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自司马迁《史记》，下至《五代史》，其间数千百年，正统偏霸与夫僭窃乱贼，甚微至弱之国，外至蛮夷戎狄之邦，史家未有不书其国号者，而《三国志》独不然。刘备父子相继四十余年，始终号汉，未尝一称蜀；其称蜀，俗流之语耳。陈寿黜其正号，从其俗称，循魏晋之私意，废史家之公法。用意如此，则其所书善恶褒贬予夺，尚可信乎！魏晋之世，称备为蜀，犹五代称李璟为吴，称刘崇为晋矣。今《五代史》作南唐、东汉世家，未尝以吴、晋称之，独陈寿如此，初无义例。直徇好恶耳。往时欧阳文忠公作《五代史》，王荆公曰：“五代之事无足采者，此何足烦公？三国可喜事甚多，悉为陈寿所坏。可更为之。公然其言，竟不暇作也，惜哉！”
诸葛丞相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各一道。学者责孔明不以经术辅导少主，用《六韬》、《管子》、《申》、《韩》之书。吾谓不然。人君不论拨乱守文，以知略为先。后主宽厚仁义，襟量有余而权略智调是其所短，当时识者咸以为忧《六韬》述兵权奇计，《管子》贵轻重权衡，《申子》核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施之，后主正中其病矣。药无善恶，要以对病为妙，万金良药与病不相值，亦复何有补哉！
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一饭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或言其太横，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进退狼跋，赖孝直为辅翼。今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耶？”孙盛评曰：“威福自下，亡国之道，安可以功臣而极其凌肆？诸葛氏之言于是失政刑矣。”
秦昭王以范雎之故至质平原君，移书赵王，以购魏齐之首。李广诛霸陵尉，上书自劾，武帝诏曰：“报恩复仇，朕之所望于将军也。复何疑哉！”国初郭进为山西巡检，民诉进掠夺其女，太祖怒曰：“汝小民也，配女当得小民。今得吾贵臣，顾不可耶！”驱出之。而三人者，卒皆有以报国。古之英主，所以役使豪杰，彼自有意义，孙盛所见者少矣。
董昭建议曹公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荀彧称曹公兴师，本为朝廷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公由是不平，彧以忧卒。论者曰，彧叶规曹氏，以倾汉祚，晚节立异，无救运移。
管仲相桓公伐山戎、伐陈蔡、伐楚、伐晋，其意欲尊周尔，而桓公遂有封禅之志。文若依曹公，平青徐、平许洛、平河朔、平汉南，其志欲尊汉耳，而曹公遂有九锡之议。管仲知封禅之不可许也。故设词以拒之；文若知九锡之不可长也，故逊词以却之。管仲幸，故桓公从其说以全勤王之功；文若不幸，故曹公不用其语以成窃国之祸。究其终始，幸不幸异耳，用心岂不同耶！论者何得非之！
华歆、邴原、管宁相善，时人号为一龙，歆为首，原为腹，宁为尾。
《魏略》云：邴原、管宁皆盛德之士，而歆为之首，则歆之为人可知矣。然《汉书》称伏后之废，操使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破户发壁而入，此岂盛德之士哉！操虽奸雄，然用人各当其理。方是之时，魏氏群臣如董昭、夏侯忄享、贾诩、郑昱、郭嘉之流为不少，足以办此，何独使歆为之？歆果贤耶，操决不敢以此使之。以此事操，则歆不得为贤者。陈寿作原传，称少与管宁俱以操尚称，初不及歆，至作宁传，寿又称与原、歆相友，岂三人相友而歆独无操尚乎？朋友出处不齐，理宜有之，操尚不同，则非所以为友矣。此予之所未解也夫。
建兴五年，丞相亮出屯汉中。
