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丹妮和玉梅到达汉口。南京在十二月十三日沦陷，足足有七十五万居民离开了那儿。另外有数百万人离开海岸乡村的家园，乘邮轮、帆船、汽车或步行沿河而上。这个内地都城的街上挤满难民、士兵、童军、护士、公务员和穿中山装的政府人员。旅社、饭店和电影院老是客满，饥饿的男女有些一看就知道是中等阶层，日夜在街上流荡，贫富都没有差别。新年那天，有人看见一位上海来的摩登小姐站在码头上，向轮船上下来的旅客兜售她的毛大衣，好换几块钱买食物。疲惫的士兵不断穿过本城。很多女员工走来走去，有些穿童军服，有些穿长袍，有些在值班，有些在找寻南京来时失散的亲友。长江的渡船总是坐满了人，长江对岸的武昌也像汉口一样拥挤。
历史上最大的移民开始了。数百万人由海岸涌到内地，抛弃家园和故乡，跋山涉水，都难以逃避在敌人侵略中遭受屠杀的命运。敌人的鞭笞太可怕了。中国战线在苏州崩溃，迅速瘫倒，过了三星期连首都也沦陷了。但是恐怖的不是战争、炮弹、坦克、枪支和手榴弹，甚至不是空中的炸弹，虽然榴散弹的冲击、爆炸和吼声相当吓人。不是死亡、肉搏，钢铁互击的恐惧。自有文明以来，人类就在战役中互相厮杀。闸北附近的村民在几个月的枪林弹雨中并没有抛弃家园。但是上帝造人以来，人也从来没见过狂笑的士兵把婴儿抛入空中，用刺刀接住，而当做一种运动。也没有遮住眼睛的囚犯站在壕沟边，被当做杀人教育中的刺刀练习的标靶。两个军人由苏州到南京一路追杀中国的溃兵，打赌谁先杀满一百人，同胞们一天天热心写下他们的记录。武士道的高贵，连中古欧洲的封建社会也做不出来；连非洲的蛮人也做不出来。人类还是大猩猩的亲戚，还在原始森林中荡来荡去的时候，就已经做不出这种事了。猩猩只为雌伴而打斗，就是在文明最原始的阶段，人类学中也找不到人类为娱乐而杀人的记录。
恐怖的是人，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所做的惨事。大猩猩不会聚拢猩猩，把它们放在草棚中，浇上汽油，看它着火而呵呵大笑；大猩猩白天公开性交，但是不会欣然观赏别的雄猩猩交合，等着轮到自己，事后也不会用刺刀戳进雌猩猩的性器官。它们强暴别人妻子的时候，也不会逼雌猩猩的伴侣站在旁边看。
这些事情并不是虚构的，因为有人也许会以为这是近乎发疯的作家最富想象力的杰作。不，这些都是中国抗战和日本皇军真真实实、有凭有据的历史。只有历史档案的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才有人相信，在小说中大家反而不信了。我们不谈历史，只谈小说，所以暂时略去不谈。但是我们对于日本民族心理以及整个人类学所隐藏的现象，深感兴趣。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如果孟子说得不错，我也相信他说得不错，那么日本人也应该有恻隐之心。但是我们现在有必要解释人类的善行和恶行，一切宗教和哲学都主张人心恶念的存在。宗教假设有魔鬼，因为魔鬼对宗教和上帝一样重要，希伯来“善灵”冲突的观念是最典型的，基督教神学也把加马来和毕斯勃情节化了。只有在特殊的时间和特殊的情况下，天使魔鬼混合的人类，才会完全失去羞耻心，被隐藏在心中的魔鬼完全控制住。异常和犯罪心理，大众和民族心理必须共同合作，才能把事件弄个明白，可惜我们懂得太少。
我们可以回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同的例子，张献忠嗜杀的喜好也到达顶点。十七世纪初期明朝还没被清朝灭亡，就先因治理不当而陷入乱局，这个狂人占领了四川，将军的手下将杀人当做信仰，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记录。除了狂人行动实在找不出其他的解释。年表上资料太少了，我们无法了解张献忠心灵暗淡的过程。他也许遭到很大的不幸，也许爱情上遭到大挫折，只能由他的口号中找到蛛丝马迹：“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据说有一次他用砍下的女人小脚做成一座尖塔。他找不到最小的来装饰顶尖。于是他想到爱妾的小脚，叫人把他爱妾的小脚砍下来，点缀在小脚堆上，开怀大笑起来，心满意足。但张献忠为何说人负天，他必须替天杀人呢？是什么忘恩的大举使他心智癫狂？难道是他好友夺取他所爱，他向全人类报仇？
