要以道义为宗旨,去求到功利上的实现,以名誉生命为资材,去博得国家人民的福利,此为知识阶级最高之任务。此外如闭目静坐,高谈性理,或扬眉吐气,空说道德者,固全不足取,即握管著述,思以文字留赠后人,作启蒙发馈之用,其用心虽佳,抑亦不急之务,与傅君所谓驴鸣狗吠相去一间耳。
  上边所根据的意见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思想,在庸众看来,似乎有点离经叛道,或是外圣无法,其实这本来还是出于圣与经,一向被封建的尘土与垃圾所盖住了,到近来才清理出来,大家看得有点陌生,所以觉得不顺眼,在我说来倒是中国的旧思想,可以算是老牌的正宗呢。中国的思想本有为民与为君两派,一直并存着,为民的思想可以孟子所说的话为代表,即《尽心章》的有名的那一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为君的思想可以三纲为代表,据《礼记正义》在《乐记疏》中引礼纬含文嘉云:“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矣。”
  在孔子的话里原本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关系是相对的,这里则一变而为绝对的了,这其间经过秦皇汉帝的威福:思想的恶化是不可兔的事,就只是化得太甚而已。这不但建立了神圣的君权,也把父与夫提起来与君相并,于是臣民与子女与妻都落在奴隶的地位,不只是事实上如此,尤其是道德思想上确定了根基,二千年也翻不过身来,就是在现今民国三十四年实在还是那么样。

  不过究竟是民国了,民间也常有要求民主化的呼声,从五四以来已有多年,可是结果不大有什么,因为从外国来的影响根源不深,嚷过一场之后,不能生出上文所云革命的思想,反而不久礼教的潜势力活动起来,以前反对封建思想的勇士也变了相,逐渐现出太史公和都老爷的态度来,假借清议,利用名教,以立门户,争意气,与明季清末的文人没有多大不同。

  这种情形是要不得的。现在须得有一种真正的思想革命,从中国本身出发,清算封建思想,同时与世界趋势相应,建起民主思想来的那么一种运动。上边所说的道义之事功化本是小问题,但根抵还是在那里,必须把中国思想重新估价,首先勾消君臣主奴的伦理观念,改立民立的国家人民的关系,再将礼教名分等旧意义加以修正,这才可以通行,我说傅洪二君的意见是革命的即是如此,他说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话似平常,却很含有危险,有如拔刀刺敌,若不成功,便将被只有一死报君恩者所杀矣。

  中国这派革命思想势力不旺盛,但来源也颇远,孟子不必说了,王充在东汉虚妄迷信盛行的时代,以怀疑的精神作《论衡》,虽然对于伦理道德不曾说及,而那种偶像破坏的精神与力量却是极大,给思想界开了一个透气的孔,这可以算是第一个思想革命家。中间隔了千余年,到明末出了一位李蛰通称李卓吾,写了一部《藏》,以平等自由的眼光,评论古来史上的人物,对于君臣夫妇两纲加以小打击,如说武则天卓文君冯道都很不错,可说是近代很难得的明达见解,可是他被御史参奏惑乱人心,严拿治罪,死在监狱内,王仲任也被后世守正之士斥不孝,却是这已在千百年之后了占第三个是清代的俞正曼,他有好些文章都是替女人说话,幸而没有遇到什么灾难。上下千八百年,总算出了三位大人物,我们中国亦足以自豪了。