是岁丁未，魏之太和元年，吴之黄武六年也。魏明帝即位，既已逾年，君臣无间。前此吴入攻夏口，围石阳，不克。是岁保境不动。初，孔明说先主以保有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交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遣上将向宛洛，而将军身出秦川，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孔明始议如此。至是天下宁有变耶，而遽有此举，何哉？
曹公征乌丸，遣使辟田畴，畴戒门下趣严州。人问曰：“昔袁公礼命五至而君不屈，今曹公使一来而君若恐弗及，何也？”畴笑曰：“此非尔所知也。”即随使者到军。
或曰，田畴辞聘于袁氏，从辟于曹公，门人怪之，畴笑而不答。何也？曰，难言也。昔汉明帝问于吴良曰：“先帝召卿不至，反从骠骑游耶？”良曰：“先帝以礼待下，故臣得以礼进退。骠骑以法检下，故臣为法屈尔。”畴之用意，盖亦如此。是时袁氏政宽，故畴可得不至；曹氏刻急，故畴不敢不来。来非慕义，故终身不受封爵。畴虽不言，言在其中矣。
曹公定邺，祠袁绍墓，哭之流涕。孙盛评曰：“先王诛赏，将以惩劝。而尽哀于逆臣之家，为政之道踬矣。匿怨友人，前哲所耻，说骖旧馆，义无虚涕。道乖好绝，何哭之有！汉祖失之于项氏，曹公遵谬于此举，百虑之一失也。
禹见刑人于市，下车而哭之，况刘、项受命怀王，约为兄弟，而绍与操少相友善，同起事而绍又盟主乎？虽道乖好绝，至于相倾，然吾以公义讨之，以私恩哭之，不以恩掩义，亦不以义废恩，是古之道也，何名为失哉！孙氏之论，非但僻学也，盖亦可谓小人矣。
章武三年四月，先主崩于永安宫。五月，后主袭位于成都，改元建兴。
人君继体，逾年改元。而章武三年五月改为建兴，此陈寿所以短孔明也。以吾观之，似不为过。古者人君虽立，尚未即位也。明年正月，行即位之礼，然后书即位而称元年。后世承袭之。初固已即位矣，称元不亦可乎！故曰不为过也。古者人君袭位，未逾年不称君，故子猛不书王，子般子赤不书公，后世承袭之。初固已称君矣，称元不亦可乎！故曰不为过也。春秋之时，未有一年而二名者，如隐公之末年，既名之为十一年矣，不可复名为桓公元。自纪元以来，有一岁而再易者矣，有一岁而三四易者也，岂复以二名为嫌而曰不可乎哉？故曰不为过也。非特此也，今之所谓元年与古异矣。古之所谓元年者，某君之一年也，故必逾年而后称之，如前所云。后世所谓元年者，某号之一年耳，嗣位而称之可也，逾年而后称之亦可也。
建安十三年，曹公自江陵征备。至赤壁，与备战，不利，退保南郡。
世之为将者，务多其兵，而不知兵至三十万难用哉！前代以六十万胜楚，以四十万胜秦，惟王翦、项籍二人而多多益辨者，独韩信能之，其众兵至三十万未有得志者。赵括以四十五万败于长平，汉初合五诸侯兵五十六万败于彭城，以三十万困于白登，王恢引三十二万伏马邑无功，王邑以百万败于昆阳，黄巾以百万败于寿张，苻坚以八十万败于合肥，随以九十万败於辽东。其众愈多，其败愈毒，然犹有可委者曰“将不善”。若曹公，可谓善将矣，复以水军六十万，号称八十万而败于乌林。是岁战舰相接，故为敌人所烧，大众屯聚，故疫死者几半。此兵多为累之明验也。以高祖之才，不过能将十万众，则水军六十万，当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将之。高祖岂易得哉，其败也固宜！
曹公征下邳，擒关羽以归，礼之甚厚，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使张辽以情问之，羽叹曰：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恩，终不可留。要当立效报曹公而去。及羽破颜良，曹公知其必去，厚加赏赐，羽悉封还，拜书告辞，归先主于袁军。左右请追之，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羽为曹公所厚而终不忘其君，可谓贤矣。然战国之士亦能之。曹公得羽不杀，厚待而用其力，可谓贤矣，然战国之君亦能之。至羽必欲立效以报公，然后封还所赐，拜书告辞而去，进退去就，雍容可观，殆非战国之士矣。曹公知羽必去，重赏以赆其归，戒左右勿追，曰彼各为其主也，内能平其气，不以彼我为心；外能成羽之忠，不私其力于己，是犹有先王之遗风焉。吾尝论曹公曰：是人能为善而不能不为恶，能为善，是以能享国；不能不为恶，是以不能取天下。