但是张献忠只想灭绝忘恩的人类。他杀人后并不指望亲自统治人民，或者由傀儡来统治。他的疯狂行为局限在他自己的狂热里，其他方面他倒是正常的。他不想屠杀人民，一面建立“新秩序”。他杀别人，也自知会被人杀掉。他杀人狂笑，被杀的时候也大笑不已。
张献忠爱乱杀人，所以他失败了。太平天国也一样，日本人也会是这样失败的。为了逃避占领区“新秩序”的恐怖，逃避日本人坚称的“乐土”，四千万难民放弃家园，逃向汉口新都，涌到内地去。
战争会给人带来奇妙的改变。
对于数百万难民、对于留在沦陷区的人，甚至对于住在后方，看到无数人群跋山涉水的人来说，战争代表一千种变化。没有一个人的生活不受移民、长期抗战和封锁的影响。很多人突然改变习惯、抛下熟悉的老家和舒服的日子，开始过路边原始的生活。有些人不幸远离了“文明”，有些人意外地发现了新的价值，发现人类缺少了很多东西也能活下去，生活的要件其实少之又少。还有人发现了真正的中国，发现四千年来伟大的平民特性，发现学校地理书上所读到的无垠土地、城市、高山、河流和湖泊。
很多坐惯私家车的学生竟有力气跋涉一千里的高山和深谷。电灯换成幽暗多烟的油灯，密集的巷道房子和电车换成农舍、家禽场和跨槛的地板，蒸气热换成没有保温设备的房间和泥地，汽油味换成稻草味，冷气换成天然的山风和星空的奇景。连母鸡孵蛋都没看过的小姐发现她们若想吃鸡肉，就得用发颤的小手割破鸡喉咙，宰鸡拔毛；很多有钱人失去了家园和财产；很多人失去亲友，很多人遭受到刺心沥血的经验。有些父母买不起全家的船票，只好留下一二个大孩子，事后永远不能原谅自己。有些父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小孩被人推下太挤的帆船，推入江心里。他们不得不继续前进，而这段回忆却永难忘怀。战争就像大风暴，扫着千百万落叶般的男女和小孩，把他们刮得四处飘散，让他们在某一个安全的角落躺一会儿，直到新的风暴又把他们卷入另一旋风里。因为暴风不能马上吹遍每一个角落，通常会有些落叶安定下来，停在太阳照得到的地方，那就是暂时的安息所。
这段中国抗战史和所有伟大运动的历史一样，铭刻在这一代的脑海和心里。五十年或一百年后，茶楼闲话和老太太聊天时一定会把几千个风飘弱絮的故事流传下来。风中的每一片叶子都是有心灵、有感情、有热望、有梦想的个人，每个人都一样重要。我们此处的任务是追溯战争对一个女人的影响，她也是千百万落叶之一。
丹妮变得太多了，碰面的时候老彭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到他的钱庄去，探知他目前正在对岸武昌替佛教红十字会工作，她的面孔消瘦苍白，眼睛比以前更深更黑。服装也换成简单的蓝布袍，在这个战时新都里，太“俏”是不受欢迎的。她穿着布衣，宽宽的袖子挂在身上，她觉得快乐，不仅因为她不想招人批评，也因为她已经感染了战区的气氛，穿上布鞋，她的步调也变了，她在武昌的泥沼地中走来走去，心中充满了升华和自由的感觉。
不过改变的不止是她的外表。到汉口的路上，她一直很沮丧。玉梅看她白天躺在床上，身体好好的，心里却有病，好几个钟头不说话，不知道她心里想些什么。玉梅问她某些实际的问题，丹妮老是说：“有什么关系呢？”
她总觉得自己一直在窥视别人的花园，想进去，却被无情地关在门外。宝芬和暗香的态度几乎像博雅变心一样使她难受。她以前被别的男人甩过，但是她和博雅的关系比较深，和她想进古老大家庭的梦想连结成一体。最后的打击不仅粉碎了她的希望，也改变了她对一切恋爱的看法。她再度失败，而且以悲哀的决心承认失败，不过她似乎也超越了爱情这一关。
