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的秋天，我又回到北京长兄家里去住了三个月。那时候，我有一个同乡在大学里念书。有一天一次我在S公寓的同乡那里遇着了二位我同乡的同学，他们问了我的姓名，就各人送了我一个名片：一位姓陈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美少年，他的名片的姓名上刻着基而特社会主义者，消费合作团副团长，大学雄辩会干事，经济科学生的四行小字；一位姓胡的是江西人，大约有三十岁内外的光景，面色黝黑，身体粗大得很，他的名片上只刻有人道主义者，大学文科学生的两个衔头。
他们开口就问我说：“足下是什么主义？”
我因为看见他们好像是很有主张的样子，所以不敢回答，只笑了一笑说：“我还在念书，没有研究过各种主义的得失，所以现在不能说是赞成哪一种主义反对哪一种主义的。”
江西的胡君就认真的对我说：“那怎么使得呢！你应该知道现在中国的读书人，若没有什么主义，便是最可羞的事情，我们的同学，差不多都是有主义的。你若不以我为潜越，我就替你介绍一个主义吧。现在有一种世界主义出来了。这一种主义到中国未久，你若奉了它，将来必有好处。”
那美少年的陈君却笑着责备姓胡的说：“主义要自家选择的，大凡我们选一种主义的时候，总要把我们的环境和将来的利益仔细研究一下才行。考察不周到的时候，有时你以为这种主义一定会流行的，才去用它。后来局面一变，你反不得不吃那主义的亏。所以到了那时候，那主义若是你自家选的呢，就同哑了吃黄连一样，自打自的嘴巴罢了，若是人家劝你选的呢，那你就不得不大抱怨于那劝你选的人。所以代人选择主义是很危险的。”
我听了陈君的话，心里感佩得很，以为像那样年轻的人，竟能讲出这样老成的话来。我呆了一会，心里又觉得喜欢，又觉的悲哀。喜欢的就是目下中国也有这样有学问有见识的青年了；一边我想到自家的身上，就不得不感着一种绝大的悲哀：“我在外国图书馆里同坐牢似的坐了六七年，到如今究竟有一点什么学问？”
我正呆呆的坐在那里看陈君的又红又白的面庞，门口忽又进来了一位驼背的青年。他的面色青得同菜叶一样，又瘦又矮的他的身材，使人看不出他的年龄来。青黄的脸上架着一双铁边的近视眼镜。大约是他的一种怪习惯，看人的时候，每不正视，不是斜了眼睛看时，便把他的眼光跳出在那又细又黑的眼镜圈外来偷看。我被他那么看了一眼，胸中觉得一跳，因为他那眼镜圈外的眼光好像在说：“你这位青年是没有主义的么？那真可怜呀！”
我的同乡替我们介绍之后，他又对我斜视了一眼，才从他那青灰布的长衫里摸了一张名片出来。我接过来一看，上边写着“人生艺术主唱者江涛，浙江”的几个字，我见了浙江两字，就感觉着一种亲热的乡情，便问他说：“江先生也是在大学文科里念书的么？”
他又斜视了我一眼，放着他那同猫叫似的喉音说：“是的是的，我们中国的新文学太不行了。我今天《晨报》上的一篇论文你看见了么？现在我们非要讲为人生的艺术不可。了要和劳动者贫民表同情不可。他们西洋人在提倡第四阶级的文学，我们若不提倡第五第六阶级的文学，怎么能赶得他们上呢？况且现在中国的青年都在要求有血有泪的文学，我们若不提倡人生的艺术，怕一般青年就要骂我们了。”
江君讲到这里，胡君光着两眼，带了怒，放大了他那洪钟似的声音叱着说：“江涛，你那人生艺术，本来是隶属于我的人道主义的。为人生的艺术是人道主义流露在艺术方面的一端。你讲话的时候绝不提起你的主义的父祖，专在那些小问题上立论，我是非常反对的，并且你那名片上也不应该只刻人生艺术那几个字，因为人生艺术，还没有成一种主义，你知道么？你在名片上无论如何，非要刻人道主义者不可，你立刻去改正了吧！”
胡君江君争论了两个钟头，还没有解决，我看看太阳已经下山了，再迟留一刻，怕在路上要中了秋寒，所以就一个人走了。我走到门口的时刻，听见屋里争执的声音更高了起来，本来是胆子很小，并且又非常爱和平的我，一边在灰土根深的日暮的街上走回家来，一边却在心里祈祷着说：“可敬可爱的诸位主义的斗将呀，愿你们能保持和平，尊重人格，不至相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