黄初三年八月，魏遣太常邢正持节策权为吴王、加九锡，权受之。
是岁吴蜀相攻，大战于夷陵，吴人卑词事魏，受其封爵，恐魏之议其后耳。而《魏略》以为权有僭意，而自顾位轻，故先卑而后倨之。先卑者，规得封爵以成僭窃之基；后倨者，冀见讨伐以激怒其众。且吴至权三世矣，其势足以自立，尚何以封爵为哉！受封爵则君臣矣，供职贡矣，除边关矣，国有警急以事闻，无得擅兴兵攻击矣。羽书至，则悉甲士从征矣，非身入朝则遣子入宿卫矣。彼藩国固然无足怪者，一不从命，则王师致讨有词矣，然后发兵拒战，是抗上矣，尚安能激怒其众也哉。既而魏责侍子，权不能堪，卒叛之，为天下笑。方其危急之时，群臣无鲁仲连之识，出一切之计以宽目前之急，而陈寿以句践奇之。句践事吴则尝闻之矣，受吴封爵则未之闻也。
魏明帝问黄权曰：“三国鼎立，何者为正？”权对曰：“当以天文为正。往岁荧惑守心，文皇帝崩，吴蜀平安，此其证也。” 权推魏为正统，未必不然。然权初无他说，一以天文决之，此非予之所敢知也。黄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为天王位，王者恶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宫，而二国皆自如天道，岂易言哉！晋《天文志》称二石虽僭号，其强弱常占昂宿，不关太微紫宫，然以记载考之，流星入紫宫而刘聪殒，彗星扫太微而苻坚败，荧惑守帝座而吕隆破，故知推理正统，固自有理也。晋庚翼与兄冰书曰：岁星犯天关，江东无故，而季龙频年闭关，此复是天公愦愦无皂白之证也。噫，人之责天亦太详矣，为天者不亦难哉！
先主攻刘璋，所至辄克，置酒大会于涪，谓庞统曰：“今日之会乐矣。”统曰：“伐人之国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先主曰：“武王胜商，前歌后舞，非仁者耶！”
涪之役陋矣，何足论哉！至于乐与不乐之义，则有可得而言者。《传》曰：师有功则奏凯歌，又曰战胜以丧礼居之。二义孰是？吾闻圣人无心，以百姓为心。其战也，本所以忧民之忧；其胜也，不得不乐民之乐。故师有功则奏凯歌，此无足怪者。然道失而后德，德失而后仁，仁失而后义，义失而后礼。道至于礼，其去本远矣，而况于兵乎！故战胜以丧礼居之，亦无足怪者。言乐与不乐，皆未之尽也。古之处此者，外则歌舞而内以丧礼居之。
黄初四年，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许芝、谒者左仆射诸葛诞各有书与诸葛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不服。魏之群臣可谓不学无术而昧于识虑矣！使于学术识虑如汉萧望之者，当不为此举动也。汉宣帝时，呼韩款塞称藩，望之议以客礼待之，使佗日遁去，于汉不为叛臣。宣帝从之。盖方是时，匈奴虽衰，然素号敌国，非东瓯南粤比也。名分一正，遂不可易，他日叛去，何以处之？发兵诛之则势有所未能，置之不问则无以令天下，故方其柔顺之时，待以不臣之礼，非独示以谦德，盖将为后日久远之虑也。魏之自视何如宣帝？吴蜀虽弱，不至如呼韩之时。彼来称藩，犹当待以弗臣，况未服而强之耶？前此加权封爵而为权所戏侮，今复喻蜀称藩，为亮所不答。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者，不如是之劳也。
兴平二年，袁术僭号于九江，置南北郊。是时荆州牧刘表亦郊祀天地，汉不能制。
惟天子祀天地于郊，惟鲁得用郊。郊祀之礼，圣人之所甚重，而后之乱人，欲为大盗于天下，未尝不先盗其所甚重者，此庄老之徒所以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说也。至杨子之论，则又不然。秦人祠西畤，周不即禁，卒举天下而与之，名分所在，不得不重。夫庄老之说，儒者固已非之，而杨子之论，亦复有所未尽。杨子惟知严名分以临天下，而不知能保天下者然后能守名分。秦人之祀西畤，周非不欲禁之，力有所不能也。然则欲守名分者，先勉其所以保天下者哉。