在惨兮兮的火车旅程中，她们一直没有睡好。进到汉口，她的精神似乎才苏醒过来。她们在武昌窄窄弯弯的石头路上行走，到古黄鹤楼山顶附近的“佛教红十字救难总部”去。老彭正忙着照顾伤患，听说她们来了，连忙冲出来。他以老友分别重逢的热情来招呼她们。
“喔，彭大叔，你永远是好心的彭大叔。”
“博雅呢？他没跟你一起来？”
“别提他了。”她低声说，“我以后再告诉你。”
“丹妮，你变了。”
“是的，我知道我看起来像鬼似的。有什么关系呢？”
“你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你完全变了一个人。”
“真的？”
“真的。”老彭隔着大眼镜打量她。“我在上海和你分手的时候，你很漂亮很活泼。现在你真美——真正的美。”他看看她含悲的黑眼睛。
她苍白的面孔微红了，“我轻了不少。看看我的宽布袍。”她看着自己，笑一笑，却是疲惫的苦笑。“别说我啦。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知道，这是佛教红十字会。我们尽量照顾伤兵。我们缺乏人手，缺药品，缺钱，什么都不够。”
她面色一亮，热心地说：“我来帮你，还有玉梅。”她抬头看看他，又说：“我要向你学。”
“我很高兴。”老彭笔直地望着她说。他看得出来，上海的情绪已经改变了她，离开北平的时候，他看出她眼中有悲哀的表情，但是现在更深沉，脸上有一股安详的神色，使她充满成熟女人饱受沧桑的美感。
他领她们穿过一间只有竹家具，没有保暖设备的会客室。这是附近的一座庙宇。几本佛教杂志搁在小桌上，墙上有木刻的花纹，叙述母牛转世的故事，劝人不要杀生。后面的天井有一间小图书室，一个和佛教有关的佛家富户住在楼下。他们穿过会客室到楼梯，爬上楼，老彭在不常用的阅览室里摆了一张卧铺。除了客厅传来的热气，房里并没有保暖设施。房门一开，就有一股冷风吹进来，但是老彭穿得很多，他说这样并不辛苦。窗户面对长江。前面半隐在一棵大树后面，没有床。老彭的铺盖放在木头地板的一角。地板没有加漆，灰灰的但很干燥。
“这是一个豪华的房间，我一个人住太好了。但是，”他低声说，“楼下的人反对在这里安插难民。我一直想带几个人来，我们每天都推掉很多难民——因为地方、钞票和食物都不够。于是，喏——我自己一个人享受这个房间。”
“我们若搬过来，有地方住吗？”丹妮问他。
“我不知道该把你们安顿在哪里。”他说。“但是你们可以住在对岸，白天再过来。”
他们下楼，旧楼梯在老彭脚下吱吱响。房子后门和寺庙相通，老彭带她们进入庙中大厅里。大厅和天井都住满难民。孩子们在冬阳下玩耍嬉笑，佛龛下到处排满被褥。很多难民用亲切的笑容招呼老彭。有一个母亲带着三个小孩挤在寺院的一角。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她向老彭打招呼，移动一下，仿佛要让出一角坐垫，就像女主人欢迎客人进屋似的。她的陶土锅放在一个小泥炉上。
“你们还有米吧？”老彭问她。
“是的，大叔，我们还够吃三天。”妇人微笑说。
“两斤米你们四个人怎么能吃三天呢？”
“我们够了。大叔，”妇人辩解说，“小家伙吃奶。我们很满足。”
“你该多吃一点。我去给你弄些豆瓣酱，说不定还能找到几两腌萝卜，呃？”
两个大孩子羞答答尽量掩藏他们的喜色。“来一些豆腐，大叔？”六岁的男孩说。
“你们这两个贪吃鬼！”母亲大叫说。“你们简直像乞丐。”
“你会吃到豆腐的。”老彭向那个孩子眨眼说。
“他们是我们的难民。”他们继续往前走，老彭低声对丹妮说。
“他们才来两天。庙里满了，不肯收他们。这可怜的妇人是老远由宣城来的，我自己负责照顾他们。我不忍看他们母子被赶走，负责人说：‘你若能替他们找到地方，就让他们留下来。’我劝楼下的人家答应让我跟他们住，他们不肯。喔，你看他们住的地方，又湿又有污水味，我打扫干净，让他们住，他们就待在那儿了。”
三个人进入后厅，除了两边的十八罗汉，还有一个镀金的大佛，约摸二十尺高。难民的包袱、衣物、水壶、饭碗堆在雕像的石柱上，一个盘腿而坐的罗汉足尖上立着一个黑色的壶。几乎没有通路可走，他们就站在门边。老彭和一个站在角落里的男人说话，玉梅则跪下来向佛像磕头。她两度站起来又跪下去，磕完三次头，她很高兴，走向孤零零的丹妮说：“你不拜佛？”