  因此我们不自量也想继续的做下去,近若干年来有些人在微弱的呼叫便是为此,在民国而且正在要求民主化的现在,这些言论主张大概是没甚妨碍的了,只是空言无补,所以我们希望不但心口相应,更要言行一致,说得具体一点,便是他的思想言论须得兑现,即应当在行事上表现出来,士庶人如有仁心,这必须见于宗族乡党才行,否则何与于人,何益于国家,仍不免将为傅青主所诃也。
  要想这样办很有点不大容易吧。关于仁还不成问题,反正这是好事,大小量力做些个,也就行了,若是有些改正的意见本来是革命的,世间不但未承认而且还以为狂诞悖戾,说说尚且不可,何况要去实做。这怎么好呢?英国蔼理斯的《感想录》第二卷里有一则,我曾经译出,加上题目曰《女子的羞耻》,收在《永日集》里,觉得很有意思,今再录于此,其文云:”
  “一九一八年二月九日。在我的一本著书里我曾记载一件事,据说意大利有一个女人,当房屋失火的时候,情愿死在火里,不肯裸体跑出来,丢了她的羞耻。在我力量所及之内,我常设法想埋炸弹于这女人所住的世界下面,使得他们一起毁掉。今天我从报上见到记事,有一只运兵船在地中海中了鱼雷,虽然离岸不远却立刻沉没了。一个看护妇还在甲板上。她动手脱去衣服,对旁边的人们说道,大哥们不要见怪,我须得去救小子们的命。她在水里游来游去,救起了好些的人。这个女人是属于我们的世界的。我有时遇到同样的女性的,优美而大胆的女人,他们做过同样勇敢的事,或者更为勇敢因为更复杂地困难,我常觉得我的心在她们前面像一只香炉似的摆动着,发出爱和崇拜之永久的香烟。
  我梦想一个世界,在那里女人的精神是比火更强的烈焰,在那里羞耻化为勇气而仍还是羞耻,在那里女人仍异于男子与我所欲毁灭的并无不同,在那里女人具有自己显示之美,如古代传说所讲的那样动人,但在那里富于为人类服务而牺牲自己的热情,远超出于旧世界之上“自从我有所梦以来,我便在梦想这世界。”
  这一节话说的真好,原作者虽是外国人,却能写出中国古代哲人也即是现代有思想的人所说的话,在我这是一种启发,勇敢与新的羞耻,为人类服务而牺牲自己,这些词句我未曾想到,却正是极用得着在这文章里,所以我如今赶紧利用了来补足说,这里所主张的是新的差耻,以仁存心,明智的想,勇敢的做,地中海岸的看护妇是为榜样,是即道义之事功化也。

  蔼理斯写这篇感想录的时候正是民国八年春天,是五四运动的前夜,所谓新文化运动正极活泼,可是不曾有这样明快的主张,后来反而倒退下去,文艺新潮只剩了一股浑水,与封建思想的残渣没甚分别了。现在的中国还须得从头来一个新文化运动,这回须得实地做去,应该看那看护妇的样,如果为得救小子们的命,便当不客气的脱衣光膀子,即使大哥们要见怪也顾不得,至多只能对他们说句抱歉而已。
  说到大哥们的见怪,此是一件大事,不是可以看轻的。这些大哥们都是守正之士,或称正人君子,也就是上文所云太史公都老爷之流,虽然是生在民国,受过民主的新教育,可是其精神是道地的正统的,不是邹鲁而是洛闽的正统。他们如看见小予们落在河里,胸中或者也有恻隐之心,却不见得会出手去捞,若是另一位娘儿们在他们面前脱光了衣服要撺下水去,这个情景是他们所决不能许可或忍耐的。

  凭了道德名教风化,或是更新式而有力量的名义,非加以制裁不可,至少,这女人的名誉与品格总不算是完全破坏的了。说大哥们不惜小子的性命也未免有点冤枉,他只是不能忍受别人在他们面前不守旧的羞耻,所以动起肝火来,而这在封建思想的那一纲上的确也有要对,其动怒正与正统相合,这是无可疑的。他们的人数很多,威势也很不少,凡是封建思想与制度的余孽都是一起,所以要反抗或无视他们须有勇敢,其次是理性。我们要知道这种守正全只是利己。

  中国过去都是专制时代,经文人们的尽力做到君权高于一切,曰臣罪当诛,天王圣明,曰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在那时候饶命要紧,明哲保身,或独善其身,自然也是无怪的,但总之不能算是好,也不能说是利己或为我。黄式三为我兼爱说中云,无缘于朝,遂视天下之尘沉鱼烂,即为我矣。在君主时代,这尚且不可,至少在于知识阶级,何况现今已是民国,还在《新青年》新潮乱嚷一起,有过新文化什么等等运动之后。