诸葛孔明说先主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以荆州之军向宛雒，而身率益州之众以攻秦川。先主称善。
高祖既破陈豨，还至雒阳，叹曰：代居常山北，而赵从山南有之。远乃立子，常为代王，以代郡雁门属焉。地固有封境虽接而形势非便者矣。荆州在山前，距蜀五千余里，而蜀从山后有之，其势实难。非独不能有荆州也，虽得秦川，亦不能守。何者？梁益险绝，盖自守之国，而不可以兼并。凡物之在山外者，尺寸不能有，此高祖所以弃汉中而取三秦也。
权欲令太子登读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刘备教禅以《汉书》，而权亦令张昭以《汉书》授其子登，世以权、备之智不足以知二帝三王，故其所以贻谋者，止于如此。是大不然。伊尹之训太甲也，称有夏先后而不及唐虞，周公之戒成王也，称商三宗而不及唐虞，岂伊尹周公之智不足以知尧舜禹哉？亦取其近于时，切于事者而已。权、备之知识不足拟伊尹、周公，至其教子，不忽近而慕远，不贵名而贱实，此亦伊尹、周公之遗法也。
《晋阳秋》曰：孙皓闻羊陆和交以诘于抗，抗曰：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于祜无伤也。或以祜、抗为失臣节，两讥之。 亲仁善邻者，国家之事；出奇克敌者，将帅之职。羊陆以将帅之职而修国家之事，此论者所以讥其失御也。窃谓不然。兵固多术矣，有以力相倾者，有以智相倾者，有以德相倾者。秦汉以来，惟知诈力，一有为德，则是非为之纷然，而不知所谓以德相倾者，是亦出奇而已矣。何名为失节哉。然《晋阳秋》以为羊陆推侨札之好，兹又过矣。兵家诡道，何侨札之有？就如所云，乃不足贵，何则？非吴郑之使而敦侨札之分，处方面之任而私境外之交，此非所以称羊陆之美也。
权征柳城，备劝表袭许，表不能用。
挟天子令诸侯，其事始于齐桓、晋文，而齐桓晋文未尝迁惠王、襄王子齐、晋也。除难定乱，兴灭继绝，功效既著，诸侯自服矣。董卓以献帝居长安，李茂贞以昭宗幸凤翔，发号施令，动以制诏为名，然而天下诸侯群起而攻之，何也？无尺寸之功以取信于天下，而有劫主之名以负谤于诸侯，则天下诸侯群起而攻之，固其理也。使表能勤王如桓文耶，虽不袭许，何害其为令诸侯哉？如其不然，虽袭许，适足以致诸侯之师而已，董卓、李茂贞是也。
亮出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响应。会马谡败，三郡不守，亮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
汉全盛时，日月所照，横日之民，皆汉赤子。其后德薄不能保有黎庶，则举江以东而投之吴，割渭以北而捐之魏，则民不弃汉而汉弃其民。亮出祁山，三郡望风响应，而亮不能守，则亮负于民而民不负亮。方是之时，固当集其所获之众，痛自引咎而谢遣之，使崤陇之民晓然皆知吾心，则后日之举，不患其不至。如其不然，在彼犹在此也。而亮拔西县千余家迁之汉中，既不足以伤敌，而使无辜之民流离转徙，违其宗族，去其坟墓，岂三郡所以响应之意哉！此虽边鄙之常，然于孔明则有不应尔者。此吾所以为之惜也。
孙亮太平二年，宗室孙基盗乘御马，付狱。侍中刁元奏曰：基法应死。然鲁王早终，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奈何以情相迫耶！当思可以释此者。元曰：赦有大小，或天下，或千里，或五百里，随意所及。及赦宫中，基得以免。吴之君臣可谓上下皆失其分矣。汉世诸侯王有罪当诛，丞相、御史、典客、宗正、廷尉奏请论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其与列侯二千石议之！于是丞相、御史等又奏：臣等谨与列侯二千石议，皆曰宜论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其废勿王，或削地若干。夫请论如法者，有司以法守，不忍致法者，人主以道揆今。亮，人主也，而论法；元有司也而论情，故以吴之君臣上下，可谓皆失其分矣。
鲁肃劝权以荆州借备，周瑜言备枭雄，不宜以土地资业之。
