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典》快要再版，半农先生来信教我发表些关于方言考订上的意见，我是很高兴的；虽是我并没有什么高明的意见，而这几天又病得三分像人，七分橡鬼。
我说考订方言之难，就难在这一个“方”字：大方里有小方，小方里又有小方，甚至河东的方言和河西的不同，这家的方言和那家的不同。譬如乡镇上的某家攀了城里的亲眷，于是城里的语音语调，会传染到某家来，而某家的语言在乡镇上另成了一支。
曾国藩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
这方言的形成，也大半仗一般少数的“方言作家”：他们有的是三家村的冬烘先生，有的是吃吃白相相的写意朋友，有的是茶坊酒馆里的老主顾，有的是烟榻上的老老小小的烟鬼，以及戏台上的丑角，书场里的说书先生，他们都会拆空心思，创造出无数的长言俗语：有譬喻，有谜语，有警句，有趣语，有歌谣，有歇后，（何典里没有这一类的语句，别的书上也少见，这种语法、在苏沪一带很占一个方言上的位置。如“括勒松□”歇为“脆”，谐音则为“臭”，臭读如脆；“乒灵乒□”歇为“冷”，也是谐音；“结格罗□”歇为“多”等，这种歇后很是有趣，很是盛行。）形形色色，花样很多，其中精到的，再得了相当的机会，就会传之久远。
有许多方言都有很有趣的来历：譬如“吃马屁者”叫做“喜戴高帽子”，它的来历是：“尝有门生二人，初放外任，同谒老师，老师谓：‘今世直道不行，逢人送顶高帽子，斯可矣。’其一人曰：‘老师之言不谬，今之世，不喜高帽如老师者有几人哉！’老师大喜。既出，顾同谒者曰：‘高帽已送去一顶矣！’”又如“羞耻”叫做“鸭尿（读如死）臭（读如脆）”，它的来历是：“鸭性好洁，偶一遗尿，必赴水塘浴之。恐污其羽，又恐被人知也。故鸭一名羞耻。见诸宋汪龙锡《目存录》，明丘嵒《遗闻小识》，王恪遁《笔谈》诸书。”
——胡德《沪谚》。照这样看来，“三婶嫁人心弗定”一定也有一段典故，可惜已无从考据了。
方言的转辗流传大都是靠口耳的，所以极容易转变，这种转变的例真是举不胜举。张南庄时代的“肉面对肉面”现在会变成“亲人对肉面”；“飞奔狼烟”现在已失传，只存类似的“飞奔虎跳”；而上海的“二婶婶”已晋级，江阴的却老不长进。
方言里最重要的一部份是只有声音写不出字体的，即使写出也全无意义的。在《何典》上有“蓦”“投”“戴”“账”“壳账”“推扳”（按推扳应作“差”解。沪语中有“瞎子吃曲，推扳一线”句；说这人本事不差，可说做这人本事不推扳）等字。这类字若是有自作聪明的生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做训诂，考证的功夫，其结果是要劳而无功的。所以当世尽有段玉裁，王念孙其人，若是他们要驾言出游，却没有得到土著的向导，那末他们难免迷失道路，或是白走了一遭，徒劳跋涉。
至于考订古方言那更是难之尤难了！那些训诂家，考据家，终身埋首在古书堆中，把心血洒成了自信并能取信于人的见解理论，一面自己在沾沾自喜，恐怕古人还在一面嗤笑他呢！但是，我要郑声明一句：这段话我并不挖苦考古家，反对考古。
末了，我看考订方言固然是一件难事，但是各方的人如能专管本方的事，先做一个深入的研究，倒是容易成功的。我很希望有志于此的，大家“一方燕子衔一方坭”，把自己的“大方”或“小方”里的“言”着手搜集，分析，综合，考证，注释起来，做成“□□方言考”，“□谚”一类的书；或是就学半农先生的办法，多著些《瓦釜集》出来，给贵方言出出风头，教外方人尝异味。——就让这再版的《何典》鼓励大家做这个工作罢。
一九二六，十，二十七林守庄序于畏烟楼病榻上
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还是两三年前，偶然在光绪五年（1879）印的申报馆书目续集上看见《何典》题要，这样说：
《何典》十回，是书为过路人编定，缠夹二先生评，而太平客人为之序。书中引用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穷鬼者，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娘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阅之已堪喷饭。况阅其所记，无一非三家村俗语；无中生有，忙里偷闲。其言，则鬼话也；其人，则鬼名也；其事，则开鬼心，扮鬼脸，钓鬼火，做鬼戏，搭鬼棚也。语曰，“出于何典”？而今而后，有人以俗语为文者，曰“出于《何典》”而已矣。
