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鼎孳

　　龚鼎孳（1616年1月5日—1673年10月12日），字孝升，因出生时庭院中紫芝正开，故号芝麓，安徽合肥人。明末清初诗人、文学家，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为“江左三大家”。

　　龚鼎孳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中进士，官兵科给事中。在明朝任职期间前后弹劾周延儒、陈演、王应熊、陈新甲、吕大器等权臣。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后，为直指使。清军入京后，迎降，迁太常寺少卿，后累官礼部尚书。龚鼎孳在职期间，常能保护善类，扶掖人才，颇得人心。

　　龚鼎孳洽闻博学，诗文并工，在文人中声望很高，时人把他与江南的钱谦益、吴伟业并称为“江左三大家”。工书，善山水。诗画皆得父孚肃之传，画山水，笔墨苍郁沉厚；尝书送魏环极诗卷，间作山水苍郁沈厚。有一方闲印署：“临川二十七”世孙。诗与吴伟业齐名。诗风多受杜甫影响，作诗情感深厚，于婉丽中亦多寓兴亡之感，吴梅村说“其侧怛真挚，见之篇什者，百世下读之应为感动”。但其作品反映现实深度不够，多为吟风弄月的宴饮应酬之作。早年词作以“艳宗”为风尚，继而“绮忏”，晚年成于“豪放”，以意象绵密、着意锻炼、好用拟人、善于和韵为主要风貌，在清词史上独具特色，是清初词坛的主持者之一。

　　龚鼎孳在清初颇具盛名，与钱谦益、吴伟业在诗坛上被称为“江左三大家”。三大家出处相同，均为《贰臣传》中人物，但在对三人诗歌的评价上，时人及后人均有低龚之意。综观龚诗，其中酬答、和韵之作较多确是实情。在《定山堂集》四十三卷中，三分之一多是此类作品，都标有“送”、“赠”、“和韵”、“次韵”等字样，但不能因此断定，此类作品俱是内容空虚的无病呻吟之作。作者以为，其实正是在这些作品中，龚芝麓自然地流露了出了故国之思与身世之感，抒发的是毫无事先人为经营的真心实感。

　　龚鼎孳诗中很大一部分是表现对仕清的自责与悔恨，也就是失路之悲。“失路”一词在龚诗中运用最多，其出现频率之高都是他同时代的文人集中所少见的。再如著名的《初返居巢感怀》：“失路人悲故国秋，飘零不敢吊巢由。书因入洛传黄耳，乌为伤心改白头。明月可怜销画角，花枝莫遣近高楼。台城一片歌钟起，散入南云万点愁。”

　　在龚鼎孳大量的送别、怀人、赠答诗中，“失路”这一意象被广泛使用，凡表现内心忏悔、自责、沧桑、羞愧的种种复杂感情，他俱以此意象概之。如作于康熙四年的《老友阎古古重逢都下感赋》：“城南萧寺忆连床，佛火村鸡五更霜。顾我浮踪惟涕泪，当时沙道久苍凉。壮夫失路非无策，老伴逢春各有乡。安得更呼韩赵辈，短裘浊酒话行藏。”阎古古即阎尔梅，乃是龚之旧友，明亡后，阎因抗清被逮捕，两人多年未见。既而重逢，加以龚即将为阎了结此案，故惭喜交并，欲其他友人如韩圣秋、赵友沂等共来叙重逢之乐，此诗将龚面对老友时的喜悦、羞愧、表现得细微入神。面对老友、故人，龚鼎孳不掩饰对自己“失路”的内疚、自责与惭愧。

　　在龚鼎孳的诗集中，除了失路之痛这个主题外，故国之思也是另外一个重要主题。在《如农将返真州以诗见贻和答》一诗中，就表达了龚对故国的强烈思念：“曾排阊阖大名垂，蝇附逢干狱草悲。烽火忽成歧路客，冰霜翻羡贯城时。花迷故国愁难到，日落河梁怨自知。隋苑柳残人又去，旅鸿无策解相思。”姜埰，字如农，明未因言事被遣戍，龚鼎孳曾三次上书相救。明亡龚入仕新朝，姜则坚守气节不仕，是当时著名的遗民。此时二人重逢，已是江山易帜，友仇皆散。“花迷故国”之愁、“日落河梁”之怨，形象而确切刻画出龚的复杂心态，即有对故国深切的爱恋，又有对自己李陵身份的惭怨。“故国”作为与新朝对立的意象和传统文化的载体，对其的追思与怀念即表现了贰臣对失路之行为的深切的忏悔，也表现了贰臣诗人与遗民共同的文化品格，这也是他们虽然政治立场大相径庭，但私交却甚笃的重要原因。龚鼎孳的故国之思可说是无处不在，无论是在热闹的歌舞场中、酒宴席前，还是在思朋怀友、伤春悲秋，都能引起作者浓重的故国之思。故国如同缕缕萦绕于心中的细丝，触一端而动全身。

　　著有《定山堂集》47卷，其中《诗集》43卷，《诗余》4卷。初刻于康熙四十二年（1673）。雍正时禁毁钱谦益文字，因书前有钱序，加之龚氏诗文内有碍语，全部板片入缴藩库，世传很少。光绪九年（1883），龚氏十四世孙龚考绪重为辑集付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