  现今的正人君子,在国土沦陷的期间,处世的方法不一,重要的还是或借祖宗亲戚之余荫,住洋楼,打麻将以遣日,或作交易生意,买空卖空,得利以度日。独善其身,在个人也就罢了,但如傅青主言何益于国家,以上车夫粪夫之工作与之相比,且将超出十百倍,此语虽似新奇,若令老百姓评较之,当不以为拟于不伦也。这样凭理性看去,其价值不过如此,若是叫天醉居士说来,没中用人活着亦不济事。

  从前读宋人笔记,说南宋初北方大饥,至于人相食,有山东登莱义民浮海南行,至临安犹持有人肉干为粮云,这段记事看了最初觉得恶心,后来又有点好笑,记得石天基的《笑得好》中有一则笑话,说孝子医父病,在门外乞丐的股上割了一块肉,还告诉他割股行孝不要乱嚷。此乃是自然的好安排,假如觉得恶心而不即转移,则真的就要呕吐出来了也。
  上边的文章写的枝枝节节,不是一气写成的。近时正在看明季野史,看东厂的太监或威胁以及读书人的颂扬奔走,有时手不能释卷,往往把时间耽误了。但是终于寻些闲空工夫,将这杂文拼凑成功,结束起来,这可以叫做梦想之二,固我在前年写过一篇梦想之一,略谈伦理之自然化这问题,所以这可以算是第二篇。我很运气,有英国的老学者替我做枪手,有那则感想录做挡箭牌在那里,当可减少守正之士的好些攻击,因为这是外国人的活,虽然他在本国也还不是什么正统。蔼理斯说这话时是中华民八,我自己不安分的发议论也在民国七八年起头,想起来至今还无甚改变,可谓顽固,至少也是不识时务矣。有时候努力学识时务,也省悟道,这何必呢,于自己毫无利益的。然而事实上总是改不来。偶看佛经,见上面痛斥贪嗔痴,也警觉道,这可不是痴么?仔细一想的确是的,嗔也不是没有,不过还不多,痴则是无可抵赖的了。在《温陵外纪》中引有余永宁著李卓吾先生告文云:“先生古之为己者也。为己之极,急于为人,为人之极,至于无己。则先生今者之为人之极者也。”
  案这几句话说得很好。凡是以思想问题受迫害的人大抵都如此,他岂真有惑世诬民的目的,只是自有所得,不忍独秘,思以利他,终乃至于虽损己而无怨。我们再来看傅青主,据戴廷试给他做的《石道人传》中说,青主能预知事物,盖近于宿命论,下云:“道人犹自谓闻道而苦干情重,岂真于情有未忘者耶,吾乌足以知之。”
  这两位老先生尚且不免,吾辈凡人自然更不必说了。二十六年冬曾写下几首打油诗,其一,云:“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大有情。”
  有友人见而和之,下联云:“斜阳流水干卿事,信是人间太有情。”
  哀怜劝戒之意如见,我也很知感谢,但是没有办法。要看得深一点,那地中海沉船上的看护妇何尝不是痴。假如依照中国守正的规则,她既能够游水,只须静静的偷偷的溜下水去,渡到岸上去就得了,还管那小子们则甚,淹死还不是洁该么。这在生物之生活原则上并没有错,但只能算是禽兽之道罢了,禽兽只有本能,没有情或痴。人知道己之外有人,而已亦在人中,乃有种种烦恼,有情有痴,不管是好是坏,总之是人所以异于禽兽者,我辈不能不感到珍重。

  佛教河斥贪瞑痴,其实他自己何曾能独免,众生无边誓愿度的大愿正是极大的痴情,我们如能学得千百分之一正是光荣,虽然同时也是烦恼。这样想来也就觉得心平气和,不必徒然嗅怒,反正干事实无补,搁笔卷纸,收束此文,但第三次引起傅青主的话来,则又未免觉得怅然耳。
民国乙酉,十一月七日,北平。
(1945年11月作,选自《知堂乙酉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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