疑其颇别致，于是留心访求，但不得：常维钧多识旧书肆中人，因托他搜寻，仍不得。今年半农告我已在厂甸庙市中无意得之，且将校点付印；听了甚喜。此后半农便将校样陆续奇来，并且说希望我做一篇短序，他知道我至多也只能做短序的，然而我还很踌躇，我总觉得没有这种本领。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出亚东图书馆：刘半农，李小蜂，我，皆非其选也。然而我却决定要与几句。为什么呢？只因为我终于决定要写几句了。还未开手，而躬逢战争，在炮声和流言当中，很不宁帖，没有执笔的心思。夹着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么报上骂半农了，说《何典》广告怎样不高尚，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这颇使我凄然，因为由此记起了别的事，而且也以为“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从此一见《何典》，便感到苦痛，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是的，大学教授要堕落下去，无论高的或矮的，白的或黑的，或灰的。
不过有些是别人谓之堕落，而我谓之困苦。我所谓困苦之一端，便是失了身分。我曾经做过《论“他妈的！”
》，早有青年道德家乌烟瘴气地浩叹过了，还讲身分么？但是也还有些讲身分。我虽然“深恶而痛绝之”于那戴着面具的绅士，却究竟不是“学匪”世家；见了所谓“正人君子”固然决定摇头，但和歪人奴子相处，恐怕也未必融洽。用了无差别的眼光看，大学教授做一个滑稽的，或者甚而至于夸张的广告何足为奇？就是做一个满嘴“他妈的”的广告也何足为奇？然而呀，这里用得着然而了，我是究竟生在十九世纪的，又做过几年官，和所谓“孤桐先生”同部，官——上等人——气骤不易退，所以有时也觉得教授最相宜的也还是上讲台。又要然而了，然而必须有够活的薪水，兼差倒可以。这主张在教育界大概现在已经有一致赞成之望，去年在什么公理会上一致攻击兼差的公理维持家，今年也颇有一声不响地去兼差的了，不过“大报”上决不会登出来，自己自然更未必做广告。
半农到德法研究了音韵好几年，我虽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书，只知道里面很夹些中国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线，但总而言之，书籍具在，势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业，我以为也还是将这些曲线教给学生们。可是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了；他兼差又没有。那么，即使我是怎样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对他印卖书。既要印卖，自然想多销，既想多销，自然要做广告，既做广告，自然要说好。难道有自己印了书，却发广告说这书很无聊，请列位不必看的么？说我的杂感无一读之价值的广告，那是西滢（即陈源）做的。——顺便在此给自己登一个广告罢：陈源何以给我登这样的反广告的呢，只要一看我的《华盖集》就明白。主顾诸公，看呀！快看呀！每本大洋六角，北新书局发行。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有一天他问我，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求助于药物了。其实呢，在大众中试验催眠，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爱莫能助。两三月后，报章上就有投书（也许是广告）出现，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以此欺人。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所以通缉他的时候，有一联对句道：“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
《何典》快要出版了，短序也已经迫近交卷的时候，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还夹杂些和《何典》不相干的思想。但序文已经迫近了交卷的时候，只得写出来，而且还要印上去。我并非将半农比附“乱党”，——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是明明白白的，——不过说，在此时，使我回忆从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前，念及几个朋友，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而已。但短序总算已经写成，虽然不像东西，却究竟结束了一件事。我还将此时的别的心情写下，并且发表出去，也作为《何典》的广告。
鲁迅五月二十五日之夜，碰着东壁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