汉时荆州之地为郡者七，刘表之殁，南阳入于中原，而荆州独有南郡、江夏、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备之南奔，刘琦以江夏从之，其后四郡相继归附，于是备有武陵、长沙、桂阳、零陵之地。曹仁既退，关羽、周瑜错处南郡，而备领荆州牧，居公安，则六郡之地，备已悉据之矣。其所以云借者，犹韩信之言假也，虽欲不与，得乎？鲁肃之议，正合良平蹑足之几，而周瑜独以为不然。屡胜之家，果不可与料敌哉。
建安二十年，先主居公安，使关羽争荆州。会曹公征汉中，先主恐失益州，与吴连和，分荆州引军还蜀。
曹公征汉中，先主闻之，与吴连和，分荆州是矣，引军还蜀，非也。是时蜀有南郡之地，而先主以蜀兵五万居公安，若进据襄阳，而羽师五万之众以袭许，卷甲疾趋，五日而可至，事成则天下未可量，不成则汉中之师不攻而自退。此兵法所谓攻其所必救者。初曹公征柳城，备劝表以袭许，及备据荆州，亦不能辨此，信天命有在焉。
孙权尊称，议者以为交之无益而名礼弗顺，宜遂绝之，孔明以为未可。
或曰孔明之不绝吴，权耶？正耶？曰正也，非权也。六国之时，诸侯皆僭矣，孟子以为有王者作，不皆比而诛之，必教之不改而后诛之。然则未教之罪，王者有所不诛。孔明之势既未能有以教吴，则吴之僭拟，未可以遽责，此王者之法也，非权也。 吴欲以兵万人讨樊 匿，权问潘濬，濬言五千兵足以擒匿，因论 匿可破状。权奇其言，遣将五千，斩平之。
权克荆州，将吏悉降，而濬独坚卧不屈。权舆致之，濬伏床而泣悲不自胜，其于所事，何其厚也！既而樊亻由欲以武陵自拔归蜀，濬为权画策，自将讨平之，其于所厚又何薄也！意者在君为君，有不得不然者乎！吾闻乐毅去燕适赵，赵欲与之伐燕，毅泣曰：昔之事燕，犹今之事赵也。毅若获戾，放在他国，终身不敢谋赵之徒隶，况其国乎。便乐毅愚人也则可，乐毅少知则濬不得为无罪矣。
晋侍中荀勖、中书令和峤奏，使著作郎陈寿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为二十四篇，号《诸葛氏集》，上之。
魏文帝即位，求孔融之文，以为不减班杨。晋武帝践祚、诏定诸葛故事而比之周诰。融既魏文之仇恨而亮亦晋宣之仇敌，二人之言，宜非当时之所欲闻，而并见收录，惟恐其坠失荡然无忌，犹有先王大公至正之道存焉。此吾所以特有取于魏晋也。
魏明帝即位，抚军大将军司马懿、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中军大将军曹真并开府。
汉初置丞相、御史府，后置三公府，将帅出征，置幕府，军罢即废，不常置也。今魏既置三公而懿等并为大将军开府京师，此何理耶？公室之卑，盖自此始矣。蜀将李平闻懿等开府辟召以说孔明，孔明鄙之，是时中原人物推陈长文为第一，今长文亦为此，余无足道矣。
建安十八年，汉帝诏并十四州，复为九州。
三桓讽鲁作三军合周礼矣，其意乃欲卑公室而夺之。权曹操讽复九州合禹贡矣，其志乃欲广冀州而益其地。夫引经术称古谊者，固未必皆奸人，而奸人之欲济其邪谋者，亦未尝不引经术而称古谊。既不可以尽信，亦不可以皆疑。要在乎察之而已。
庞统说先主取益州，先主曰：“今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事相反，乃可成尔。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为也。”
宽胜急，仁胜暴，忠胜谲。然操强而备弱，宜胜而反不如者，何也？操 弟稗也，备五穀之不熟者也。五穀之熟，固不如 弟稗，非谓宽仁、忠信不能胜急暴、谲诈也。备不能胜操耳，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青龙三年，张掖出石图，广一丈六尺，高一丈七尺一寸， 围五丈八尺。苍质而白理，有若麟者、凤者，有若虎者，有若牛者，有若人马者，有若八卦、列宿、孛彗者，其字可读而不可晓。时人以为魏晋之符。
河图、洛书之说，欧阳永叔攻之甚力。今观此图，与河图洛书亦何以异！惜乎时无伏羲神禹，故莫能通其义，而陋者以为魏晋之符。彼魏晋何足道，安知其非八卦九畴之类也！造化之所为，犹有幸不幸焉，而况于人乎。可胜叹哉。
苏则为金成守，闻魏氏代汉，发服悲吴。孙盛评曰：“士不非其所事，不事其所非。既已策名新朝，复怀贰志，岂大雅君子出处之分哉。”
