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奇龄（1623—1716），原名甡，又名初晴，字大可，又字于一、齐于，号秋晴，又号初晴、晚晴等，绍兴府萧山县（今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以郡望西河，学者称“西河先生”。清初经学家、文学家。

　　明末诸生，清初参与抗清军事，流亡多年始出。康熙时荐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充明史馆纂修官。寻假归不复出。治经史及音韵学，著述极富。所著《西河合集》分经集、史集、文集、杂著，共四百余卷。

　　毛奇龄与弟毛万龄并称为“江东二毛”；与毛先舒、毛际可齐名，时称“浙中三毛，文中三豪”。“扬州八怪”中的金农及陈撰均为其徒弟。

　　毛奇龄的学识渊博，能治经、史和音韵学，亦工词，擅长骈文、散文、诗词，都自成家数。精通音律，并从事诗词的理论批评。他在书法艺术上也功力深厚，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在清代初年很受推崇。毛奇龄的书法，骨力骏健、笔势挺拔，儒雅清奇、个性强烈，是文人书法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毛奇龄博览群书，经学词章，各擅胜场。遇有异说，必“搜讨源头”、“字字质正”，好持自己独特见解。其所撰《四书改错》是针对朱熹《四书集注》之抨击。毛奇龄一生以辩定诸经为己任，力主治经以原文为主，不掺杂别家述说。他在少林寺写的《大学知本图说》，为其得意之作。以及其他众多著作，均阐明他的治经思想。除潜心经学外，对地方志也有研究，著有《湘湖水利志》3卷、《萧山县志刊误》3卷等。此外，毛对文学、音乐颇有造诣，好诗词歌赋，著有《西河诗话》、《西河词话》多卷；又曾教授乐律，著有《竟山乐录》4卷、《乐本解说》2卷等。近人邵瑞彭评其词“雅近齐、梁以后乐府，风格在晚唐之上”。

　　毛奇龄以经学傲睨一世，挟博纵辩，务欲胜人，抨击朱熹《四书集注》，撰《四书改错》，阮元尝推他对乾嘉学术有开山之功。他亦好为诗。初受知于陈子龙；反复变化，由三唐而上窥齐梁。其论诗，主张以“涵蕴”、不着□际“见难”，以“能尽其才”为妙；大抵尊唐抑宋，甚至痛诋苏轼。所作亦颇博丽窈渺，声名甚著。曾有琉球使者过杭州拜访他，并觅买其诗集。但毛奇龄自谓其诗“酬应者十九，宴游者十一，登临感寄无闻焉”，张维屏也说：“名家古诗多存寿诗者，殆无过毛西河。”（《国朝诗人征略》）可见其内容比较狭窄和贫乏。他还写了一部《仲氏易》，把宋人讲的《易经》推倒了。毛奇龄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是来自道佛的文献。

　　清初诗界名家中，毛奇龄正是在诗歌创作中有所追求、有所创新的诸多大家之一。著名词学专家、已故龙榆生教授在其编选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中评日：“奇龄小令学《花间》，兼有南朝乐府风味，在清初诸作者，又为生面独开也。”晚清词人陈廷焯（字亦峰）对己作自视过高，爱以个人偏见讥评前辈词家的词没他写的好，说毛奇龄词“造境未深，运思多巧。”现代作家、著名教授施蛰存不以为然，在他选定的《花间新集》中选人毛奇龄词12首，他说：“右毛检讨词十二阕，可与李波斯比美。而取境之高，直是南朝清商曲辞。陈亦峰乃讥其‘造境未深，运思多巧’，殆不知词之本源者。”施老在集中的陈廷焯词后则评之日“白雨斋(按：廷焯之号)论词主沉郁，谓‘沉则不浮，郁则不薄’，论小令主唐五代，谓‘晏欧已落下乘’。持论甚高。其自作词，亦刻意揣摩温、韦，用功于文字声色之间，但得貌似耳。”的确，对毛奇龄词(特别是小令)，采取武断否定，只能说明否定者本人“殆不知词之本源者”；对清初生面独开、自成一格的毛奇龄词，简单地斥之为“造境未深”，不仅不公允，而且不符事实。总之，毛奇龄在诗文词曲方面的成就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奇龄善诗歌乐府填词，所为大率托之美人香草，缠绵绮丽，按节而歌，使人凄怆，又能吹箫度曲。”他的《西河词话》，对词曲的发展演变“缕陈始末，亦极赅悉”(《总目》卷一九九，《词话》条)。决不能因为他没有“大江东去”式豪放词赋而对其妄加菲薄。毛奇龄和清初的钱谦益、王士桢、吴伟业、朱彝尊、陈维崧等等大家一样，在诗文词曲上的成就是不容抹杀的。