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式》五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于集部文史类，并云：“《诗式》五卷，《诗议》一卷，唐僧皎然撰以十九字括诗之体。”《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他著有《诗式》五卷，《诗评》三卷。《唐才子传》说他这两部论诗之作“皆议论精当，取舍从公，整顿狂澜，出色骚雅。”
《诗式》各本只残余一卷，惟陆心源辑十万卷丛书二编本还为五卷。卢文弨跋云：“此书世有镌本，俱不全，今乃得此五卷完备者，从两汉及唐诗人名篇丽句摘而录之，差以五格，括以十九体，此所以谓之式也。若世间本则虚张其目而已，岂知其用意之所在乎？”
《诗式》以十九字概括了诗体的分别，其中以“高”、“逸”为首，说明皎然论诗，上承钟嵘，反对雕绘，崇尚自然。诗要做到“高”、“逸”，诗人应该具有胸襟淡泊的气性，即所谓“天与其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但他同时又指出，崇尚自然并非“不假修饰，任其丑朴”，并非“不要苦思”。恰恰相反，取境之时必须“精思”。《全唐文》九一七卷载《诗式总序》中说：“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惟有“精思”，才能洞察对象的底蕴，然后形诸文字，“始见奇句”；“观其气貌，有似等闲”，好象“不思而得”。这就是“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
《诗式》中论及的《明势》，《诗有四不》、《诗有四探》、《诗有二要》、《诗有二废》、《诗有四离》，《诗有六迷》、《诗有六至》、《诗有七德》诸条均是达到“高”、“逸”的方法，希望诗人能惨淡经营，出之自然。
对于既成的作品，皎然认为“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这里接触到了诗歌的形象所包孕的客观意义的丰富性。他还认为高手之作，“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这就进一步说明，皎然已经意识到诗中的思想内容不是通过抽象的语言文字的直白，而是借助于形象的真实描写显现出来的。这些精到的艺术见解启迪了后来的司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