魏氏受禅，汉帝尚存，缟素举哀，诚为轻脱。然盛谓贰志，兹又过矣。箕子过故商墟，感宫室毁坏伤，之欲哭，以方朝而不敢。季札哭王僚而事阖闾，晏子哭庄公而事景公。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此人臣之分也，何得谓之非其所事而事其所非乎！孙盛枭音，使人闻而恶之。
诸葛亮闻张温败，未知其故，思之数日，曰：“吾得之矣。是人清浊善恶太分明也。”
善恶太明，诚取败之道。然人之祸败，有以其道得之者，有不以其道得之者。若张温之败，可谓不以其道者矣，尚可以推求其故哉。
魏文帝赐群臣没入生口，惟歆出而嫁之，帝叹息。孙盛评曰：“子路私馈仲尼，毁其食器；田氏盗施春秋，著以为讥；<柬见>戮之家国，刑所肃纵在哀矜，理无偏宥。歆居股肱之任，当公言于朝，而默受嘉赐，独为君子，可谓匹夫之仁，蹈道则未也。”
孙盛以刻薄之资，承学于草窃乱贼之世，性习皆恶，故其论议类皆如此。夫见牛未见羊，孟子所谓仁术也，何名为偏宥哉！使盛为廷尉，于魏文之时，则歆当以私馈盗施诛矣，东晋之不用盛，不为过也。
陈寿曰：“蜀不置史，注记无官，以故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若此之数，犹未周焉。”
《礼记》人，君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周礼》建官备矣，独不闻有所谓左右史者。虽有太史，然不以注记为职。是时诸侯皆有史，岂天子独阙乎？春秋之时，卜田宅者、占云日者，皆称太史，则太史殆阴阳家流。然书赵盾者、书崔杼者，亦称太史，则太史又似掌注记者。盖方是时，学者通知天卜，而卜兴废者亦不甚用蓍龟。太史伯以祝融之功而推楚国之必兴，太史赵以虞舜之德而占陈氏之未亡。其论议证据有绝人者，故阴阳注记得兼掌之。汉司马谈父子为太史令，以论著为己任，而又掌天官，则兼掌之效于兹可见。魏晋之际，始署著作郎，自是太史之职分而为二。孔明之时未也。按后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元，而曰蜀不置史，妄矣。
景初元年，有司奏魏得地统，宜以建丑为正，遂改是年三月为孟夏四月。
世言夏得人统，以建寅为正；商得地统，以建丑为正；周得天统，以建子为正。其说非也。以尧典羲和舜典巡狩观之，唐虞之世，固以建寅为正矣。至夏后之时，其法尤备，其书传于后世，谓之夏小正。孔子得之于己，以为可用，非谓建寅之正，自夏后氏始也。至成周时，始用建子为正，然犹不废夏时，谓之正岁。后之学者，以为夏以建寅为正，周以建子为正，商居其间，不应无所变更，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丑为正。而三统之说兴焉。夫夏后氏以建寅为正，吾于《论语》见之矣，《论语》曰：行夏之时。周以建子为正，吾于《春秋》见之矣，《春秋》书十月霜降杀菽，三月无冰。商人以建丑为正，于经既无所见，于理亦复不通。夫以建子为正者，取二十四气之首也，以建寅为正者，取四时之首也，以建丑为正，其取义安在哉？是以知其不然。
建安十八年，先主进军图雒县，庞统为流矢所中，卒。先主言则流涕。
庞德公以孔明为卧龙，以士元为凤雏，则士元之齿当少于孔明。孔明卒时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则士元物故尚未三十也，岂不惜哉！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始王汉中，是岁关羽卒，明年黄忠法正卒，又明年张飞卒，又明年马超、马良卒。基业未就而一时功臣相继沦谢，如有物夺之者。明年后主践祚，而旧人独有孔明、赵云。后七年云卒，又五年孔明卒，而勋旧于是乎尽。正卒时四十五，超四十七，良三十五，自余不著其年。飞传称少与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则飞卒年才五十许。霍峻年四十。此数杰者，皆以高才早世，而谯周至七十余而终，天不祚汉，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