“不，我从来没有拜过。”丹妮回答说。
她抬起头，大佛半闭的双眼似乎由高处俯视她。也许她生性热情，过度敏感。她一定见过那种眼光很多次了，也许上个月的事情使她产生了空前未有的理解力。大佛眼睑半闭，露出同情、谅解的部分黑眼珠。那是熟悉人类一切罪恶和愁苦，千百年以来以又疏又亲的眼光俯视愁苦世界的神明所有的眼光。佛像雕刻创造了神秘的同情眼神，梦幻般暗示了平静的智慧，与宽润肉感的唇部相配得出奇。面孔不硬不多皱，肉感、安详，显得女性化，甚至母性化，充满热情，像基督教的圣母而不像救世主耶稣。大佛脸上有同情，眼里有智慧，安详中自有一股勇气。由于唇部显出我佛也识激情的线条，他看起来更伟大，更有人情味了。丹妮看到佛像，感觉到它的威力，它简直像一个解事的妇人，俯视放荡、罪恶的男子。丹妮抬头看它，一时着了迷，仿佛她也能用同样谅解的表情来看生命说：“可怜众生！”也许这就是一切宗教的用意。佛像顶上的一块木匾上有几个镀金的刻字：“我佛慈悲。”她也是这间大厅里受苦的难民之一，佛像正慈祥地俯视她。她觉得她几乎想为自己向神明祈祷，也为博雅祈祷。因为她像一个被阻在花园外快快走开的人，还想着那座园子，博雅也留在她内心深处。
她走出来，发现老彭和玉梅都已经离开大厅。
“你看到和我说话的那个人没有？”老彭说。“他来自一个苏州世家。他说他们有三万元家产，如今是一文不名。他们被炸弹赶出了家乡，只匆匆带了几百块钱。路费很贵，他们把钱全部花光了，他们比苦惯了的穷人更辛苦……”
“一切都这么感人。”丹妮说。
“你没有看到好戏哩，”老彭说，“你上个月若看到他们沿河过来，像我一样……”
“谁替你煮饭？”她突然问他，“你一天都干些什么？”
“庙里替我煮三餐，我总是忙得不可开交。”
“你下半天能不能陪我们？”
“我得去买我答应孩子们的豆腐和腌萝卜。然后我再来陪你们出去。”
四点左右，他们离开寺庙，走上黄鹤楼。古楼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丹妮看过一张宋朝的名画，把黄鹤楼绘成平台、画梁、楼阁和曲顶的壮丽建筑，但是现在经过改建，变成一座不伦不类的外国式丑恶砖楼。这是观光客登高临水的地方，有一家饭店在那儿卖三餐，但是因为战略地位的关系，现在一部分不开放，由军人占领。他们爬上台阶，台阶不难爬，但是玉梅肚里的孩子渐渐大了，她到达楼顶不觉有些气喘。
他们走向一个边台，还有人卖茶水，他们就占了一个临河的座位。狡猾的湖北人（俗语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下午习惯到黄鹤楼，坐下来喝茶，看船只在汉水、长江交会处被急流翻倒，武昌、汉阳、汉口三大城就在这个交会点上。据说“湖北佬”常彼此夸耀自己一下午看到翻船有多少，他们常常耽误了回家吃饭的时间，希望打破自己当天的记录。湖北人从来不承认这一点，但是下面鹦鹉洲的艳阳里，他们却看到了柳树和农舍。很多小船来来去去，靠近东北方有几艘外国炮艇泊在汉口对面。汉水在汉阳、汉口之间流入长江，一部分依稀可见，交会口有一大堆帆船，像树丛般密集在一起，桅杆朝着天空。因为汉口掌握了华中对上海及外国市场的贸易，壮丽的水泥建筑、关税大楼、奶油场和晴川阁，以及过去外国租界的房子都清晰可见，是财富和繁荣的象征。
“你看那边汉口的外国房子。”老彭说。“那边的人很有钱，有些人从来不渡江。他们永远不会明白的。”
丹妮望着老彭笑笑，她又重新挂念他的福祉了。她很快乐，觉得她穿乡下服装和他很相衬，也和环境相合。他饱经风霜的面孔在下午的阳光下自有一种美感。
“明白什么？”
“河这边的不幸哪。”
他静坐了几分钟，壮壮的身子沉入旧藤椅中。
“告诉我博雅怎么啦？”他终于问道。
“薄情郎！”她说。“我临走没和他见面。”
“他不是君子，”玉梅插嘴说，“他欺负我们小姐。”
“玉梅很好玩，”丹妮大笑说，“她在电话里骂他‘猪’，还对他吐口水。”
“怎么回事？”老彭焦急皱眉说。
“我做得不对吗？”玉梅激烈喊叫说。“我一看到他就不喜欢他，他们第一次会面，他就把小姐弄哭了，小姐还跟他出去，他又不肯娶她，他忽然不来看她了，有一天晚上我们发现他和另外一个女人跳舞。他就是不来看她，如此而已。”
“我不懂。”
丹妮就把一切告诉他，他静静听她说完，然后问道：“你没有告诉他你对我说过的身世？”
“我说了一点，但是他说他不想听我过去的行为，我想这样也好。”
“于是你们吵架了。”
“我们没有吵，不过我不想听他解释。我不是亲眼看到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吗？我没有和他见面就走了。不过，彭大叔，没关系。我和他吹了，也告别了那一切。”
“你恐怕太轻率了一些，他一心一意爱着你。”
丹妮苦笑。“我恨他！”眼睛又失去了平静。“我太傻，居然想嫁他。如果我是良家闺女他就不会这样对待我的。”
“很抱歉，”老彭说，“都怪我不好。如果我和你在一起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也许里面有我们不知道的隐情。”
“他没写信给我，”老彭说，“但是我想他会写来。”
晚饭前他们到平湖门和汉阳门之间的江畔新街去散步，那边有一段旧城门拆掉了，改成现代砖房的大街。虽然今天是一月七日，难民还由南北各地坐船或搭车来到这儿，漫无目标的流浪者在街上挤来挤去——工人、农人、商人、学生、穿制服的军人都有。难民穿着各式的绸衣、布衣、外国料子，惨境各不相同。
他们由黄鹤楼下山的时候，丹妮看到路边一个堤防上有一张巨幅的图画，沿墙伸展一百五十尺。那是大队人马的画像，前段有士兵和几个野战炮单位，还有不少平民男女走在前头，围着骑白马、戴白披肩的蒋介石。这似乎象征一个现代的国家，在领袖的四周团结起来，排成一长队前进，显示出伟大的希望和崭新的力量。这是二十位画家合作的成果，群众的面孔非常真实，古典国画家是不这样画的。
“那就是我们的领袖。”老彭说。“听说他拒绝了日本的和平建议。上个月南京沦陷后，有人传说要和谈。很多政府首领都相信末日到了。我们最好的军队已被摧毁。我们在上海大约失去了三四十万军人——包括训练最精良的部队。我怀疑很多大官都打算求和，但是蒋司令到汉口说：‘打下去！’我们就打下去了。”
“你从哪里听来的？”
“从白崇禧将军那儿。他说上个月德国大使去见蒋司令和蒋夫人，带了日本的和平条件，他说出条件后，蒋夫人端茶给他，改变话题说：‘你的孩子好吧？’”
“那就是勇气！”丹妮大叫说，“我真希望能见到她！”
“听说她到香港去治病，不过马上就回来，如果有空袭，你就会看到她，空袭后她常出来帮忙找孤儿。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士气为什么高？我们国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政府，这么关心战争灾民的福利。”
老彭手里拿一个布包袱，用绳子绑着，里面装了不少东西，这是他独居的习惯。他包袱里的一个烟罐中放着钞票、硬币和香烟。在弯进城的转角处，丹妮看到一群乡下小孩坐在路边。他走向孩子们，拿出烟罐，掏出一张一元券分给他们，小孩似乎早料到了，连忙谢谢。
“这样有什么用呢？”他转身笑笑说，“他们十天前来的，现在还在这儿。我找不到地方给他们住。除此之外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个人进入一家小饭馆。吃的东西很多，他们叫了薄酒、汤和一些辣椒爆牛肉。
老彭大声喝汤，似乎胃口不小。
“你是一个快乐的人，对不对？”丹妮问他。她对这位中年男子很感兴趣。
“快乐？”他说。“我无忧无虑，良心平安，我想你就是这个意思吧。”丹妮似乎在想心事。“如果不认识你，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她说，“我想我还留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